扭曲的灵魂——谢晋的悲喜交集之二 (2008-11-15 02:41:03)

扭曲的灵魂
——谢晋的悲喜交集之二
在艺术即政治的时代，谢晋无疑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弄潮儿。在他非凡的创作生涯里，政治形势始终与其如影随形。比如，1953年，国家推行新婚姻法，他拍摄了《一场风波》；1954年毛主席号召要治理淮河，他创作了《水乡的春天》；1957年，反右风起，他又与人合导了《大风浪里的小故事》；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样板戏时代，他拍摄了大讲“阶级斗争”的《海港》和《磐石湾》；在大批“走资派”时，他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名作《春苗》，直到“四人帮”覆灭前，他还完成了命题影片《盛大的节日》。事实上，除了文革初的电影生产停滞期，他一直活跃在“文艺战线”的“前沿阵地”，以自己的艺术才华配合和服务于风云多变的政治形势。也许是“为尊者讳”或“为逝者讳”，眼下的人们试图要把老人家的这些足迹抹去，“不再提起”或许是“有意屏蔽”。查看各种谢晋的创作年表，我发现，他的多部“追风”、“命题”或“阴谋文艺”的政治电影好像压根没产生过，甚至那部有些文革余韵的《青春》（1977年出品，陈冲主演）也基本杳无踪迹。
谢晋的影坛传奇耐人寻味，新中国每次大的政治运动，都有他的电影形象相伴随。其影响不是某个时期，而是各个时期，不是个别的人和事，而是半个多世纪的几代人。他的电影有着自己的基本套路，简单地说是“时政”加“人情”，这两点在他的电影里水乳交融，恰与中国观众既热心政治又渴望人情的内心期待和谐共振，这是他赢得观众的杀手锏。他总能在情与理中找到相对适宜的表达，既擅长情节的铺陈，又重视个性的塑造。因此，他的影片通常被赞为“雅俗共赏”，既叫好又叫座。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多数的国产片还在政治概念里迷失，他已在倾力刻画人物，并以人物性格的悲喜折射大时代的变迁。即使是《大李、小李和老李》那样的类型喜剧，他也津津乐道于用性格和鲜活的生活细节推动剧情，成为那个时代难得以人物见长的喜剧。虽然《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均遭遇过种种删改，但经过时间的淘洗，更重要的是，在“文艺百花园”慢长而凋敝的映衬下，他精心培植的这几朵“姐妹花”，以相对水灵、鲜明的个性，成为那个时期少数经得住观赏的奇葩。
当中国电影进入新时期，谢晋的作品一度促使浩劫重生的国民重新审视和面对各种历史疑难杂症，以至每部影片出来都成为社会话题或焦点：《啊！摇篮》中的铁血与柔情；《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中的“右派”及“爱国内涵”的争议；《高山下的花环》触及到“送死”英雄的遗留问题；《芙蓉镇》则是大银幕上对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深入反思，因为此后的电影再不准触及“文革”，某种意义上，该片具有了“揭露”与“动人心魄”的震撼性，以致成“后无来者”的绝唱。
谢晋是位颇具人生智慧的导演，他既没有或不屑于在电影语言上有所革新，也缺乏批判现实的深刻与锋芒，但他对时代的变幻有着敏锐把握，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跃上政治潮流的风口浪尖，这使他的电影有鲜明的领风气之先的气质与气魄。正因如此，他的一些代表性影片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人，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导演承上启下的代表。有人将他与日本的“电影天王”黑泽明相提并论”，我以为，凭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越黑泽明。然而，不能不遗憾地承认，时代的制约与个人的局限，使他无法获得黑泽明的丰硕成就和广泛国际影响。最终，老人家并没看到自己所期待的创作环境，因种种原因，其雄心勃勃制造的很多作品遗憾地成了“不堪回首”的“时令鲜果”或“半部杰作”。2000年，有“假大空”之嫌的《女足九号》遭遇了票房和评论的双重惨败，为他“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电影生涯划了令人扼腕的句号，喜欢他的影迷几乎不忍正视，我在当时的评论中，也慨叹着用了“英雄末路”作标题。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他作品局限性的微词就已开始。那时，质疑的是所谓“谢晋模式”。不可否认，由于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创作中的诸多清规戒律，电影在给他带来欢乐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痛苦与无奈。
在2000年和2002年间，我曾两次采访过谢晋，他不无痛苦地对我讲到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坎坎坷坷。他以高度的悟性捕捉和刻画人性，在与时代步调一致的基础上，他力图在自己影片里“以情动人”。也正因如此，几乎每部影片都备受磨难。《女蓝5号》刚拍完就被人指责搞“金牌主义”；《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与琼花的爱情戏因“儿女情长太浓”的批评而被删剪，虽然他也曾试图坚持己见，最终也只得“断臂求存”、忍痛割爱，为了编圆故事就加“革命口号”，变爱情为战斗友情，此片虽获得当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四项大奖，但每回看到“断情”处，谢晋都低头不看，心中苦不堪言。他的《舞台姐妹》被批判为“人性论”，原先的结尾“今后应该做怎样的人，演怎样的戏”的设问台词，被审查时强迫改为标语式的“今后要做革命的人，演革命的戏”。据说，该片在美国放映时，这个细节令观众哄堂大笑。我不知道，他老人家闻听此讯，内心该是何种滋味。
身在矮檐下，当然要低头。时代让谢晋委曲求全，他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片针砭的其实都是“历史之弊”，且都是高层领导已经“定调”的事，却阴错阳差地被以“针砭时弊”或“意识形态”问题而徘徊在毙与不毙之间。所幸，他的所有作品都在“遵命”认怂中“化险为夷”，“苟全性命于乱世”，他自己也以“老而不僵”敢说一些真话而“不求闻达于诸侯”。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谢晋在大时代的惊涛骇浪里完全做到不“见风使舵”，然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为他歌功颂德，而不是从他悲剧性命运中获得更多的启迪和教训，那么，对历史对后人以及他老人家的期许，都是有害无益的。从本质上说，谢晋并没有成为他期待成为的“一代大师”，或者说，没有达到他作为大师应该达到的高度。就像完全不会拍电影的陈逸飞因英年早逝而被公众迅速赐为“电影大师”一样，谢老的突然辞世，也许唤起了人们对历史与真相彻底淡漠加隔膜的些许愧疚，或者说，忽然发现这个几乎已被遗忘的老导演曾使几代国人感动共鸣。于是，无数人纷纷将廉价的“泰斗”、“大师”、“巨擘”的高帽往他头上戴，也许只有老人家自己最清楚，在这些桂冠重压下，是他不堪苦痛的扭曲灵魂。
源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347bd0100bkt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