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级官员党校求学记　解密中央党校

关乎中国前途的中央党校，比一般的校园更幽僻　　何子/图
从官员到学员
在中国什么地方，司机开车最小心？
一位外国驻华记者的答案是：中央党校。
这位记者告诉南方周末，他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在中央党校里司机开车明显让着行人。“因为他们知道，行人中说不准有中共中央未来的总书记。”
声名显赫的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位于北京西郊。
在党校大门口传达室，来访者必须递上有效证件，报上要找的人名，待工作人员电话与对方确认通过后，领得一张通行证，交与大门警卫查验再次通过后，才能踏入大门。如要进入其他建筑楼，通常还须经过这栋楼警卫的查验。
每年有大量的地厅级和省部级官员在这里学习。他们住在不同的楼里，但省部级官员的宿舍楼的查验更为严格。来访者报上省部长姓名、房间号，门卫须向楼上的领导核对请示后，方能放行。
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共中高级官员，也处于被“隔离”状态。带秘书乘座驾都不被允许，无正当理由不得缺课，请假必须经过批准。党校大门晚上11点准时关闭，超过11点进校必须登记。
“就算没出去做什么坏事，谁也不愿自己的名字老出现在晚归的记录簿上。”一位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完成从官员到学员、从个人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是中央党校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曾任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的张虎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0年，他担任省部班的教研组长，当时除了学习，还给省长部长们安排了课余劳动，“每个人都得打扫院子”。这个班上的人，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
现在的省部级宿舍楼房间里的闹钟固定7点半叫醒。据知情人士介绍，服务员每天早上7点半会准时按门铃送水，“吵得你根本无法再睡。”不过，对一些学员来说，远离烦琐的日常政务、到中央党校学习也是他们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
踏入中央党校校门第一周，每个官员都将接受一次闭卷的“摸底”考试，考的就是马列基本理论。
每个周一到周四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是学员们的上课时间。中央党校七个教学部门的教员分阶段教授某个班次，例如党建部在地厅班讲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党建历史、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等课程，接着由社科部的教员讲授民族宗教理论、社会学、干部领导艺术等课程。下午一般是自学或讨论时间，不安排教员授课。
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平均年龄，在45到50岁之间。他们一进校便拿到一份马列经典的基本书目，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要求三个月内全部读完。
对学制一年的中青后备干部班，中组部有专人参与各节讨论课，全程观察学员表现。据中央党校另一位教授称，曾有学员因课上表现不佳，学期未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性的打击”。
据统计，中央党校的中青班学员已有三分之一晋升省部级。
在这里，各级学员们还要观看细节披露更加详尽的腐败案警示片，参加文化汇演、重温革命经典，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里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地方。”一位中央党校的老学员说。
前任校长胡锦涛曾着重强调，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到了党校都是学员，都要按学校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学习。这也是中央党校自建校以来不变的要求。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和中央党校的很多教员一样，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生。
近二十年中，他看着曾坐在下面听课的学员成了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的升至中央要员；但也听到极个别学员被“双规”、沦为阶下囚的消息。
教了近二十年党史，谢春涛的压力越来越大。谢春涛说，有些官员的党史知识非常丰富，国内外的很多书都看过，这令他感到吃惊。
几位中央党校的老教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中央党校复校以来，学员素质的变化很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学员，很多只有初高中学历，现在的学员多数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据统计，研究生学历占了30％以上，有些官员还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
谢春涛说，十几年前讲讲基本史实就能满足学员的需要，现在不单史料得新鲜，还得讲出有深度的观点。一句话，得讲出对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有用的东西。
对比十几年前，现在的官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得直面矛盾丛生的改革深水区。今年发生的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山西黑砖窑等事件，无不把当地官员推到公共危机的风口浪尖。
2003年SARS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靳薇教授申请开设了“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的全校选修课，受到学员们的强烈关注。第二年，教务部门把它安排为地厅班的课程，由晚上改为白天授课。
对比十多年前，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很多官员文化素质不高，党校除了教授马列经典之外，还开了历史、地理课；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欣赏歌剧、外交礼仪等课程。
学员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的案例教学受到他们的欢迎。每学期都有班次以讨论案例的形式授课。有一次谢春涛让学员们讨论1959年庐山会议转向的教训，“大家讨论党内民主、党内监督，都谈得很开，很深入”。
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触的官员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有普遍的认同，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点上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在于怎么操作、步子该迈多大。
二十多年前，这些话题在学员间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当时有学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可以办企业，还因此跟老师们争得面红耳赤。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靳薇说。作为官员之师，中央党校的教员们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
每次课前，坐在下面的省部长、市长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教员的教态、理论观点表述等逐项评分。
省部级的学员往往比较宽容，中青班和理论宣传班的学员思维最活跃，对老师也最挑剔。曾有人在课堂上强烈反对老师意见，最后把老师轰下去，这节课这位老师只拿到100分中的37分。也有人因为老师的一句话不对自己口味，把老师告到教务部。
在目前的评分体系中，满分10分，低于九分就是教学事故。事故发生后，教研部将召集有关教员开会总结教训，讨论如何整改。
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校每学期结束时都会公布学员对教员授课的评估分，教学评估简报发到各个教研部、室。他们教研部也有规定，教员教学评估分低于各班平均分的，将被暂停在该班讲课。“竞争相当激烈，要是排名落在别人后面，面子上也过不去。”他说。
沈宝祥教授介绍，评分是这几年实行的新措施，他在党校任教期间，还没有这么严苛的评价机制。
除此之外，讲课的分寸也不好把握。“课堂有纪律”是教员必须谨记的诫条。这五个字在中央党校有特殊的含义：讲课的内容不得有违中央的基本精神。
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这里的老师对中共执政理念是认同的，关键在讲课的艺术和策略。”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徐祥临教授说。
但是，在中央党校教书，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评价。学员中也有两极化的情况。有人思想开放程度超乎教员想象，也有人动不动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曾有课上，一个班的学员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以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也有学员更愿意选择保留自己的想法。一位上过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中组部的人在，说话也不一定非得很谨慎，有时敢说话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少有交流的机会。地厅级官员和省部级官员吃饭也在不同的餐厅，住宿在不同的楼里，一些省部级干部学习结束后便回到北京住所。“除非上级找我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否则很少会碰到一起。”一位教育系统的厅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在省部班进修，陈至立就曾召集教育界的学员，了解有关情况。
学员们来自各个地区和省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学员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同一话题，他们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靳薇教授对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讲包二奶在艾滋病传播上的危险性，某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立即反应：“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没有危险了。”一次课后，甘肃的学员找到她说，原以为靳老师讲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为了教育他们的个人行为，听完才知道是为了公共卫生。
“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
靳薇说，官员们来到党校，很少打官腔说套话，往往有啥说啥。一次课上，她做了个测试：一份治艾滋病的药，该给五个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吸毒青年。
一位湖南公安系统的学员说，谁都不应该给，因为这些人都罪有应得。说到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更是义愤填膺：“律师还搞同性恋，知法犯法，更不该得到药。”
对于学员们的直言，谢志强也有同感。他说，很多市县一级的官员来到中央党校，环境变了，没有上级压着，讨论起来比较自由。“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因为他们敢说，掌握的具体情况多。”很多县委书记跟谢志强说：“有些问题我在这里就是放开说了，回去之后就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怎么做。”
直接、开放、敢言是中央党校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讨论”从这里发源，随后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民族。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中央党校，除了感叹校园漂亮之外，还没想到中央党校教员、学员的思想这么解放。
大门逐渐打开
1985年，靳薇刚到中央党校，这块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查号台问不着。”那时中央党校还是个标准的保密单位，有严格的保密要求。
今天，中央党校的门已经逐渐敞开。在这里受训的官员们，有机会接触“欧风美雨”的熏陶。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党校和国外很多研究机构、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学员出国考察也是中央党校课程中的重要内容。2001级中青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就在学期后半程去了趟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见了他们，在那次考察中，他们还参观了新加坡的议会，采访了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日活动。
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开始有外国学者到中央党校讲学。
2005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来到中央党校，就艾滋病预防发表演讲。
彼得皮奥特到访中国之前，就通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事处的有关人员向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联系，说他想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靳薇通过向上级层层汇报，最后得到校方的支持。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都参加了那次讲座。
当然，即使是现在，对很多中外政要、学者来说，想叩开中央党校的大门、登台演讲，仍非易事。
这所特别的学校，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有特殊的能量，对于中央部委官员来说，来中央党校做一次讲座，可能比开几次全国电话会议更有利于落实某项工作。
这里，每周五上午都会照例举行全校性大讲座，国家部委领导、国家领导人来到大礼堂，除了介绍国内外形势以外，他们也是来求得各级官员的理解和支持。
企业家也期望来此吸收能量。十六大以来，中央党校对外培训中心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一度引发各方热评。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是镀金，“去北大清华读MBA和到中央党校上过课，那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