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开始的海禁就是针对日本海盗-倭寇里的中国人

上文说到明朝的海禁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海盗。再补充一下这个观点的理由。
1、明朝时期的中国沿海，朝鲜由于和中国关系良好，而且还有陆地交通，因此，不受海禁的影响。
2、东南亚现在称为印度支那的几个国家，明朝初期，越南还是中国的藩属国，后来成为明朝的一个省，直到宣德年间才脱离中国，因此，海禁对于越南也没什么影响，况且越南与中国之间还有云南、广西的陆地通道。印度支那其他国家的性质与越南类似。
3、东南亚现在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在明朝初期还很落后，没有多少贸易价值，即使有一些，靠郑和那样的朝贡贸易也足够应付，不存在多少走私的问题，而且，当时这些地区弱小的政府大多都是明朝的藩属国，因此，海禁对这些地区几乎也没有影响。
4、再往南，过了今天的新加坡，到了印度，包括阿拉伯地区在内，由于海途遥远，对外贸易比较容易控制在朝廷的掌握中。当时印度洋地区也有海盗出现，但是，由于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淡马锡与明朝政府的关系很好，明朝政府等于控制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印度洋的海盗很少能够穿越马六甲海峡危害中国。
5、日本列岛南端延伸的琉球群岛（现在称作冲绳）当时也是中国的藩属国，与明朝的关系也很好。一次朝贡贸易，足以让琉球国王发一笔大财。而中国皇帝为了政治的需要，是很愿意让那些忠心耿耿的小国王发财的。因此，海禁对于日本的近邻琉球国也没什么影响。
6、朱元璋颁布海禁令的时间，比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早100年左右，因此，海禁对于西方世界也没任何影响，根本不存在所谓“拒绝先进文明”的成份。
明朝的海禁基本上就是针对日本海盗的。明朝期间，日本处于战国时期，其间短暂出现过中央政府，便立即向明朝纳贡称臣，官方贸易随即展开。日本中央政府的势力一旦被削弱，纳贡称臣便消失，官方贸易也跟着消失。而日本对于贸易的渴望，加上战国时期的混乱，造成他们的贪得无厌，官方朝贡贸易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财富欲望。从地理位置上说，日本列岛到中国沿海十分方便，而且轻易可以到达的地点范围很广，即使明朝曾经在宁波等地设立过针对日本的专门贸易机构，也难以在漫长的海岸线防范无孔不入的日本海盗。
因此，我们应该很明确地看到，明朝的海禁不是拒绝与先进文明交往，而是要阻断野蛮文明的干扰，其用意类似秦始皇当年修建万里长城，目的是要阻断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破坏。所以，明朝的海禁换一个说法可以称之为“海岸长城”。顺便提一下，罗马帝国为了阻断野蛮人的侵扰，也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如果说是海禁政策引起海盗和倭寇，为何只有日本有大量的海盗？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没有？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倭寇，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因此，明朝与倭寇的战争，其实是中国的国内矛盾，是中国沿海居民反抗朝廷海禁政策的结果。这种观点基本上是炒某些日本学者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冷饭。表面上看，在明朝的很多记载中都提到，倭寇里面“真倭”（日本人）只占“十之一二”，也有到三成的记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说抗击倭寇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倭寇成员以中国人居多的现象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纪中期倭寇危害最为猖獗的时期，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明朝初期，国力强盛，百姓生活比较富足稳定，倭寇成员中几乎没有中国人。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昏庸，朝廷无能，民生逐渐凋零，长期的海禁政策与倭寇不断入侵的破坏，严重影响了沿海居民的生活来源。加上抗击倭寇一开始成效并不大，致使沿海地区某些中国居民铤而走险，加入走私与海盗的行列。因此，我们看到戚继光在抗击倭寇的同时，也在同时镇压农民造反。明朝中后期的倭寇有时确实与沿海地区农民造反遥相呼应，这是中国国内矛盾与外部矛盾互相联合的结果，而非单纯的国内矛盾。
其次，倭寇大量掳掠中国居民，迫使他们加入倭寇行列。明朝的中国人是不剃发的，但是，被倭寇掠走的中国男性，都被剃成日本人一样的顶秃发型，使得他们难以摆脱倭寇回到国内，不得不同流合污。这个现象也带来另一个结果，由于对抗朝廷是死罪，为了避免家人和亲属受牵连，这些沦为海盗的中国人也情愿装成是日本人。他们所受的军事训练也都是日本武士的训练内容，连武器都是日本军器。致使戚继光后来花了很多精力，专门研究、研制对付日本兵器的特殊武器和战术。
第三，在倭寇猖獗期间，明朝政府也有与日本政府对话的机会。明朝政府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惩治倭寇，日本政府也多次应明朝政府的要求，释放了被倭寇俘虏的中国士兵和中国居民。这说明日本政府对于倭寇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日本政府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用来惩治倭寇，而是成为日本政府获取经济利益的砝码。
第四，徽州人王直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海盗基地，不断派遣倭寇侵犯中国沿海。他每次在中国沿海富裕地区掳掠的物资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被他自己消耗掉了吗？如果是这样，日本政府为何要无偿地给王直提供海盗基地？很显然，王直等人从中国沿海掠走的物资，大都成为日本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物质基础。而日本给予他的回报就是，为这个无法回到中国的罪犯提供立足之地，并允许他建造专门用来从事海盗活动的船只和武器等一系列优厚的待遇。当然，我们现在缺乏16世纪时日本政府或割据势力与王直等人交往的记录，这种记录更多应该是来自日本的历史资料。
第五，按照正常的国际关系，明朝政府与倭寇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政府如果想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为何还要明目张胆地长期收留这些中国罪犯和海盗？这与今天塔利班收留本-拉登有什么区别？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居然会允许一些外族人在本国境内保留一批强大的私人军事力量，如果这批私人武装不是被日本政府控制的，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我们也没有在历史资料中看到日本政府或地方割据势力与王直等外族私人武装有任何冲突和对抗，这除了说明他们是沆瀣一气的一丘之貉，还能说明什么呢？
第六，明朝中后期倭寇最为猖獗的时候，也是日本国内军阀混战最严重的时期。各路军阀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物资补给，另一方面也没有更多的人手投入到海盗行为中，因此，这一时期倭寇中的中国人其实是正好做了日本军阀的马前卒和帮凶，成为与日本政府和军阀割据势力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共同利益集团。有人将倭寇中的这些中国人比喻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伪军，我觉得还有点类似。现在某些企图为王直翻案的人说，王直手下的日本人其实是王直的雇佣军。事实恰恰相反，王直的私人海盗武装，其实是日本的雇佣军。《明史》中记载：“汪直（王直的另一个历史名字，也许他在中国的原名叫汪直，做了倭寇之后，怕辱没祖宗而改了姓氏）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勾诸倭”一说，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王直在日本海盗中的真相。由于王直等人对中国沿海的情况更加了解，他们勾结日本的海盗势力引狼入室，造成的危害便更大。
第七，16世纪中期，戚继光等人剿灭了以中国人为首的倭寇之后，倭寇的危害大大减少，但并没有立即全部消失。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戚继光等人剿灭的只是盘踞在中国沿海岛屿的倭寇，并没有深入到日本本土，因此，还有很多日本人或以日本为基地的倭寇继续做着海盗的营生。另一方面是因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已经在东亚海面出现，而中国也开放了海禁，日本已经有可能通过与这些欧洲人的交易获得必需的物资，从而减少了对于中国的海盗行为。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倭寇恶习不改，继续干着海盗的勾当。
第八，倭寇真正的消失是在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驱逐欧洲人，迫害被欧洲人传教的基督徒，彻底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西太平洋上的倭寇才彻底消失。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对于海盗行为是有很大控制能力的。当初在东亚海面的海盗行为对日本有好处，所以日本政府放任倭寇，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到了17世纪，日本如果继续从事海盗活动，不光要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击，还要受到武力更加强大的欧洲人的打击，于是不得不用闭关锁国的政策保护自己，从而中止了几百年来危害西太平洋地区的海盗行为。
我们从上面几个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倭寇的海盗行为是日本政府或地方割据势力公开支持的。在倭寇危害中国沿海的300年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倭寇的主要成份都是日本人，只有在16世纪中期，由于中国国内的矛盾上升，导致一批中国人加入到倭寇的行列，并且由于他们对中国沿海更加了解，因此危害更大。而当日本政府真正开始控制的时候，危害中国及东南亚的海盗活动才彻底消失。
最后，我们看到，倭寇被剿灭后，明朝立即开放了海禁。此时，菲律宾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从墨西哥获得的白银，通过菲律宾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明朝政府的外贸收入迅速增长10倍以上，使得自身白银矿产并不丰富的中国，终于可以用白银当作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这也再一次证明，从朱元璋开始的海禁就是针对日本海盗的特殊政策，而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明的愚昧政策。抱着一种思维定式，很容易误读中国的历史。明天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