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前夜郭沫若“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

1966年的春天肃杀凝重。政治局势的惊心动魄，已经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在“文革”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下，郭沫若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发表了“焚书”声明，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
郭沫若提出辞职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接到郭沫若的辞职信后，迅速上报中央，请示如何处理。1966年1月31日，张劲夫带着有关高层领导的指示，以征求郭沫若对科学院工作意见的名义，登门探视。郭沫若表示，自己的辞职和中科院的工作无关，只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开始以后，两相对照，感到自身问题很多，继续担任这些领导职务，怕影响不好。原来也考虑过辞职，最后才下决心写了这封辞职信。对组织没有什么意见。另外住这么大的房子，心中也常常感到不安。自己还考虑过是否应该下去锻炼锻炼，当个中学老师。张劲夫当即表态说：你的问题和吴晗等人性质不同，组织上希望你继续在中科院工作。
郭沫若的辞呈没有被批准，显然表明党对他是信任的。但是，在大批判浪潮的挟裹下，许多事态，依然向不利于郭沫若的方向发展。郭沫若的内心依然忧心忡忡。
郭沫若的紧张状态，以及不少人的批判意图，被上层获知后，很快成为议论的话题。薄一波曾回忆：“在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同志提出了‘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当时彭真尚未被打倒，为了应付批判《海瑞罢官》后的政治形势，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交政治局审议。围绕这个提纲准备的材料之中，就有郭沫若的辞职信和许多人要求批判郭沫若的材料汇编。郭沫若的情况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发话，为郭沫若解了围。毛泽东在听取《二月提纲》的汇报时，指出郭沫若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这样《二月提纲》中涉及郭沫若的内容，才在定稿中被删去。而且在不同场合涉及郭沫若时，毛泽东多次指出，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人不懂学术，郭老的古代史研究就很有成就。对于有人指责郭沫若写赞扬海瑞的诗是大发牢骚，毛泽东为他辩护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
但毛泽东只是为郭沫若阻挡了来自于政治圈子的暗箭，而且毛泽东的谈话只是限于口耳相传，并没有写进文件或公开宣布，一般群众根本不明就里。
而且，为了对抗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由江青、林彪操纵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很快出笼，并转发全党。
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闹革命”的烈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郭沫若头上。有的撰写揭发郭沫若的材料，甚至还有不少人直接写信，严厉质问和指责郭沫若的反革命动机。比如，有人翻出历史老账，严厉指责郭沫若：“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为什么支持这个口号？更有人挖空心思、上纲上线：你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全国人民都在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
诸如此类的指责，让郭沫若实在是无法安心。“东方白”之类属无稽之谈，可以置之不理。可是支持“国防文学”口号一事，却是人证俱在，郭沫若坐卧不安、心神不宁。经过再三思考，他选择了向秘书诉说这一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苗的检阅》、《在国防的旗帜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我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
在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根据《纪要》精神，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人员发出警示。郭沫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表态机会，公开畅谈他思虑已久的政治态度：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若沫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4月28日，《光明日报》为之拟定了《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全文刊登。他的讲话一出，引起国内外的反响。尤其是在日本，郭沫若享有很高的威望，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询问郭沫若“焚书”的真意。
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郭沫若却一身轻松踏上了西去巴蜀的列车。这次大西南之行，是以视察、参观成都和攀枝花(当时叫渡口)等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名义入川的。与他同行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还有当时主管经贸口的副总理薄一波。郭沫若每到一地，必有诗词歌赋问世，且紧密联系当前政治形势。在大邑，他又参观了曾经连看三遍的《收租院》泥塑，愤而赋诗：“
收租院里三次来，怒彻心脾恨满怀。观众如潮门外涌，五洲震荡激风雷。”在攀枝花，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感染，纵情歌颂：“主席思想挂帅，物质精神互变，满望新愚公……”
这次行程，还有一个微妙的私人意图，这就是计划回久别27年的老家乐山沙湾镇看看。年逾古稀，又遇险风恶浪，无可奈何之际，“告老还乡”的念头，或许在郭沫若的脑际几经盘旋，借公务之机回乡探视，是否是为最坏的结局打前站呢？
正当郭沫若在观望之中准备返乡时，5月1日晚上，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令，回京参加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个没有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表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
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发出了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派的信号。在《五·一六通知》公布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了郭沫若《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的手迹：
灿烂英雄象，辉煌时代光。伟大熔炉威力，好铁炼成钢。阶级感情充沛，主席思潮澎湃，滚滚似长江。一气呵成后，锤炼百千方……
1966年前后因批判《海瑞罢官》带给郭沫若的政治压力，似乎可以解除了。
但不管郭沫若理解还是不理解，“文革”的熊熊烈火，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志点燃了。
1966年6月22日，郭沫若被任命为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次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他也借这次会议，担当了向外界传达和介绍“文革”情况的重任。196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于7月4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发言的最后，郭沫若就自己在4月份有关“焚书”的论调，向国内外同行进行了解释和澄清：
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2000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结束了在北京的议程后，7月17日，毛泽东在郭沫若的陪同下，在武汉接见了参加亚非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观察员。
就在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日，郭沫若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们，在武汉长江的游轮上，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横渡长江的壮观景象。这其实是向中外人士宣布，已经73岁高龄的毛泽东，依然有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然，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周恩来保护郭沫若
在毛泽东离京的这段时间，由于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出工作组，“文革”浪潮暂时得到抑制。对局势甚为不满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山，领导“文革”顺利进行。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小将。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达1300多万人，终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不分青红皂白的红卫兵们，把革命的烈火烧遍了全国各个角落。“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斗志昂扬的红卫兵们终于可以合法地宣泄革命激情了。“打倒反动文人郭沫若”的大字报，不但贴满了前海西街郭沫若府第的大街小巷，更有群情激昂的大批红卫兵聚集门前，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勒令郭沫若老实交待问题。
红卫兵们给郭沫若罗织了百般罪名，最有意思的是，红卫兵们竟然在郭沫若为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题签中，看出“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个字组成。
造反造红了眼的红卫兵们，竟然把抄家的烈火烧到了章士钊的府第。在被抄家的第二天，章士钊的紧急上书就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予以保护”。
接到指令后，周恩来迅速草拟了一个应予以保护的干部名单，获毛泽东批准。在名单上面，特别列出了应予重点保护的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等13位民主人士。周恩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这些最有影响的党外人士。
早就知道郭沫若艰难处境的周恩来，派得力人员童小鹏来到郭沫若寓所，传达指示：为防止红卫兵失控而发生意外事件，郭沫若应迅速携于立群出外避难。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郭沫若和于立群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专为中央高层领导服务的新干六所，避祸一月有余。
红卫兵揭批郭沫若，不但对郭沫若伤害很大，也牵连到了子女。“文革”初期，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郭平英(郭沫若小女儿)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因为政治意见分歧，被别的激进学生排斥。这其中也有因郭沫若的问题产生的影响。她回忆说：“当时有位同学非常真诚地给我提意见说，‘你为什么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这样的举动，应该好好想一想家庭的因素。你父亲就是在革命低潮时做过软骨头的。’”
不管怎么样，郭沫若毕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或许，郭沫若再一次感受到了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伟力，他不能不对毛主席的信任和保护心存感念。
郭沫若毕竟是文人出身，随波逐流本身，对郭沫若就是一种折磨，况且还要言不由衷。“文革”前夕，郭沫若对现实已经烦透了，他告诉陈明远：
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污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污泥中钻出来的人，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该不断地冲刷掉身上的肮脏。当然也不要倾盆大雨似地猛冲下来，冲得个落花流水，叶败枝残……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么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
严峻的形势，本来就使“赤子之心”可望而不可及。“文革”的爆发，更是让这点渺然的期望，变成了天方夜谭。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时代，还有什么境界能去追求呢？贾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