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革遗事

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冯锡刚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1971年的秋天，诗人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访问新疆。蓝天寥廓，晴空澄澈，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牧民们为远道而来的贵宾表演赛马。骏马的所向披靡，牧民的矫健身手激起宾努一行的阵阵喝彩和掌声，也触发了诗人的兴会。赛毕，郭沫若即席朗诵《浣溪沙·访东风公社》：
战友高棉远道来，天山山麓盛筵开，东风牧社巧安排。
骏马奔腾撼大地，晴空澄澈绝纤埃，欢呼阵阵走惊雷。
以口占的形式，吟哦出声情并茂的旧体诗词，比较那些歌颂“文革”的作品，这一篇没有标语口号，没有枯涩、生硬的时髦名词，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场景。
这一天恰好是9月13日。
就在郭沫若大发诗兴的一刻，蒙古温都尔汗上空一声爆响，林彪及其死党折戟沉沙，葬身于异国荒漠。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成为十年动乱的一个重要分界。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一
1971年10月，郭沫若建国后惟一的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专著《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写作起讫时期无由断定。据郭沫若“文革”前专事历史的秘书推测，大约是开笔于1969年5月之后，但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开笔时日的话，考虑到1972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时作者作过一次修订，似乎也可以视此为诗人在“文革”后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
《李白与杜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作者力图“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抑杜。看看该书部分章节的标题即可感受这种强烈的倾向：论李白则“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第二次大失败”、“道教迷信及其觉醒”；论杜甫则“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关于李杜优劣高下的争执，古来即有。新中国成立，此种学术争鸣仍然存在。但是对李杜的抑扬多半是在肯定李杜同为一代大诗人的前提下来互争高下的。郭沫若则不然。在拔高李白的同时，对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求于前人的贬损。这种全新的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反映出了“文革”以来的“新气象”。
“文革”之前郭沫若对杜甫有过相当崇高的评价。1953年4月，诗人为成都杜甫草堂书一联语：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这副联语与朱德当年撰写的“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一联均系流传广泛的佳作。
当然，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艺术欣赏上确实更喜欢李白，1962年3月，他在广州放言谈诗，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没有疑问，这里所谓的喜欢与否，大体是从艺术欣赏上着眼的。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早在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谈话中已表示过对李白的欣赏；1958年游成都草堂时流露过不甚喜欢杜诗的意思。郭沫若如同毛泽东一样喜欢李白。这纯然是艺术欣赏上的共鸣，不能说是个人崇拜的趋时。但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有时与个人崇拜两者间颇难界定。此后数年间，个人崇拜之风日烈，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中，这类“端倪”日见明显。例如1965年2月，郭沫若为《光明日报》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墨迹而写了一篇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其中有一段文字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须知，郭沫若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旧体诗词的诗人和独树一帜的书法家呵。还有一段更加别出心裁的文字：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文革”决非突发的人间奇祸，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郭沫若的这些文字提供了一份有意味的材料。智者如郭沫若尚且如此，更何况芸芸众生乎。“文革”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一切谬误推到极端。在“文革”的大气候下，郭沫若写出扬李抑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李白与杜甫》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要以“今天的标准”来评论李、杜，所谓“今天的标准”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毛泽东的标准。他将毛泽东的艺术欣赏上的个人口味的好恶提高到作为文学史上的全面评判的准绳的高度，不正可以追溯到几年前透过毛泽东墨迹而发见“四个第一”原则的穿凿附会上去吗？！
动乱刚刚结束，有人致函郭沫若，对该书的失误提出委婉的批评。郭沫若于1977的1月复信表示：“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不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这段话虽与该书的实际有较大的出入而难免饰非之嫌，但多少从另一个角度透露出作者向来喜作翻案文章的反潮流精神。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学者，郭沫若写过不少漂亮的翻案文章。对这些翻案文章，虽也不无争议，但很少有从写作动机上去非难的。但是这一次（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却成了问题。一个真正有创见的学者，不可能没有反潮流的精神，问题的实质在于：郭沫若恰恰在个人崇拜这个时代的潮流面前缺乏抗衡。作者似乎以反潮流的精神翻了历史上“千家注杜”和“一家注李”的案，但那种带有鲜明的“文革”印记的任意拔高和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却在实际上迎合了一股与个人崇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代潮流。这也许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
《李白与杜甫》这部近20万字的学术专著，是郭沫若晚年费了大心血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但是一切尊重历史的人深感痛切的是：这是一枚苦涩的成果，它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1973年，一场新的磨难开始降临到这位诗人的头上。
这就是至今令人不无困惑的“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肇发于1974年春，但是由对林彪的批判而牵扯到孔子则更要早些。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显然，这是专为毛泽东而排印的。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高度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评峻切。“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样的措词令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1963年12月关于文艺的一个指示中的用语：“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过毛泽东对郭沫若仍然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沫若并非党内的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并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江青的用心十分险恶，拉大旗作虎皮，凭借毛泽东提出“批林批孔”的意向，进而“批周公”。
周恩来处于“文革”以来继1967年春夏之后最凶险的境地，他对江青的居心洞若观火，依然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等待时机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很清楚，江青一伙羞辱郭沫若是冲着自己来的。还在“一·二五”大会之前，周恩来就去探望过郭沫若。对毛泽东半年多来的屡次批评，周恩来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但是他意味深长地宽慰郭沫若，要他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说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读书（《十批判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周、郭之间有着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即便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也是知音和益友。郭沫若一直珍藏着周恩来1942年3月7日与自己切磋《屈原思想》的书信。周恩来不同意郭沫若“拿‘德政’‘刑政’来作当时社会变革的两大思潮”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制的最后完成，还在西汉，而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的革命方始完成这一改革，故‘德政’也好，‘刑政’也好，都还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种过渡时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据此，涉及到对屈原的评价：“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如何？”周恩来虽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的罕见才识令郭沫若折服。共同的战斗经历也使周恩来充分理解郭沫若在重庆时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现实战斗意义。十分熟悉郭沫若著作的周恩来，是否通读过《十批判书》固然难以断言，但是不会不清楚写作的动因。郭沫若在该书的后记中明白无误地抨击当时一位学人所作《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有意阿世”。他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篇中，对秦王嬴政作了特别峻切的抨击，这固然基于学术上的见地，但多少含有“反其道而行之”的现实指向。这种比附现实的做法于纯正的学术研究不免带来某种折扣。“古为今用”和“影射”之间往往是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作为一个身兼战士和诗人的学者，郭沫若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中的得失很值得后人研究。历史仿佛在同郭沫若开玩笑。30年后若抨击秦始皇则颇有“有意谤上”之嫌。郭沫若的挚友和知己田汉以一出《谢瑶环》而获罪于世，早在1966年的早春时节就受到挞伐，并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孟超的《李慧娘》并列为“影射现实”的大毒草。田汉和吴晗、孟超都在这场浩劫中丧命。要不是毛泽东的真心实意的保护，郭沫若的下场是可以想见的。说实在的，自从读到毛泽东《沁园春·雪》之后，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了（毛泽东在词中将秦始皇与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因此，他早在“批林批孔”之前就修正了自己对秦始皇的评价，如果是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事情当然好办得多。但目下的政治色彩较之当年是有过之无不及，这不能不使郭沫若苦恼和踌躇。
“一·二五”大会后，周恩来又一次显示出“参天大树护英华”的本色。当晚，他派专人去郭沫若寓所，向其亲属传达保护措施：
“郭老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要做到以下四条：第一，郭老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卧室中搬到大房间里去住，卧室小，氧气少，对老年人健康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郭老的女婿）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王负责。”
得到周恩来的深切关怀，郭沫若的情绪大为好转。他完全能体察周恩来处境的艰难，因而格外感戴这种宝贵的关怀。他也始终信仰毛泽东的决策，包括屡屡涉及自身的“批林批孔”。这境况与“文革”前夕颇为相似：一方面，他对批判田汉、翦伯赞这些文艺与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怀着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感情，力阻自己最心爱的弟子写反驳文章，看出“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告诫这位20来岁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上当”；另一方面，真心实意拥护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决策，不但在1966年4月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样一段话），而且在1967年6月诗颂江青（显然，这是视江青为毛泽东的政治代表）。尽管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是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从未稍减过，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也未动摇过，正是因为涉及到自身，郭沫若感到需要对这场由毛泽东发动的运动表态。
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这两首诗均未正式公开发表。“其二”在一些出版物中引用过，个别字句稍有出入。“其一”则尚未在出版物中出现过，笔者所录系当年的传抄稿。从整体风格上把握，《春雷》可以断为郭沫若的作品。“其一”是对毛泽东《读〈封建论〉》一诗的颂扬：“肯定”、“判宣”均由毛诗中“百代多行秦政制”、“孔学名高实秕糠”而来；而“十批大错”、“柳论高瞻”更是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所作的自责和推崇。“其二”更具表态的性质。以“读书卅载”起篇，是对自己写作《十批判书》以来30年间思想演进的剖白。“知有”，“难排”可谓曲尽心迹，既是追随毛泽东的真诚表示，又是知识分子“原罪感”的自然流露。与“其一”的尾联一样，颈尾两联则是诀别旧我，再造新我的誓词，算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的竭诚拥戴。
诗人晚年校阅出版的《沫若诗词选》，包括建国初期至1977年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以纪年编排。耐人寻味的是1974年为空白，以技术而言，《春雷》（尤其是“其二”）远较入选的“文革”时期的诸多篇章高明。作者宁缺勿选，只能说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此诗的内容已为作者所不取。个中原委，可能与“批林批孔”更多地带有江青的印记有关。
江青对郭沫若这样的表态，既得意又不满意。诗毕竟只是诗，既不是政治宣言，更非批判文章，她需要郭沫若作进一步的表白。在“一·二五”大会前后，张春桥去郭沫若寓所，鹦鹉学舌地指责郭在《十批判书》中骂了秦始皇。郭沫若顶了一下这位“文革”新贵：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谈话不了了之。江青自恃毛泽东夫人，且半年多来毛泽东召见她又是谈话又是记诗，更有圈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非常之举，尚方宝剑在手，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2月10日下午亲自出马，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所谓“王明路线”自然是指抗战初期王明主持长江局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与“批林批孔”有何干系？这时冒出一个“批王明路线”用意何在？原来周恩来曾与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了解这段历史的郭沫若焉得不察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居心，面临如此重大的政治抉择，面对不可一世的江青（毛泽东的夫人呵！），郭沫若既不能屈从，也无法辩正，于是只有报以沉默。江青视沉默为怯懦，步步进逼，要郭沫若写文章批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半年前，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然则“宰相”所指是不言而喻的了。郭沫若不能出卖自己的良知，面对这咄咄逼人的胁迫，保持了庄严的沉默。喋喋不休的江青还嫌不解气，不再满足于影射，干脆直指现实，大批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来华拍摄《中国》的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面对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郭沫若决不随声附和，“惟沉默是最高的蔑视”。郭沫若此时所奉行的正是鲁迅的处世之道。
就这样，浅薄而恶毒的江青居然纠缠了整整两个小时。郭沫若怀着难以抑制的愤怒和殷忧，对夫人于立群说：历史自有公论，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总理的。当晚，忧愤交加的郭沫若体温骤然上升，肺炎突发，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殆的地步。
周恩来闻讯深为震惊。他曾对于立群说过，郭老身体好，可以活到100岁。这并非应酬的戏言，医生也对年逾八旬而心脏还像年轻人一样的郭沫若表示赞叹。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一天数次过问，不时派出自己的保健医生去医院探望，对抢救工作相机作出指示。
毛泽东虽几次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但似无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意向，毛泽东也从未对这位诗人和学者有过猜疑。他一样关注郭沫若的病情，并派专人前去探视。
得到领袖们的关怀，郭沫若终于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但一向健康的身体从此垮了下来，再未能完全康复。4月30日，王廷芳向他转达组织上的意见：明天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能否参加由郭老自己决定。大夫建议不去为好，王廷芳则考虑到郭沫若久未公开露面，为杜绝流言，还是参加上午的活动，晚上的活动就不参加了。院方同意这样安排，但郭沫若情绪不好，不想看到江青一伙的嘴脸，结果，“五一”节白天和晚上的活动未参加，果不其然，很快谣言四起：郭沫若有问题……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批林批孔”中，与某些学者相比，郭沫若虽也有过误传春讯的一刻，但终究窥破了江青一伙的心机，为维护周恩来的英名而保持了庄严的沉默。
漫漫10年长夜，这一刻是郭沫若最有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