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恢复良心的运动

中国需要一场恢复良心的运动(转)

“恢复我们的信仰和良心，就是恢复我们做人的资格！”当下的中国，各行各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其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程度，已不仅仅是个制度缺陷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如何恢复良心重新做人的问题了。从媒体所报道的事件来看，有些恶行的性质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还有良知的“人”的想象程度。例如，湖南孕妇卢善辉在广东东莞因被怀疑偷了超市的东西而被砍掉了四个手指；湛江一农民去追讨包工头欠儿子的工钱而被砍掉一只手臂；山东一法官在水库游泳时，把一个与自己开玩笑的儿童扔进水库而不许别人去救，等等。面对这种野蛮行径，很多人把它归因于中国是个专制国家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地球上同样是专制的国家中，又还有哪些国家发生过象中国这样的野蛮暴行的？
中国的问题很多，制度是一方面，但我觉得首先是“人”本身出了问题。把一切归因于制度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因为，制度也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丧失了廉耻，堕落到连做“人”的最低人伦底线都抛弃不要的地步。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灵魂正在急剧地沙漠化、盐硷化、魔鬼化，行为则正在野蛮化、残忍化。对这样一群人去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似乎有些绝望，因为，在一块已经彻底盐硷化、沙漠化、魔鬼化的心灵土壤上，自由、民主的种子能在其中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吗？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降临中国之前，首先得改造中国人那已经沙漠化了的心灵土壤；在民主自由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开花之前，更需要改造中国人那已经盐硷化了的心灵土壤。试想一下：一个在公共生活中连起码的礼仪廉耻都不要了的民族，一个连交通规则都不愿遵守的民族，一个拒绝诚实信用而靠谎言、欺骗来生存的民族，怎么能够产生民主自由所要求的宽容、妥协、诚实、信用的人生态度呢？怎么能够自觉自愿地去服从和遵守民主自由所要求的一整套繁杂的程序呢？我们坚信：在野蛮的状态下，人不可能产生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只有在野蛮的心灵受到文明的驯化后，自由才会在其中生长。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在于：在野蛮状态下，人完全听凭自己的本能欲望去行事，毫无规则可言；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就在于人学会了服从规则（道德的、法律的），不再是自己欲望的奴隶。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来一场恢复良心，恢复做人的精神觉醒运动！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连人都不会做了，堕落到连兽类都不如的地步。几千年来，有关做人的书在中国不可谓不多，然而，在这些书中，又有多少是为了把人熏陶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呢？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培养奴才的。只要与来自自由国家的公民一交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公民的素养之差。绝大多数中国人离文明的素养太远，更遑论成为一个公民了。今天，我们终于发现，在精神极度贫乏的中国，在道德败坏、良心泯灭、野蛮横行的中国，竟然出现了被茅于拭先生称之为“一项非常及时的精神扶贫工程”、教中国人怎么做人的“良知文丛”。对中国人来讲，该文丛称为“心灵消毒工程”更为确切。在这个文丛里，有四本书真可谓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真阅读并实践它。这四本书就是19世纪英国的公众道德学家、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着的《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品格的力量》(CHARACTER)、《人生的职责》(DUTY)和《金钱与人生》（THRIFT）。听说这套书在西方国家都是年轻人的人生教科书。于是，我也买来看了，读后确实受到了巨大震撼！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受到这几本书的感染，也许中国社会也不至于恶劣到今天这个地步。
斯迈尔斯的着作没有高深的讲道，仅仅向我们重申了那些促使人类走向健康进步的伟大精神力量和高贵的人格品性：诚实、正直、良知、责任、品格、精神意志、拒绝出卖自己、勇敢、仁爱、同情心、节俭、信守承诺、真诚地反对给别人带来痛苦、如何拯救灵魂等。这些有助于维护自由的道德素养，既无英雄主义的性质，也无贵族品格，更谈不上有什么革命性质，恰恰想反，它们是家庭行为，是朴实无华的寻产常事。从小到大，我们也受过系统的中国版的人生教育，然而，与斯迈尔斯相比，我们不得不心向往之了，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斯迈尔斯的着作把上苍赋予我们的脆弱的自然生命塑造并升华成了具有高贵品行的精神生命。这种精神生命的价值，正如蒋庆先生在《基督的人生观》里所说：“我们必须具备一种精神的能力，才能成功地对付生活中的各种情况，避免我们道德的堕落。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最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腐蚀我们，败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没有在我们的自然生命中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生命，我们就没有道德能力来承担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们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罪人、一个众生、一个小人……我们只有这样理解生活，我们才能完满地解决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的心灵才能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找到一个安宁的归宿。”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近来网上有一种甚嚣尘上的论调：“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或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作者们转弯抹角地论证了一大堆，唠叨了半天其实只说了一句话：“ 素质低下的中国人民造成了现在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存的政治体制符合素质低下的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本来是一种不值一驳的谬论，但经过有心人的包装后，却让作者们披上了忧国忧民的外衣，著实欺骗了一些人。很明显作者们是在偷换概念，因为素质低下的人民的确是会拖中国体制进步的后腿，但素质低下的人民是不可能制造一个落后的政治体制。
首先，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共产党的中层干部) 对这个体制的确定和改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有什么样的制度”，那还有几分道理。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一位作者的观点颇有创意：他认为是因为人民的素质低下迫使政府采用目前的政治体制。这句话很耳熟，虽然换了一些单词，但意思和口气跟奴隶主们一样荒谬：“是因为奴隶们不尊守纪律所以我们必须用皮鞭和镣铐”。所以在这里，我根本不想浪费心思去和出身在红墙里的共产党高干贵族的子孙们辩论，就象告诉他们“有些农民在饿肚子” ，他们的答复很可能是“为什么不上麦当劳”。总之，不被气死也会被笑死----不值得。我只想问有能力接受不同观点的朋友们几个问题，请问在一个体制下：
1) 勤劳者很难致富，发财者多为权贵, 坑蒙拐骗者逍遥法外。你仅指责人民懒惰公平吗？
2) 说真话的人会倒酶，甚至进监狱，诚实的人连生存都有困难。与此相反，做假的人升官发财，政府更是带头说假话。你说人民怎么敢诚实？
3) 法律管不了权贵，执法者知法犯法，政府朝法夕改。人民根本就无法可守，怎么产生的奉公守法的公民？
4 ) 新思想新事物可能被当成异端邪说，谁敢去开创探索？科学文化怎么进步？
5)父母和老师说一套做一套，教科书满篇谎言。你让孩子如何如何相信大人的道德教育？又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
6) 不送礼就没办法作生意，你能说行贿就是企业家的错吗？
7)政府把一切错误都归究为别人的错，或客观原因，或外国势力干涉，一味推委责任。整个民族就不会有反省精神，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人民的整体素质怎么可能提高吗？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根本就是举不胜举。请问：不改革中国现行落后的社会体制，人民的素质能提高吗？中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够可怜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还要把屎盆往我们头上扣。五十多年，共产党的道德教育的实践只检验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整体素质只会越来越低。”因为 “适者生存” ，老百姓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就必须降低自己的素质。
当政者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顽固反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整个民族的素质日益低下，已经是祸国殃民了。进一步把原因归罪于自己同胞的素质则可以说是丧尽天良，还算是人吗？连畜生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