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及其影响（393）

辛酉政变及其影响

南宋诗人陆游在《钗头凤》中曾感叹差错凄惨的爱情：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在词中连用三个“错”字，而这三个“错”字借用在咸丰帝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的一生可以用三个“错”字来概括：第一错错坐上皇帝宝座，第二错错离开京城北京，第三借错定了顾命八大臣。

首先看第一错。道光帝共有9个儿子，在他立储时，前三子早死，后三子年幼，五子奕誴已过继给惇亲王奕誴，剩下的人选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奕詝生母为皇后钮祜禄氏，奕?生母为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钮祜禄氏早死，奕 生母静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詝。因此，两人是在静贵妃的照料下成长的，不仅年纪相仿，而且同在书房读书，无异于亲兄弟。奕詝有一次在南苑打猎时从马上跌落下来，虽经太医诊治仍留有残疾，行动不便。而且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留下了很多麻子。而奕?身体很好，并且天资聪颖，武功又好，书文也不错。道光帝是个传统型的君主，在立储问题上颇费周折。据史载，有两件事使道光帝决定立奕詝为皇储。第一件，道光二十六年，在南苑举行一次打猎，诸皇子中奕?收获最多。奕詝根据师傅杜受田的授意，默立一旁，垂手侍立，不发一箭。道光帝问其原因，他答道：“时值春季，鸟兽哺育，不忍伤生。”这种观点正符合老皇帝的传统道德观念，不禁大喜曰：“此真帝之言。”另外一件事，道光晚年身体衰弱，一日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两位皇子事先请示各自的师傅，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师傅杜受田则对他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两兄弟都按照各自师傅说的做了。道光帝认为奕詝仁孝，恭谨内敛，于是立奕詝为皇储。道光帝诸子中，无论从德行、才能等方面讲，奕?都是最优秀的人选，但是道光帝认为奕詝为长，而且仁孝，符合帝王的标准。另外，奕詝本人书法、绘画皆有所长，且饱读史书。咸丰错登了皇位，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悲剧，而且给清朝乃至整个中国都带来了悲剧。

平心而论，咸丰帝早年确实曾有过一番抱负，力图重振朝纲，因此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将耆英降职，琦善革职逮问，重用林则徐、曾国藩等汉臣。但是清朝内外交困的情形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现实使他心烦意乱，早年的意气风发逐渐消磨殆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面对英法联军的步步入侵，自身能力平庸，缺乏政治韬略，没有下诏抵抗的决心。大敌当前，没有身守社稷，而是逃到热河，从而酿成大错。到了热河贪恋女色，痴迷听戏、酗酒成风，吸食鸦片。而且由于对洋人心怀恐惧迟迟不肯还京，没有国君应有的使命感，也没有历史的责任感。因此，在英法入侵北京的历史责任问题上，他不仅有过，而且有罪，他才是《北京条约》签订的直接责任者。这是咸丰帝的第二个错。

第三错错定了顾命大臣。《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逐渐从北京撤兵，但是咸丰帝仍然拒绝还都。当时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即“热河派”和“北京派”。所谓“热河派”主要是指随从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的王公大臣，如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吏部尚书陈孚恩等。穆荫曾任理藩院尚书、兵部尚书，是咸丰皇帝倚重的军事与外交重臣；匡源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左侍郎，是咸丰皇帝的财政总管之一；杜瀚是杜受田之子，时任军机大臣，勇于任事，忠心不二；焦祐瀛是个很有写作才能的人，此时任军机大臣、太仆寺卿，是咸丰皇帝赏识的笔杆子。而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御前大臣载垣、郑亲王领侍卫内大臣端华等人为核心。所谓的“北京派”则是指留守北京与英法联军和谈签约的一批王公大臣，如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兵部尚书沈兆霖、内大臣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等，这一派以恭亲王奕 和他的岳父桂良以及心腹军机大臣文祥为核心。其中热河派深得咸丰帝宠信，他们主持朝政，起草政令，是有影响力的实权派。而北京派在与洋人谈判过程中逐渐壮大，并得到洋人的好感和支持，他们主张借助洋人的力量剿杀太平天国。双方在咸丰帝回銮北京这一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热河派畏惧洋人，惟恐落入虎口，因此不同意咸丰帝回京。除载垣、肃顺等人的阻挠外，咸丰帝头脑中有强烈的“华尊夷卑”思想，加上他病情时好时坏。北京派则以洋兵尽撤，一再奏请咸丰帝立即返回北京。

1860年8月20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次日，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等，宣布谕旨：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命肃顺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因此他们被称为“顾全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亲自书写，咸丰帝已经不能握笔，于是命人承写朱谕。然后分别给予皇后钮祜禄氏和6岁的皇子载淳“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各一枚，这两枚印章原是咸丰皇帝所用的闲章。“同道堂”印章由其母懿贵妃掌管。同时规定：“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交待完毕之后，咸丰帝病逝。咸丰皇帝如此安排，希望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即避免八大臣专权，也可以避免皇后与懿贵妃专权。但实际上，皇后与懿贵妃的实权要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对于八大臣所决策的军政大事有不予盖章的否决权，换句话说，没有加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而由内臣拟定的谕旨则可以不经过八大臣同意，加盖了“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却依然可以生效。另外，咸丰帝生前的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势力均衡，他忽略了以奕 为代表的皇族势力。因为他与奕 彼此的矛盾以及奕 和洋人走得很近，最终奕?的名字从赞襄政务大臣的名单中消失了。正是这一个致命的错误安排，不久之后，帝后势力就同皇族势力结合起来发动了宫廷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些都是咸丰帝所不曾预料到的。

一、辛酉政变

奕?与咸丰帝在继承皇位问题上早就存在矛盾，咸丰帝继承皇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 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介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有皇太后从中弥缝倒也相安无事。1855年，奕 生母去世，咸丰帝追封其为皇太后，但在给太后上谥号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旧例，以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奕 对此深表遗憾和懊恼。而在奕?异常悲痛之时，咸丰帝却以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由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兄弟二人矛盾更深，代之而起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而端华之弟肃顺尤得咸丰帝宠信。肃顺恃才傲物，对外实行强硬外交，对内施行严刑峻法，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几次怂恿咸丰帝限制她，因此懿贵妃非常恼恨，视肃顺为仇敌。

懿贵妃是满洲人，姓叶赫那拉氏，名字叫兰儿。她的父亲惠征最高做过安徽宁池太广道的四品官，他的道员衙署就在芜湖。17岁的兰儿于咸丰元年被召入宫，最初封号为“兰贵人”。三年后升为懿嫔，又过两年，生下皇子载淳而升为懿妃。第二年晋封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咸丰帝皇后及其它妃嫔不曾生有儿子，载淳是他唯一的儿子。俗话说母以子贵，那拉氏读书虽不多，却聪明伶俐，因此深得皇帝宠爱，与皇后也相处很好。咸丰后期，咸丰对体弱多病，对批答奏章等也烦心不已，因此有些奏章经常由那拉氏帮助批阅。虽然咸丰帝对那拉氏干预朝政的作法曾经表示过不满，也对她有所限制，甚至想仿效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故事除掉她，以免日后皇太后专权。但是，咸丰没有象汉武帝那样做，而希望通过“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结果事与愿违，终于酿成太后专权的结果。

咸丰帝死后，在“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支持下，1861年8月22日载淳在热河继位，所拟年号为“祺祥”。次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从此，那拉氏取得与钮祜禄氏完全同等的地位。因为钮祜禄氏所居的钟粹宫在东，叶赫那拉氏所成的储秀宫在西，因此分别被称为东太后和西太后。

面对握有重权的八大臣的主持朝政，颇有心计的西太后感到势单力孤，她除了在宫中与东太后结成联盟，形同姐妹外，更多考虑的是必须在朝廷上有支持自己的王公大臣。她把目光投向了以恭亲王奕 为首的北京派，他们人多势众，又有洋人的支持，只有与他们联手才能对付肃顺一班顾命大臣。按照亲疏远近，奕 理应位列顾命大臣之首，但咸丰帝对奕?深存成见，把奕?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恭亲王奕?眼睁睁看着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十分恼怒，他将一切统统归咎于肃顺等人向咸丰帝的挑唆，也急于同两宫太后结盟以进入权力中心，于是两者一拍即合。

咸丰帝去世后，顾命大臣颁发两道谕旨，立皇太子和定赞襄大臣名单、公布大行皇帝驾崩的消息。但是，奕 为了夺权，1861年9月5日，来到热河行宫迎接咸丰帝的灵柩，他在热河停留了六天，与两太后商议对策，并请求速速返回京城，因为热河处于肃顺等人的掌控之下，回到北京才好争取主动。手握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也因奕 的联络而持同样看法。9月14日，大学士周祖培的门生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在他们的授意下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人以本朝没有太后听政的礼制，极力大声反对。两宫太后亦没有办法，最后只得让步。此时的奕 已悄悄回京调兵遣将，准备捉拿顾命八大臣。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奏请上两太后徽号，于是分别上徽号为“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10月25日，咸丰帝的灵柩从热河出发回京。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先期抵达北京。第二天，事先埋伏的武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前来上朝的载垣和端华二人。然后以小皇帝的名义将八位顾命大臣的职务全部免去，前革去载垣、端华、肃顺的爵位。这时的肃顺尚在密云县护送灵柩回京的路上，奕 等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突然带兵前去将其逮捕。之后，钦差大臣胜保、大学士周祖培等疏请太后垂帘听政。作为交换，恭亲王奕 为议政王，兼领军机处，其亲信桂良、文祥、宝鋆等为军机大臣。11月8日，以皇帝载淳的名义，下诏将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处斩，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景寿、匡源、杜翰、焦祜瀛均“革职，免予遣戍”。11日，载淳即位，改顾命八大臣所议年号“祺祥”为“同治”，意为两宫太后共同治理。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的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一年为辛酉年，因此亦称“辛酉政变”，又因为政变发生在北京而称为“北京政变”。12月2日，正式实行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所谓“垂帘听政”就是在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幔，两宫太后并坐其后，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两宫太后性格有别，东太后优于德，接见大臣时经常默默无言；而西太后优于才，有帮助咸丰帝批阅奏章的经验，并且秉性机敏，处理军政大事井井有条，于是大权逐渐落入慈禧太后的手中。

政变完全出于肃顺等人的意料，以为自己大权在握，料想25岁的皇后、27岁的懿贵妃和30岁的恭亲王不敢有所行动。为恭亲王策划的是文祥、桂良等，实力支持的是兵部侍郎胜保，更为着急的则是洋人的态度，特别是英国公使普鲁斯。他不喜欢肃顺的对外强硬，认为恭亲王是一位可以合作的开明人士。因此，多方向他表示友善，以消除他的不安心理，并希望他执掌大权。并且允诺可以给他们以任何援助，新皇帝及皇太后等回京后绝对不会冒犯，这才促使恭亲王采取断然措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人成为他们的顾问。

二、辛酉政变后的政局

（一）新机构的设立及“借师助剿”政策的出台

1、总理衙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交涉事务，初由两江总督耆英兼充钦差大臣办理，1844年耆英调充两广总督，随后例由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办理。1859年，咸丰帝因惧怕列强代表进京交换《天津条约》文本，两广总督驻地广州又被英法联军占领，便改以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正式驻京。按照中俄条约，俄国公使可以与军机处直接来往。而根据最惠国条款，其它国家的公使当然也可以。但是，军机处为处理最高军政的地方，不仅事关机密，而且关乎大清国的体制。再者，随着中外交往的日趋频繁，同西方列强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无法避免，因而成立专门的外交机构负责处理与西方交涉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件事是由恭亲王奕?发起的，他详细拟订了《办理通商善后章程》六条，其中之一为在京师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命奕 与桂良、文祥具体办理。它最初的名称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恭亲王以中外交涉不限于通商，为免外国人疑虑，对外简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删去“通商”二字，通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总理衙门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 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实为首席大臣，其它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总理衙门下设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英、奥交涉事务；美国股掌管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负责法、荷、西、巴西等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署等。总理衙门不仅主管外交、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路、开矿、制造枪炮等有关洋务的全部事宜也归它管理，实际上成为清廷的另一个中枢。

2、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而地方外交事务主要要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处理。负责奕?所拟的《办理通商善后章程》中有一条为南北口岸分设大臣，理由是口岸增加，北起牛庄，南到琼州，地域广阔，如果仍然均归五口通商大臣办理，难免力不从心。而且天津距离北京极近，各国在天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扎办理，恐难以妥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规定，又在沿海与长江沿岸开放了11个通商口岸。为了便于管理，清政府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1844年，为了应付这种新局面，清廷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名义上管理五口通商事务，实际上是代表朝廷办理外交。通商大臣既没有专设的职官，也没有专门的衙门，而由两广总督兼任。1858年衙署移至上海，改由两江总督兼任，不久又由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署理。1868年，旧有五口及新增长江、沿海各口，均归驻上海的钦差大臣办理，通称为南洋通商大臣，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开放口岸的通商、外交事务。

天津开埠以后，因为直隶总督不能专驻该地，1861年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合设一办理通商大臣，遇有要事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奉天府尹协同办理，即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以天津对外交涉日繁，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等事务，还负责北洋洋务、海防等事项。由直隶总督兼任，每年春季移驻天津，冬季再回保定。

3、总税务司。清朝海关行政一向操之于与内务府有关的人员手中，他们营私吞蚀、弊窦丛生。五口通商后，依然如故，外商乘机虚报甚至偷税，致使每年数百万两的海关税无法正常征收。1854年4月，列强在“泥城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上海当局就范。6月29日，上海道员吴健璋与英、法、美三国领事谈判，决定由三国各派一人与上海道台一起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把持江海关征收关税，从而攫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1858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关税“各口画一办理”，“邀请英人（或法人等）帮办税务”，以便将其侵略势力渐次伸展到其它通商口岸。因此1859年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总揽中国海关行政大权。总税务司署由正、副总税务司、税务司等组成，主要人员均为外国人。首任总税务司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1861年1月总理衙门下札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宜。但不久李泰国因病回国，由英国人赫德代理总税务司。1863年奕 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正式任命赫德接替，一直持续到1911年。1865年，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往北京。总税务司署是模仿西方国家的海关制度建立起来的，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创立。外国人管理海关以后，海关收入逐年增加，由最初的700万两逐渐增至2000万两，成为清政府最可靠的财源，同治年间新政的经费十之八九来源于海关。正因为如此，赫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外交事务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任命督抚也和他商量，新式教育及邮政也归他管理。而且洋员办税往往有不实之处，而且常常为本国搜集情报，充当侵略的帮凶。另外，赫德还步李泰国后尘，直接插手清政府筹办海军的活动。他不仅积极替清政府向外国订购舰船和其它军火，甚至要求清政府任命他为“总海防司”。由于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以赫德揽权为虑”，予以抵制，遂未实现。

4、同文馆。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因此，清廷为避免受制于人，急需翻译人才。1862年，恭亲王奕 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诞生。同文馆仿康熙年间八旗子弟学习俄文于俄罗斯馆的规制而设立，经费由海关拨付。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1894年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1863年至1897年间先后增设法文、俄文、算学、化学、天文、格致、东文等馆。学制分五年、八年两种。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招收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专学外文、汉文，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兼学算学、天文、化学、格物、医学、机器制造、外国史地和万国公法的一种或数种。学生来源初以招收年幼八旗子弟为主，1862年6月入学的仅十人。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同文馆的设立不仅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一个分化，而且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通晓洋务的政治与技术人才。

5、“借师助剿”。太平军进攻南京时，外国侵略者曾企图武装干涉，支持清政府。由于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占领南京，扰乱了它们的干涉计划，同时它们细想从太平天国那里捞到好处，暂时采取“中立”政策，观望形势的变化。外国公使先后到南京窥探太平天国的态度，并妄图迫使太平天国承认它们在华既得利益。但是，它们的希望落空了。它们看到只有从清政府那里才能取得更多的特权，所以开始撕去“中立”的伪装，英、法、俄等国都表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但是咸丰帝对洋兵助剿心存疑虑，请鬼容易送鬼难，所以没有公开接受洋兵帮助，却密谕江苏巡抚薛焕指使买办商人与洋商“自为经理”。事实上，清廷的一部分人早就有心借助外国的实力镇压人民起义。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860年6月，苏松太道吴煦、江苏粮道杨坊等与在上海的美国人华尔召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1862年洋枪队扩充为5000人。清政府任命华尔与杨坊为管带，改其名为“常胜军”。此后，中法建立了“常捷军”，中英建立了“定胜军”。

辛酉政变后，奕?与慈禧太后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他们深知仅仅依靠清政府的力量消灭起义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列强的力量。另外，太平天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的举动给清廷居庙堂之高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清政府从政变前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犹豫转为相信、依靠。咸丰帝生前不想做、也不敢做的“借师助剿”之举，终于变成了现实。1862年2月8日，清廷颁布上谕，正式做出“借师助剿”的决策，即借助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局”。这样，外国侵略者由观望、等待，转为坚决、彻底地支持清政府；清政府则由辛酉政变前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犹豫转为相信、依靠。咸丰帝生前不想做、也不敢做的“借师助剿”之举，在那拉氏手中变成了现实。清廷与列强刚刚兵戎相见，转而握手言和，进而借用敌军镇压人民起义并非偶然，它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恭亲王奕 就认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腑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种打击对象的排列顺序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朝廷的政策调整，即重新将打击重点指向人民起义，可以说，“借师助剿”就是这种政策转移的结果。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在中外的联合绞杀下才最终失败的。

（二）重用汉人，地方势力的增长

清朝统治者深知，传统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已不足以支撑清王朝的统治了，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赖新兴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咸丰初期，对于曾国藩等势力的崛起朝廷有所顾虑。当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武昌时，咸丰帝十分高兴，决定授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军机大臣祁寯藻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这提醒了咸丰皇帝，也增添了对曾国藩的疑心，所以之后咸丰帝并没有重用曾国藩。但是，清军的一败涂地，咸丰帝又不得不把拯救清王朝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因此1860年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等对曾国藩更加放手去用，上台的当月就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的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均归他节制。不久，又加太子少保衔，授协办大学士。慈禧太后的举措完全改变了过去朝廷既在军事上利用，同时在政治上加以限制的政策。而且，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保举大批湘军将领为封疆大吏，如举荐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等。以1863年为例，当时全国除了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外共有8个总督、15个巡抚，湘军集团竟然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这些人不仅手握重兵，而且控制地方财政，甚至扣留解往中央的税收。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等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等，出现以曾国藩为首的强大的地方实力派，清朝逐渐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