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许知远：我的“第一股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01:30
来剑桥的第一个月，我每天晨跑。从赫肖尔路上我住的克莱尔堂开始，绕过有着飞檐与亭台的李约瑟研究所，回到格兰杰路，穿过一片草坪，进入圣约翰学院的铁制后门，剑河上的小桥，被中世纪红砖墙包围起的中庭。白衣的厨师们推着餐车进入饭堂，黑衣的看门人在门口闲站着，看到我跑过来，偶尔问一句“早晨好，先生”。穿过圣约翰的前门，来到市中心。要到十月才正式开学，小镇的清晨仍很安静，科斯达咖啡馆刚刚传出研磨机的轰鸣声，海佛斯书店的铝合金门才拉上去。我仿佛无意闯入了一张明信片，一切精致如画，有如梦幻。
它和我刚刚离开的北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虽自称有三千年的历史，北京却是一座崭新、躁动的城市，岁月没有给它智慧与从容，只有慌乱与焦灼。无处不在的噪音、不断涌起的高楼、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灰尘与废气笼罩的天空、黑压压的人群……在它不断变化、活力十足的外表下，是道德、审美上的衰败，精神上的僵化。权力与金钱的逻辑统治着一切——建筑的外观、马路的宽度、空气的质量、艺术的品位，还有人的内心。因为没有内在的准则，人们被速度、规模、亢奋吸引，因为这速度、规模与亢奋，人们没有耐心与机会建立自己的内在准则。
剑桥是用脚与自行车轮丈量的城市，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的音乐厅，十分钟的戏院，十五分钟的电影院，四处散落的咖啡店、酒吧、草坪与书店。它也是缓慢生长的社区，十三世纪的彼德豪斯学院，十五世纪的三一学院，十六世纪的圣玛丽大教堂，一八八七年的菲兹比利餐厅，十年前才建起的新卡文迪许实验室……它的新时代，不以埋葬旧时代为代价。平衡感贯穿于每一个角落。这里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教堂的钟声在每个傍晚扩散在城市里; 这里涌动新思想，但传统得到无限尊敬，拉丁语的祝词之后，晚餐才正式开始;这里遵循着等级制度,只有研究员才能踩过学院的草坪，坐在高桌上吃饭，但智力上的挑战却被无限推崇;藏书八百万册的图书馆象征着文明的延续，但草坪上总躺着懒散的牛群， 天鹅与野鸭都在剑河上游荡;这里的年轻人被鼓励自由精神，却也强调纪律与竞争，你可以生活闲暇，也可以穿进每一间教室，倾听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或是日本电影的变迁……
知识、传统、教养、自然、安静、大把闲暇的时光，这里有我在北京渴望的一切。我期望它能平缓我越来越强的焦躁与无力感，给我的写作生涯注入新的动力。 在之前的两年中，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作家的“第一股风”的结束。在一篇真挚的自传性的文章里，他把一个作家二十多岁时的创作称作“第一股风”。他关于世界的最初经验在体内形成，他开始更严肃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写作过程，他生机勃勃、自信十足、充满了自我发现的英雄主义。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他赢得喝彩与声誉。这个过程大约可以持续十年。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尝试过了各种角度，而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哈维尔在一九七六年写下这些文字的，在等待创造上的“第二股风”的到来。他的“第一股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是个剧作家，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中，他的资产阶级出身把他从社会等级的顶端推向了底层，倍尝了生活的荒诞与心酸，这也为他的荒诞剧提供了灵感与素材。在他尝试写作时，捷克的政治气氛开始松动。他的剧本不断地上演，其中的荒诞、反讽的语言与情节激起了广泛的共鸣：革命试验带来了一个机能错乱的社会。他的“第一股风”在一九六八年结束，不仅因为热情与才能的逐渐耗尽，更是因为外部环境的转变。苏联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或者流亡，或者沦为清洁工、建筑工人，没有剧院再能上演他的剧本。
哈维尔相信，在“第一股风”结束后，作家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过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于巩固自己已获得的地位、表现出的创造力，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重复。对于一个更为严肃的作家来说，他还有第三个选择，他抛弃过往的自己，把自己从昔日的经验、公众的期待、熟悉的题材与论调中摆脱出来。这也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测到你的新声音，等待新经验的酝酿成熟，它将是你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如今我们知道，哈维尔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写剧本，却成为我们时代最深邃与动人的散文作家之一。我犹记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激动，它挑明了我内心的困惑。也是大约十年前，我决定以写作为业。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结束，它是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全球商业、技术、消费、信息网络似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她似乎再一次获得新生。这也是个新信息涌动、旧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这一代的写作者不再以斯汤达、卡夫卡、马尔克斯、T•S•艾略特为楷模，钟情的是《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似乎只有这种明快、跳跃的新闻体，才能把握这个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
我突然发现自己占据了意外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引用约翰•密尔来为个人自由辩护，用哈耶克与波普尔反对计划经济与封闭社会，用爱默生的“美国精神”来映照“中国精神”，用彼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来探讨中国的商业社会，为互联网革命将改变中国而欢呼……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无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它正好是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成长恰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不中断的经济增长、日渐开放的社会、日渐增多的个人自由……我们的雄心也随之膨胀，认定自己必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还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跃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股热情慢慢退却了。我日益感觉到自己对于写作的对象缺乏深入的探索，只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跳来跳去。我对世界的丰富性的陈述，只是表层的丰富。而当我在谈论中国时，又经常像是隔靴搔痒，总是触不到它的本质问题。在这背后，很可能是我对于智力与道德责任的逃避。在智力上,我过分依赖于别人的思想，它们肤浅地镶嵌在我思想的表层上，从未和我的头脑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而在道德上，我则一直在回避深层的追问，那些我推崇的信念从未真正在我的内心生长起来。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样，我也是个不自觉的投机主义者，我依赖于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内心的准则。知识、思想，甚至理想主义，有时都不免是我投机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之间发生的分裂。读者不再兴奋于我兴奋的东西，社会推崇的价值观越来越与我期待的不同。我相信个人多元价值，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市场经济与小政府，认定个人的自由与丰富才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却目睹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对集体主义再度认同，一种强烈的反智、反精英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又一次兴起，粗鄙的大众文化的胜利……我觉得愤怒与不安，也感到挫败与焦虑。但我还说不清，这日渐增长的无力感来自于对自己的愤怒，还是对社会的不满。
我的“第一股风”似乎结束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极权的诱惑》，台湾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