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呼唤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座各位，听说有的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听讲，还有的人很早就到了，这让我很感动。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好，但我会讲真实的话。

　　近日到湖南，看到一种新酒。说是黄永玉起的名字，酒名叫“内参”。是说酒后之言可为内参吗？不得而知。但目前，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两个语言系统。一是文件语言，会议语言，表态语言，即是人们说的所谓“套话”；一是酒后之言，饭桌之言。两种语言系统并行不悖，习以为常，这也是一种文化。但我主张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应该真诚。能多说就多说，不能多说就少说，不能说就不说。但没有必要说言不由衷的话，更没有必要说假话。

　　众所周知，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迄今两年多过去了。是否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或者势头？不知各位是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没有。

　　我有一个见解，认为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简而言之，看有多少大作，看出了几个大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前后虽然也是短短几年，但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就有一大片！而今，改革开放30年，再往前数30年，你能数出几个可以称为大家的人，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而且，我们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所以我只能说，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者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其精彩程度几乎涵盖了我们的文学理想。

　　影响、制约、束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停留在冷战时代，甚至还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而所谓“解放思想”，主要发生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如：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姓社姓资暂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等等。总之，观念的变革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记得当时有些老干部到深圳特区一看，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多么大的思想震荡！请问，文化领域有这么大的震荡吗？思想有这样的变革吗？我认为没有。套用一句旧诗，“经济已过玉门关，春风未及文化界”，再说的痛切一点：我总感到文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或者说刚刚举行了开幕式，刚刚开始大会发言，就休会了。

　　前天看到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2009年GDP增长8.7%，达到4.9万亿美元。许多人不相信，说是虚假数字。但我相信。

　　总的看，经济激进，文化保守，这正说明了思想的半开放状态。即许多审时度势、富于理论创新意义的思想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却在文化的门前止步；许多在经济领域被废止、被抛弃的思想，而在文化领域却被认为是应当坚持的真理，显然是双重标准。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我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而且也贬低了一些重要思想的普遍真理性。

　　总之，我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要前提，或者说第一要务，是转变指导思想，转变文化观念。与之相比，文化体制改革是第二位的。

　　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而这里的所谓“和谐”、“多元”以及不再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将文化与经济、政治并提，其实都是党中央的提法。我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予以阐说罢了。

　　（一）由阶级论转为和谐论

　　也许，当初提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现实的、直接的目标，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但我的看法，这一“否定”却有全局的、理论的、甚至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意义。

　　我们不必过多的叙述历史。从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40年代延安讲话，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文化，60年代发动文革，到70年代拨乱反正，说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恐怕没有人反对。并且许多次的文化批判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起的。例如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批判胡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丁玲，批判梁漱溟，批判马寅初，批判杨献珍，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批判《水浒》，批孔。他老人家喜欢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那个“风”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那么，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改变了没有？我认为，说法上有所柔化，程度上有所减弱，但领导、管理文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脱离阶级斗争为纲。并且类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同样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发动的。余秋雨说怀念80年代。他说的不确切。80年代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文化界心情比较舒畅。那几次人们熟知的、带有敌意的、带有政治威胁的、非同志式的批判，其实也都发生在80年代。

　　经济领域不搞阶级斗争了， 不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苗了。文化领域却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认为这样才算是头脑清醒，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同志刚刚从文革的梦魇中走出来，却又一次走入梦魇。有的人故去了，我想他们是在极度的郁闷中故去的，有的人还健在，至今也还活在阴影里。例证太多。我只说两个人，都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位是乔木同志，一位是周扬同志，因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竟然酿成一场涉及全党全国的文化批判，并且发展成为所谓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运动。今天看，只能说是一次不良的示范。

　　我百分之一百赞成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的四个字“和谐文化”。我百分之一百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继续坚持阶级斗争。而且我更认为，这一点必须在基本原理上讲清楚。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指出，马克思生前最重要的理论发现有两个，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自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需要这一理论的程度。剩余价值理论对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显得有些隔膜。因为中国那时没有比较充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没有比较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讲剩余价值没有多少对象。而亿万贫苦农民身受超经济剥削，你请他造反更用不着剩余价值学说。他也听不懂。但唯物史观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从唯物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唯物史观，其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经典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看待一切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上就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1956年，我们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据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959年，毛泽东同志将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并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

　　曾经有人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思想概括为“阶级斗争扩大化”。但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生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认为许多情况下，只是党内党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或是权利斗争。从性质上谈不到阶级斗争，更谈不到扩大化。他的说法是“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

　　前面说过，将人类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将阶级斗争视为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基本原理之一。

　　问题来了，党中央倡导理论创新，倡导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对于基本原理的探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说到“局限性”。马、恩有没有局限性？当然有。任何人都有，马、恩写作《共产党宣言》时还不到30岁，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即使有一些社会调查，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是很有限的。是对那个特定时代阶级关系的了解。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相当局限的，他们自然不可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也不可能知道一个公司可能有几万、十几万个股东，其中最大的股份拥有者也许在百分之五以下，而且股票持有者也是不停变化的。如何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情况完全不同了。

　　我有一个初步的，却也是不同的认识：在我看来，阶级、阶层是普遍存在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普遍存在的。这恐怕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阶级、阶层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什么，基本面是什么？依我看可能是依存、依赖、合作、妥协、共生。阶级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甚至在某些时期可能激化为剧烈的、疾风暴雨式的斗争。但这不能表明阶级、阶层之间的基本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阶级关系必将日益走向共同利益下的理性调整，包括在道德、义务、同情、责任参与下的法律和社会契约中走向和谐。而且所谓阶级、阶层的成员也是在财产和政治地位的不间断的改变和再分配中变化的。

　　与马、恩所处的时代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而发展，包括思想与理论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变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拥有领导十几亿人的大国在几十年中进行革命、战争、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应当，而且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的看法是党的理论大大落后党的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度。当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有的老同志给耀邦同志打招呼说，理论问题要谨慎。耀邦同志回答说，“不，理论问题要勇敢！”我至今认为，这句话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气度。

　　在唯物史观问题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涉及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也不能搞双重标准，经济一套，文化一套，应当体现理论的彻底性。其实小平同志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否定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论断。党中央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更从世界观的高度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只有从世界观，从基本原理的角度，才能理解“和谐”的深刻内含。否则，和谐论岂非是一种主观善念。

　　从思想文化领域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势必颠覆许多长期以来认为是正确的、无可置疑的观点。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有一段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段话我们这代人不知背诵过多少次。而今看，站不住脚。思想，观念这些东西，其实很难以阶级、以主义界定。曾被称为现代社会学奠基者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饶有趣味的引用班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归纳资本主义的精神：“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记住，信用就是金钱”，等等。按说，这里说的效率、诚信，就其出身而言，就其时代而言，应该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效率、诚信作为一种价值难道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吗？同理，锦涛同志所论“八荣八耻”，也不能说只属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许多出自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阶级的思想、道德、文化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不仅超越阶级，而且超越时代，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每每引述古人的话，他还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民族，这勤劳勇敢、热爱和平是什么阶级烙印呢？

　　去年11月，我在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提出，两岸不仅应当展开经贸文化交流，也应当展开政治交流。不要把政治交流看作是不可操作的事情。从前说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引用王熙凤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并曾用过“你死我活”这样的词句。而从“和谐”的观点，“和而不同”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未必一定是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而极有可能是在长期的取长补短中，走向和解。“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不正是和谐的思想吗？我们应当从这样的理论高度，认识党中央所提出的“和谐文化”。

　　（二）由一元论转为多元论

　　“多元论”这三个字，延安讲话里就有，是被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

　　长期以来，我们是反对多元论的。我们向来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且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式的反应。因此，认为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产生什么文化。比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周扬同志就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应该说第一个提出和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是别人，而是周扬同志。那一年，他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我们的子孙后代继承我们的事业继续创造。这种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比任何时期都高，内容高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可以归纳这样两点：第一，什么制度决定什么文化；第二，这种文化与社会制度是相应的、新的，不同以往的。我的看法是，我们在文化上的这种一元论的看法，充满着革命的热忱，充满着伟大的理想，而且我认为这种热忱和理想是真挚的。只是而今反思，同时也是幼稚的和不成熟的。毛主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的画图。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你不能把历史的现实看作一张白纸，你不能说“俱往矣”，你不能说你们都不算数，我来了，一切要重新来过。我认为，这根本是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气概可嘉。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走了，孔夫子回来了。

　　从历史上看，从所有国家的实践看，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从空想出发，你就会发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下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元化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也都不是一元化的。我这里说的是文化的存有状态。

　　而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现实的文化的存有状态是什么？我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仅是我们的历史，从文化上说也是我们的现实。从《论语》、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到胡适、鲁迅、陈寅恪、王国维；从梅兰芳、尚小云到张艺谋、小沈阳；还没有说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与生活方式；更没有说到美国大片、日韩时尚等等，除了“多元”一词，我们还能以什么加以概括呢？去年，我参加“国共论坛”，听到吴伯雄先生在致辞中讲的一句话：“文化是多元价值的总和”，我认为他说的非常正确。

　　因此，我们恐怕应当重新思考，就是一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下的文化，当然会受到那个社会制度的影响，促进或者制约。但是文化的内容恐怕并不是与制度简单对应。美国、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我们很少听到他们说自己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是说美国文化、日本文化。

　　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应当如何理解和界定“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概念，再进一步，“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符合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实际，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也许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我因为内心磊落，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这样认识的，我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正如我们国家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同时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的制度是明确的，前两年在纽约，一次知识分子聚会，一位美国学者问我说，王先生，你如何评价一党专政的中国体制？我说，中国人正在进行着另外一个模式的实验，看看中国的模式是否同样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烦恼吗？你们都说喜欢戈尔，结果小布什连任了，你们说不喜欢陈水扁，但他会选举啊，他会抹黑别人啊，他会搞动作啊，他还是连任了。你们应该乐于看看中国人的实验。我这样说，是说我从内心是拥护我们的制度的，也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不拥护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社会主义文化”。因为名不符实，而且不可能名实相符，文化作为社会存在不是一种“主义”可以框定的。一定要说主义，是很多很多主义的综合体。

　　我不止一百次地请教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产生的文化吗，是指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吗，是指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的文化吗，是指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文化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具备上述前提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如何处理？如果前面说的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王国维，再加上美国大片，再加上小沈阳二人转，统统都叫“社会主义文化”，那么，这个词语还有意义吗？大约30年前，我记得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书法》杂志那时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开创社会主义书法新局面》。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死？因为那时我认真的想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书法呢？是指书写内容还是书写者？或者“二王”、欧、严、柳、赵、米、于右任都算？再要传染开去，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音乐，岂不更麻烦？

　　其实，“社会主义文化”这个词还是有其比较确切的内含的。这就是从前我们说的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要活，别人也要活。你说这样好，别人说那样好，奈何?唯一的方法是和谐共生，不能老想压迫谁，更不能老琢磨灭了谁！

　　具体到每个人，从信仰、主张、价值观念，到见解、爱好、趣味，甚至偏见，更是多元的，无法统一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写过论鲁迅小说的文章，写了十几万字，但我不喜欢鲁迅的小说，觉得还是他的文章好。钱钟书是巨匠，我很敬佩。但他的小说我也不喜欢，尤其是那些卖弄聪明的俏皮话。我看王蒙的评论比小说写的好。我喜欢阿炳，喜欢《二泉映月》那种苍凉、伤感和真挚。可我不喜欢刘天华。什么《空山鸟语》、《病中吟》、《光明行》都不喜欢。我觉得做作，无病呻吟。我要写现代音乐史肯定不写他。当然幸亏也没人让我写。我整体上不接受“百家讲坛”，尤其不接受于丹，主要不是内容，而是状态、语态；更不喜欢《复兴之路》一类图解历史、图解政治概念的各种纪念性演出，我们这一代人对“为政治服务”已经形成了本能的反感。《卧虎藏龙》名气那么大，但是故事很差，看不下去。《英雄》简直不知所云；“三枪”我看了片花、宣传画，没敢看片子。我更不喜欢各种所谓演唱会，从“同一首歌”到“中华情”，在我眼里跟夜总会走秀没有什么区别。这恐怕与年龄有关。而今服装时尚里有句话“垃圾般的雍容华贵”。我这个年龄只能看到“垃圾般的”，看不出“雍容华贵”，也看不出“抹布之美”。我的这些说法都不是文艺评论，而是个人化的趣味，偏见。但是你要让我改变那很困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给多少钱都不喜欢！在这类的事情上，不要追求一致。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说是某某作品上边说不要发批评文章。我倒是盼望有朝一日某一任中宣部部长说，某某作品总书记说很好，但我看不行，大家可以自由讨论。什么时候说出这类话，离多元化就近一点了。

　　既然是多元并存，问题来了，如何对待多元？说的更明确一点，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属一元的那些“元”？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是一次考试。很多人还记得梁漱溟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毛主席叫板，说“我就是要看看你毛泽东有没有这个雅量”，那一次，毛主席考试不及格。他那个性格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注定及不了格。我极赞赏党中央关于“政治文明”的说法，文明不同于文化，文化可以各种各样，可以是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但文明只意味着进步。世上有不讲理的文化，但没有不讲理的文明。不讲理不叫文明。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一个长期一党执政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文化，我们至今仍然缺乏必要的讨论。我们有一个十分有害的倾向，即满足于提一个观点，提一个口号。好像有一两句对应的话就天下太平了。比如，在面对多元问题上，我们有一句话叫作“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什么叫“引领”，你要引领，别人不买你的帐怎么办？你坚持你的信念，你的核心价值，别人能不能坚持自己的那个“元”，等等。这类问题不仅要有观点，而且要有学说。西方国家和我们在同样问题上往往持不同理念。因此，我们的观点、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往往显得很独特、很另类，这就更需要学说。不仅我们自己要想清楚，说清楚，还要说给国际社会，说给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听。即使不能说服别人，起码也要让人家感到言之成理，感到也是一种学说。比如，政党与媒体的关系。台湾经历了党政军退出媒体。近期他们的所谓NCC，即广播电视委员会又决定党政军投资媒体只要不超过10%，只要不参与经营也是可以的。这个做法引起了民进党的反弹，认为党政军要操纵媒体。因为在西方，包括在台湾，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媒体对政党、政府的监督。我们近期提出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因为在媒体与政党的基本关系上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阐述上就必须更为深入，而且要准备面对国际社会的评价。媒体的监督作用不能不说。是媒体监督，还是监督媒体，还是互相监督，应当有一套说法。

　　谈到多元化，我感到还有一个问题想顺便提出。我曾谈到双重标准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国内两个标准的问题。我们在国际上是真诚的多元论者，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讲过多次。因为我们要面对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甚至霸权主义。我们有些弱势，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主张多元。但回到国内，面对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多元，似乎有点儿折扣。现在提一元引领多元，我建议要加上尊重多元。

　　占祥同志发明了一个说法，叫“敬其所异”，说是要对不同的东西表示敬意，我看与其说这是一种气度，不如说是一种认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认识。无论是思想、创作、评论还是生意，都有这个道理。就是那些不同于你、甚至反对你的元素，也许正是你不断前进，不断创新的动力！如果你总想一致，总想一边倒，可能这种动力就慢慢消歇了。所以，占祥同志的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他甚至说每一个成功的人都应该感谢自己的对手，感谢自己的竞争者，感谢自己的反对者。

　　（三）由从属论转为自主论

　　这里主要涉及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文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二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相比，文化有没有相对独立自主性。

　　文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讲话里提出和论述的，毛泽东同志明确的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他并引述列宁的话，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他反对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可以“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

　　在以往六、七十年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这个观点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迄今，仍是一些领导人、领导部门赖以指导文化的思想原则。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心目中的主流文化始终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始终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文化。从属论的显著特征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狭隘的工具论意识显然不利于文化、文艺的发展，各位想想，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弄成主仆关系，总是让文艺跪在政治面前，长跪不起，一跪就是几十年。像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它怎么发展？

　　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地位问题，胡乔木同志有一段回忆。他说，毛主席在延安讲“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受列宁的影响。那篇文章叫《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的这篇文章里面有句话，说党的文学是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是机器的一部分，当然要为机器的运转服务。乔木同志回忆说，这里“文学”两个字是博古同志翻译的，现在看，是翻译错了。俄文中文学、文献是一个词。列宁的意思应该是党的文献是党的组织的一部分，是为党服务的。但说文学就有问题了。乔木同志并说，当时毛主席也有些含糊，曾让他把讲话文稿寄给郭沫若同志看。郭看后说好，“有经有权”。这四个字出自《易经》。经是普遍规律，权是指权宜之计。郭老的意思是说毛主席的讲话既有基本规律，也有权宜之计，因为是战争年代，要为战争服务。乔木的反思极其重要。可惜并没有引起党内的足够的重视。这个误解至今深深的印在很多文化领导人的脑海中。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我们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改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二为方向”。因为将“政治”改变为社会主义，将“工农兵”改变为人民，使与会文艺工作者欢喜雀跃，认为思想解放了。其实只是服务的范围有所扩展，说法上比较柔性一些，基本理念没有变化，仍然是从属论，工具论。更有意思的是，所谓“二为”并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62年，在纪念毛主席延安讲话20周年的时候，周扬同志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已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今天看，那时的欢喜雀跃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为谁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曾说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我看这个论断现在已经失去意义。好莱坞电影比谁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比谁都知道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因为他要考虑票房！当今而言，文化的根本问题不是为什么人，而是我所说的发展什么样的文化！这样说口气有点大，但是这个道理。

　　前面说到提法略作改变，观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一是“四次文代会”后不久，周扬同志就说“邓小平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这是其一，听话听音，你可以感受到。其二，周扬同志连那个柔性的提法也不赞成。他回忆说“我在延安的时候写了一篇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中说，文艺服从政治，主要是服从政治倾向、政治思想。主席专门同我谈这篇文章，当时他说，文艺服从政治，只是服从政治思想，不服从人啊？服从政治也要服从人，我当时觉得主席讲得对。你说服从政治，政治总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嘛。政治思想、政治倾向那是抽象的。所以他说服从政治也是服从人。”这段话是1980年说的，内心里是服从人，从政治退到人治，实际上是向小平表态。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又多了一个主人，经济。叫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应了那个很有名的莎士比亚的剧名：一仆二主。这几年，这个说法不多了。说明我们的认识有了变化，对文化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党中央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同时并举，现在又加上生态环境。文化堂而皇之与经济、政治平起平坐，这是党的文化观念的进步。但是，真正改变从前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还有很长的路。

　　另外一点，与从属论相关的问题是，文化自身有没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有没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这个问题应该讨论。

　　我们很多年在探讨经济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今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文化生产力，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不研究文化的规律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只能略说一二，只能示意一下。

　　举个例子，今天人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作产品更新换代。的确如此。在物质产品，尤其是商品生产方面更新换代是极其重要的。电脑、手机换了多少代已经数不清了。往大里说，电动机车有了，蒸气机车就淘汰了，电灯有了，油灯就淘汰了，汽车有了，马车就淘汰了，如此等等。一个代替另一个，先进的、高质量的东西出来，就会代替落后的和低质的。

　　但就文化而言，就精神的生产和产品而言则是另外的情景。以诗而论，不会因为屈原就淘汰诗经，也不会因为李白、杜甫就淘汰古诗十九首，淘汰曹氏父子，更不会因为毛泽东、艾青就淘汰李清照、苏东坡、辛弃疾。学术方面，以及书画、音乐、戏剧等方面莫不如此。文化的、精神的生产和产品往往是一层一层累聚起来的。往往是时代过去了，文化却留下了。但史书也不会越写越厚，厚到地球放不下。文化也会淘汰，但它的淘汰和物质产品的淘汰不完全相同。所以我前边说，“一张白纸”的说法是幼稚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周扬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描述也同样站不住脚。这仅是一例。在文化规律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再如我们常常说，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也说，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必然带来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也希望如此。但这不是规律，也没有必然性。文革期间，我国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可是那个年代还产生了《我爱你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产生在大跃进年代。起码从音乐上说，改革开放30年，并没有出现可以和以上三个协奏曲媲美的作品。但也没有这么好的作品出现，你怎么说？马克思早就讲过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什么不平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不平衡？我还是那句话，要认真研究，不能满足于喊口号，更不能乱喊口号。我认为，文化发展是有自身规律可寻的，并且不应当将文化看作是经济、政治的附庸、奴仆，文化如其它领域一样，有其自身的、相对的自主性。

　　说到自主性，似乎就不能回避与精神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由问题。12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访谈汤一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汤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夫人乐黛云都是有名的学者，谈到他，让我想到一件往事。大概是80年代，比利时一位女大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而汤如何回应呢？他说，问题应由历史回答。说他年轻时代也曾梦想做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但1949年后只有马、恩、列、斯、毛才可以称为哲学家，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只能学习、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大家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如此的。只是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似乎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有真理的发现权，其他人只有学习权和解释权，解释不好也得打板子。连真理的发现权都没有，这种哲学家怎么做？现在不同了，锦涛同志多次讲到理论创新，讲到创造活力。而在近日的采访中，汤教授说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话：“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这些话同样适合于文化发展。

　　应该感谢汤一介先生这样敢讲真话的文化人。因为自由这两个字已经很久没有人说起过了。也许汤先生以为到了不说不行的时候了，也许还因为他年纪大了，说了你也奈何不得，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环境终归是宽松了很多，不但可以说，而且可以登载出来。

　　“自由”一词，不知从何而始，因何而起，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用语。一说自由就想到“自由化”，一说自由化就想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干脆就不说了。在我看来，我们对自由的误解基本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自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并且认为是很虚伪的东西，所谓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受剥削的自由。二是认为自由基本上没有现实性。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那还得了？这两点在中国人心目中印象很深，是应该加以辩证的，首先，自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哪一个人不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呢，世上有这样的人吗？建议同志们重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引用几句话：“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真理是普遍的，他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再想，我们引以自豪的老一辈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因为崇尚自由、反抗压迫而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呢？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与自由是对立的。我的印象，很多年里，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理性地讨论过自由问题。先前的所谓讨论更多的是政治批判，或者有政治斗争的背景。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人类对于自由的探讨已经走过很长的道路，并且创造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文化一词一样，据说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阿克顿便曾收集了两百个关于自由的概念。而且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学者们也同样是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也同样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讨论自由的，比如，有名的罗素就曾经反对放任的、无秩序的自由，他认为不受任何外在控制的自由势必导致混乱，导致强者侵犯弱者的自由。不少学者强调，不同于“原子个人”的“社会自由”，是更具有实践意义、现实意义的自由观念。而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社会自由，是在社会需要、法律规范、社会契约、社会公德等条件下实现的。同时自由又绝不是毫无控制的力量。1949年，罗素在《权威与个体》这本小册子里已经这样说：“一个健全而进步的社会需要兼有中央控制与个体和团体的创发力；没有控制便会陷于停滞……在我们的复杂的世界里，没有政府便不可能有成果的创发力，但不幸得很，失去创发力政府也同样无法存在”。他处处证明自由越多社会越有秩序，而自由越少，社会反而越将混乱。我极相信，汤一介先生重提自由，意在推动文化创造力的发展。这些思想，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比如，锦涛同志在十七大就曾提出“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再比如“以人为本”，什么是“以人为本”？据我看，就在于承认无论经济、政治、文化，也无论国家、政党、社会，通通都是手段，只有人是目的，是最高价值，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人的最高需求是什么？当然是温饱、安全、爱情之上的自我实现，即人的创造力的自我实现。“以人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在必要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享有思想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幻想的自由、以及表达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并以此为前提，发展它的创造力！

　　（四）略谈文化称谓

　　前述三点，都在于文化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话说到这里，似乎不能不涉及文化称谓问题。

　　目前，对于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有两个称谓，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二是“中华文化”。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提法，其好处是突显执政党意识形态，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概念含混，缺乏学说内容，又过于政治化、政党化，似停留于冷战思维，且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多元存在的现实，不利于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不适应港澳台地区和国际交往，更不能体现我国文化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历史同一性。这个问题，我在三年前曾向许嘉璐副委员长郑重提出。后来他说，他曾就此征询北大、北师大6位教授的意见，看法上比较一致。

　　必须认识到，文化称谓不仅只是个叫法问题、提法问题。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文化称谓还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如果说正是在百年以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中诞生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族称，这样一个民族的称谓，并且体现着民族的自觉，那么“中华文化”之称显然体现着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这个角度理解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因此，我建议：第一，应确立一个（而不是两个）既反映理想，又反映现实；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既适应党内外，又适应海内外、国内外的文化称谓；第二，应将我们的文化称谓落实于“中华文化”，假如在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和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则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华文化”。

　　我相信，这一称谓将更有利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化是本民族的、具有时代性的中华文化，二者并不矛盾。

　　谢谢各位。(王石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