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用法治，不用人治

4、用法治，不用人治

【原文】从是观之，则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离娄¹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²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³，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暗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未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此亦使天下必为己视听之道也。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

【译文】从上面的论述来看，那么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道路，而不是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才来为我效劳。依靠别人因为仁爱的原因来为我效劳的人是危险的，依靠我自己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劳的人能得到安乐。君臣之间并没有骨肉之亲，正直无邪的道路可以得到利益，那么臣下就会尽力侍奉君主；正直无邪的道路不可以得到安乐，那么臣下就可以行为于私利以干扰上级了。明白的领导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就设立了利益和危害的道路来告示天下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用亲口去教育百官，不用亲眼去审视奸邪，而国家却已经治理好了。所谓人民的主人，并不是说眼睛像离娄那样才算视力好，也不是说耳朵像师旷那样才算是听觉灵敏。观察事物如果不使用办法，而要依靠自己的眼睛来作为视力看明白，那么所能看见的就很少，这决不是不受蒙蔽的办法。打听情况如果不依靠形势，而依靠耳朵作为自己的听力，那么能听到的就很少了，这决不是不受欺骗的办法。所谓明白的君主，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观察事物，使天下的臣民不得不为自己去打听情况，所以自己虽在深宫之中而能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蒙蔽不能欺骗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愚昧混乱的道路废除而使自己耳聪目明的权势兴盛起来了。所以善于运用权势的人国家安定，不知道凭借权势的人国家危险。古时候秦国的风俗，君臣废弃法治而用自己的私智，因此国家混乱兵力衰弱而君主地位卑微。商君劝说秦孝公改变旧法、移风易俗来彰明奉公的原则，奖赏告发奸邪的行为，遏制枝末事业而做根本的农业。在这个时候，秦国人民习惯于有罪可以赦免，无功劳可以得到显贵的风俗，所以轻易地就可以触犯法令。于是对违犯新法的人惩罚很重而且一定执行，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优厚而且诚守信用。所以奸邪没有不被发现而且受到惩处的人很多，百姓痛恨埋怨新法而且责难的人日益众多。秦孝公不听，还是继续推行商君新法。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然被惩罚而被惩处的私行和奸人很多，所以民众不敢再违背新法，致使刑法没有办法再增加了。因此国家得到治理而兵力强盛，国土广阔而君主尊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包庇隐藏罪犯的人处罚严厉而且对告发奸邪的人奖赏丰厚。这也是使天下的臣民必须为自己去监察打听情况的办法。能使国家大治的法术已经是这样明白了，而现今社会上那些学者却一点也不知道。

【说明】本节论述的治国之法，其实中心就是一个，用法治，不用人治。用法治，就是君主自己也要守法，用人治，君主当然首先就可以不守法。然而这个“法治”，到现在仍然很难实行，原因就是每一层领导人自己首先不想守法，因为守法是不自由的，是受约束的，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说了算。如果每一个领导人自己都想超脱在法之外，那么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治理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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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离娄：人名，古代一个视力极好的人，相传是黄帝时人，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孟子·离娄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2.师旷：春秋时代晋国的著名乐师。

3.数：(shù竖)《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管子·权修》：“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荀子·荣辱》：“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韩非子·饰邪》：“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商君书》：“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这里用为道数，方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