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启功先生揣摩透？

《收获》第六期刊登了一组巴金和曹禺的通信，漫不经心地翻着翻着，突然就有了触动，原来我误解了曹禺。谈到生命，曹禺感伤而颓唐，一幅认老服输的姿态，而他的文学领路人巴金总是鼓动他写作，不要辜负才华。提及死亡，巴金用的是这样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齐，签了名，亲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满意了。”“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是开花。”“我还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两三年，写出一本小书。”……所以，我无从知道巴金的遗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他对人生的检讨。巴金是在2005年走的，晚年黄袍加身，死后哀荣备至，不幸的是试图说真话的《随想录》被阉割，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无人理睬。更可悲的是，他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六年。

不服老，不知死，不畏死。这或许是中国当代的一大文化奇观。愈是有知识的人，愈是会产生一种自我迷恋：相信自己不同凡响，可以逆自然规律而动。他们似乎忘记了神灵、天意，凸显出自己与命运抗衡的特异功能。研读庄子的画家范曾对央视女主持人宣告，他人生的下半场从七十岁开始，他的爱情日日常新。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信心百倍奔赴108岁。2009年７月11日，９８岁的季羡林先生离世时，依旧没有遗嘱，他知道前面就是坟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视那个地方，“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其实还属于是走夜路唱歌，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他儿子季承的新书《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里，有这样明确的表达： “死亡一直是个禁忌。他也没有遗书和遗嘱……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父亲很少谈身后事。主动谈是没有的。一则，他相信自己身体好，另外，他不愿意谈身后事。”

他们高寿的夭折耐人寻味，巴金是因为那个春节探望的人太多，造成呼吸道感染，以至于一病不起；身披上百个头衔的季羡林老人，也和某些啃名人高手的频繁拜访有关——题字，口述，拍照。

启功先生也是在2005年走的。他早已看穿了死亡的把戏，活得自在，圆满。晚年其实是陪大家玩儿。早在1978年风头正健之时，他就自撰《墓志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时，他欣然预备了一副温情的挽联，“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怨以德，在后死不言中。”李可讲先生认为此说“尽释前尘”，现出启夫子高远的佛学修养——“所谓的恩怨，就是你不度他，你和他就不能得度”。启功先生认为“某先生是命里有缘的朋友”。这种解释真是令人信服。

晚年的张中行先生暴得大名，他间或带着几位女性晚学向启功先生求字，“有好事者背后嘀咕：是桃色故事吗？夫子张口就道：不是。不过是蹭桃毛！”李可讲先生在书里评曰：“私下回味，夫子这随口一比，其喻事传神，实在精妙。”

启功先生是真人，一个遵从本性生活着的人；其次，才是学者和书法家。他不是为了成为大师而来到人世的，他也不是为了身家排行榜而挥毫泼墨的。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

启功先生的故事，可以有这样的叙述法，可谓别开生面。文字读来趣味横生，满口留香。虽也有几近拍案而起为大师辩护之处，但作者大体以委婉解读飞白，谨慎小心，生怕误读了大师，误导了读者。如此这番对大师人生的解读，不能不令人敬佩。本事有案可查，但有系统的解读，此书当算第一本。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在七十七岁时，他就这样应对所遭遇的那场政治考验。

好的传记，除了陈述主人是什么，精彩之处就在于讲清楚主人公的不得不。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称得上一部别致的启功先生传记。在《服膺启夫子——揣摩启功先生的人生智慧》一书里，作为一个目击者，李可讲先生所言应该不虚。

活着，但随时可以从容离去。这本书独家披露的八十余幅照片里，启夫子圆润、本真的笑容，让人看到了一个被中国文化浸润而成正果的生命。他令人喜悦，让人即刻卸下了人生的重负。人生的境界在晚年才见分晓，在启功先生面前，那些自恋的名流“国瑞”及“准国瑞”，真的难以让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