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西部的历史与未来

      　　　在讨论这个题目前，首先要明确“西部”的含义。凡是涉及方向的词语，决定因素是采用什么地理坐标，例如中国历来以“天下之中”自居，中国的周边就是“四裔”。在中国内部，决定某地方位的因素，也是其相对于京师（王都、国都）而言的。例如今天的北京，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地理坐标系统中，就已经远处北方了。而当元、明、清定都北京后，昔日的“京畿”长安（今西安）就成了西部，故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被称为“西狩”。           　　　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如此。中国被称为东方，东亚被称为远东，这一划分自然是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零度经线为中心，是“大英帝国”的产物。此前，中国的康熙皇帝在绘制《皇舆全图》时，曾以北京为零度经线的位置;而法国国王也曾规定巴黎是经线的起点。二战后，尽管大英帝国风光不再，但原来的地理坐标无可替代，还在继续维持。           　　　我们今天讨论西部，也应采用一个共同的坐标体系。就自然地理而言，中国的中心在兰州;如果以政治中心为坐标，中心无疑在北京——连地处兰州东方的西安如今也属于“西部”了。目前一般所指的西部，主要属政策范围，即中央划定的区域：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及其以西的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在这条政策界限下，以至于山西只能自称“不是东西”——既享受不到对西部的优待，又没有东部那样发达。如果将这条政策界线滥用到各个方面，往往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版图的最大差异存在于南北之间           　　其实，在中国的版图内，最大的差异历来存在于南北之间，而不是东西之间。           　　尽管中国的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各地，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多数地方文明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或为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所阻遏，没能延续下来。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却因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越自然条件而一枝独秀，不仅使本地的文明得以延续，还成为区域外其他文明的迁入地和汇聚区。           　　在这一阶段，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气候比较湿热，茂盛的原始植被难以清除，粘结的土壤不便开垦。加之降水过多，地下水位高，形成大片湖沼湿地，以致传染病流行，长期无法防治，影响人类生存。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便基本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状况。黄河流域以北的地区，或者属草原、戈壁、高原，或者因气候偏冷，在当时条件下都还不适宜农业生产。           　　　至迟公元前3世纪开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间的形势就在发生缓慢的、间隔性的变化。随着气候逐渐变冷，南方变得比较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产，铁器的普及和农具的改进使农业开发不再有技术上和物质上的障碍，而北方相对富余的人口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黄河流域是政治中心所在，不仅是内部权力斗争和起义叛乱的目标，也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必争之地，一旦人祸与天灾相交，就会造成持续的大范围的战乱，驱使大量人口南迁，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在封闭的农业社会，人口的分布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基本一致。如果以淮河、秦岭为界划分中国南北，到公元10世纪前后，南方已超过北方。南方的持续发展和两宋之际、宋元之际北方的战乱，使南方超过北方的趋势达到了顶点。元朝初年，南北的人口之比已达7：3，甚至接近8：2。此后的明清时期，大致稳定在6：4。由于南方的生活水平高于北方，南方还为北方提供粮食、茶叶、纺织品等，南北的经济实力之比远高于6：4。           　　东西部的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中国东西之间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然环境。就地形地势而言，西部青藏高原是最高一级的阶梯。由此往东，至大兴安岭、太行山，经巫山向南至武陵山、雪峰山一线是第二阶梯，大致在海拔1000米以上，局部在500米以下。如果以这两个区域为地理上的西部，它们与东部第三阶梯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最高的第一阶梯完全不适合农业生产，第二阶梯中大部分不适合农业生产。在东部的农业产量能够满足其人口需求时，或在南方还有未开发地区时，这种差异的存在并无多大影响，故而统治者和民众都缺少移民或开发西部的动力。           　　　明清以降，随着东部人口压力的增大，更多的移民迁入了第二阶梯。由美洲传入的新作物如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等，为丘陵山区的土地利用提供了合适的品种，使这一区域有可能承载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的增加，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内地移民为主发展起来的商业、手工业提升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也增加了与东部的物资交流。到19世纪中叶，西部第二阶梯间的城镇、人口相对稠密，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东部的差距已不明显，甚至并不比东部内部的差距更大。           　　　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东部沿海口岸的开放，新兴的工商业首先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向内地推进。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东部较容易得到机械农具、化肥、新技术、新品种、农田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支持，对西部的优势也越来越大。至20世纪中叶，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已空前巨大，甚至从农业区之间的差距，演化为工业区与农业区之间、城乡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同样反映在人口分布方面。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发现，如果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至云南腾冲划一条大致倾斜45度的直线，线东南36%国土上居住着96%的人口，而线西北的64%国土上只有4%的人口，人口密度极低。1950年后，由于基本建设、国防、农垦、三线建设等需要，大批移民也以西部为迁移目的地，西部人口所占比例有所增加，但基本格局变化不大。近30多年来，由西向东的人口迁移成为主流，强化了这条线两边的差异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拉开了双方在经济、文化、城市化、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距离。           　　　西部开发应当科学、理性           　　　10年前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10年来，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已经建成，退耕还林还草、农业和特色经济、西部教育、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项目正在进行。           　　但西部的发展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具体目标必须理性、科学、适度，必须看综合效益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即使讲产能产量，讲GDP，也得讲人均。但无论如何，必须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西部很多地方自然环境相当脆弱，一旦失去平衡或突破底线，就很难恢复。所以有些地方不是退耕还林或还草，而是要还荒——因为有些地方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存，非不得已就不能容许新的人口迁入，还应尽可能疏散现有人口。世界上面积稍大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的人口是均衡分布的，全世界的多数人口居住在离海不到300公里的地带，中国西部不可能成为例外。有些产业虽能收一时之效，长远的祸害却难以消除，从一开始就应禁止。现在某些新能源的项目往往根本不作环境评估，或者明知存在环境缺陷而匆匆上马;有的资源开采置环境破坏于不顾;一些“领导工程”更是肆无忌惮，必定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西部的旅游产业应以自然资源为主，以现有的人文资源为主，切忌滥建人造景观。就是自然资源，也应在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一味扩张。           　　从经济效益讲，开发西部在开始阶段由中央政府加大投入或其他地区给予支援无疑是必要的，但就长远而言，应该适时进入良性循环。除了出于国家战略考虑的项目以外，不能与必要的公益项目混淆起来。与其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如调整或重构人口、产业和环境布局。坚持“政治正确”也要讲代价，不能重走只讲政治不讲经济的老路。西部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成本很高，有的还是世界级的难题。但有些线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运输量有限，或者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就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目标，并应充分考虑到建成后的运行和维护。涉及外国、外地的项目更不能一厢情愿，不考虑他方的因素，否则完全可能成为我行我素的无底洞。当初寄予厚望，耗费巨资建成的亚欧大陆桥并未发挥规划中的作用，本应成为共同吸取的教训。           　　　开发西部的目标之一是要建成秀美山川，但必须明白西部是否都有过秀美山川，更应该明白理想中的秀美山川是怎么样的。罗布泊一带的景观二千多年前就存在了，见于《史记》的记载，人类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如果大自然要再造一个罗布泊，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大可不必动用巨资和大量人力去阻止。有些地方沙进人退符合自然规律，人进沙退往往得不偿失。浩浩平沙、莽莽荒原，与雪山冰川、绿洲碧水同样能构成秀美山川。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