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看香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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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11日 09:53南方都市报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本土论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与殖民地秩序》 本土论述编辑委员会、新力量网络编 远流、漫游者 2009年12月版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几年来,香港保育运动如火如荼,激发起社会各界的讨论,其中由梁文道、王慧麟及马家辉担任编辑的“本土论述”便是其中一个副产品。他们每年出版一份年刊,辑录有关香港本土文化讨论的专题文章,由2008年充斥着简化理论及纲领性论述的时事文章,到2009年深入讨论香港关于人文、历史、都市空间、金融业、劳资关系、殖民文化方面的研究,“本土论述”明显地深化了相关题材的讨论,展示论者以社会理论阐释除本土行动外的更多香港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土论述”也明显想作出更有分量的讨论,以争取内地港台地区更大的读者群,深入历史的讨论固然是2009年刊的优势,因为探讨历史才能够“追本溯源”,无论对本土抑或非本土的读者来说,投入历史环境亦为研究香港问题的前提。“本土论述”也做出了具体行动,例如邀请台湾的夏铸九教授解读城市,而且讨论者不单有更多本土行动成员,也有更多学者现身说法,谈论问题背后更多细节问题。编委会甚至找台湾远流代理出版,足以看出那份“冲出香港”的雄心。
就像人们常说香港的“经济挂帅”,其实在“拜金主义”背后,是几十年前殖民地政府对付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核心,而殖民地政府这些重视建屋、打压左派及全力发展金融经济的政策,其实亦不过是美国冷战时代战略的一环。香港人之所以恐共、反共,固然是因为大部分香港人皆为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难民,亦离不开殖民地政府这种意识形态灌输。朱凯迪关于大埔理民府历史的文章,则记述殖民地政府与新界村民的关系如何由紧张到缓和,及左派团体在大埔差馆山下争一席位的历史。不追溯这些前尘往事,不探讨六七暴动对港英殖民政策的影响,就无法解释今日香港的政治、经济发展,甚至香港人诉求民主的声音。
读者如细阅“本土论述研讨会2009”的笔录内容,便可窥见论者们怎样看待港人身份认同与本书副题中提及的“公民抗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没有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塑造出来的香港人形象,就没有今日香港的政治经济格局,当日对整套殖民统治制度的反抗,蜕变成今日对民主作各种形式的诉求。在孔诰烽的《从反殖民史寻找未来》里,作者甚至指出今日香港主流民主派,实“孕育于七十年代深受中国革命影响的反资反殖运动”,所以也“摆脱不了非黑即白的史观”,将昔日殖民统治的种种弊端与今日中国内地对港政策的本质挂钩。另外,将焦点集中于阐述殖民统治者如何设法建立一个政治秩序,更反映出今日香港政府作为昔日殖民地政府的延续,其管治缺乏普罗大众的认受性,更突显出公民抗争的需要。
当然,不能仅仅着眼于对比港英殖民管治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政治逻辑,在“国际城市”的名义背后,寻找正被挤压或者还没有被挤压的香港本土特色。活在全球化的今天,香港本土特色已经渐渐消亡,《狮子山精神的批判》一文就宣告了香港精神的死亡,除此以外,文章更证明了一点:反对“经济挂帅”和“过度发展”对“保育香港”及保留香港精神至关重要。对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难民来说,香港只是一个暂住地,所谓“香港精神”不过是殖民地政府建构出来的价值观,而要寻找真正的港人核心价值观,就必须从草根社群去寻找,而不是那些“市场自由主义”或者“精英阶级的生活”。
很多人看到今日香港浩浩荡荡的公民运动,还有游行者背后的一揽子诉求,从各种议题的庞杂性来看,真有点令人不知从何说起。可是在面对官商勾结、小圈子选举、全球化剥削、全面都市化发展这些问题时,参与运动的团体正不断努力将针对不同问题的诉求汇集成一种坚定不移地批判建制的抗议声音,让行动有了清晰的纲领。“本土论述”也一样,从2008年的试图建立论述框架,到2009年把握各方面的细节,就像从骨架上长出坚实的肌理。这几年香港处于关键时刻,从利东街、皇后及天星码头到反高铁的民众运动,日益显示出香港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和政制问题之间的联系,也解释了香港为何需要一种真正的“本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