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的昏乱与人民的反抗（二）（296）

（三）民众的反抗

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利税，又从中贪污勒索，被剥夺的社会财富，难以计数。如从低估计，年进奉白银一百数十万两，“征三解一”，每年也当有四百余万。如是贪污十之八、九，则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国家钱粮征收，有正课、盐课、关课、杂课，“合此四项，方是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矿监税使掠夺的财富如此巨大，势必侵犯户部的正常税收。赵世卿在奏疏中陈述说：“近年开采之命一下，各处遂将一切杂课，如山东香商、福建屯折银、南直隶徽宁等府的税契银、江西的商税盐课，改归内使（矿监、税使），户部的杂课失掉了。又因杂课不敷，百姓将应征的正银、官员将应完的正税挪移充数，户部的正课减少了。山东运司分割部分盐税，两淮运司另立超单，户部的盐课难以实行了。原来的关课，因近年商贾萧条，大为减少，户部的关课被夺走了。关中军兴银、撙省银，尽抵矿税，户部的额外之课也空虚了。”内使四出的结果，宫廷进奉增加，朝廷税收减少，户部的财政，更加难以为计。

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不仅迫使各地的大批富户破产，也迫使大批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失业流离。苏州一带是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最为发展的地区。一六○一年，巡抚应天右合都御史曹时聘上疏说，由于税使的横征，“吴中之转贩日稀，机户之机张日减”，又说：“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六○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奏陈各地钞关（税关）情况，说他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诸暨钞关、扬州、北新关、淮安等钞关会计录，万历二十五年额定征银共四十万七千五百余两。二十七年以后，一年比一年减少，到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各关解到本折约征银只有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两。他在奏疏中说：“臣不胜惊讶，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在淮安关则称：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税监差人挨捉，商畏缩不来矣。其他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各地日渐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由于内使的掠夺，遭到严重的摧残。大批商民、手工业者被迫失业，成为转徒各地的流民。

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即自行创设衙门。中使可有随从百人，又可委任分遣官十人，分遣官也各有随从百人。一名宦官随带近千人驱使。这些人大都是招集当地的市井无赖、亡命贱流以及罪谪的官吏，四出掠夺，以拓私囊。时人比之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中使恃有皇帝的钦命，任意拘捕商民，严刑逼索，凌辱百端。地方府州县官，如有阻挠或裁抑，中使上奏陈诉，就要被处置或罢免。《明史·王正志传》记：自万历二十四年以来，历年都有地方官员，包括知县、知州、通判、海防同知以及参将、守备等官，因得罪矿监税使而被系诏狱，或削籍、贬官。一六○一年，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说：自藩司、守令主武弁齐民，被逮者已不下一百五十余人。

矿监税使曾被指为“势凌抚按”。各地的巡抚、巡按如与中使相抗，也不免受到神宗的责斥或处分。一五九六年，中使王虎参奏保定巡抚李盛春“阻挠开采”，神宗严旨切责盛春。盛春疏奏王虎“骑横受贿”，神宗留中不理。一五九七年，中使陈增参奏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开采”，山东巡抚万象春“党庇”，韦国贤被逮捕，万象春罚俸一年。一五九八年，益都知县吴宗尧参奏中使陈增诬指富民盗矿，三日间逮捕五百人等罪恶。山东巡抚尹应元疏劾陈增背旨虐民二十罪。神宗切责尹应元，逮捕吴宗尧下狱。一六○○年，山西巡抚魏允贞参奏中使张忠杖死太平县典史，逼死建雄县丞，张忠劾魏允贞“首倡阻挠，抗违钦命”。神宗将魏疏留中，下张疏部议。魏允贞于次年致仕。一六○六年，陕西巡抚余懋衡参奏中使梁永役使人马辇运私物于京畿。梁永遣其爪牙在余懋衡食物中下毒。余懋衡两次中毒得解，不死。次年正月愤而疏论梁永之罪。咸宁知县满朝荐将下毒者捕获。梁永又诬告满朝荐“劫上供物”。神宗诏逮满朝荐下诏狱。梁永调离陕西。余懋衡以丁忧离任。神宗曾自称：“不从中使之言，不足厚集其利。”在矿监税使与抚按以下的地方官员的抗争中，神宗为了厚集其利，总是屈从中使，压制官员。自从遣使以来，阁部科道诸臣连年上疏，力论其害，神宗置之不理。

矿监税使，四出横行。神宗有意纵容，官员无力制止。被迫害的民众只有自己起来斗争了。下面是旧史称为“民变”、“兵变”的反抗中使的斗争。

临清民变天津税监马堂，兼辖临清。他到临清后，招纳当地亡命之徒数百人，整日巡行街上，见富有者即没收产业之半，对小商贩的斗粟尺布也要抢夺。如有违抗，就以违禁论罪，罚作苦工，没收田产。于是，近远罢市，贩卖者都不敢进城，小民无法度日。以负贩为业的临清人王朝佐在一五九九年四月一天的凌晨，执杖到马堂衙门请见，州民欢呼随从者至万余人。马堂不敢出，令随从放箭，伤数人。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衙署。本州守备王炀将马堂救出。马堂的爪牙被打死三十余人，发现他们都是郡邑小偷。神宗敕山东抚按彻查为首倡乱之人。王朝佐挺身而出，说：“首难者我也，请独当之，勿累无辜。”山东巡抚刘易即以王朝佐一人抵罪，不再查问其余。七月，王朝佐被杀，史称“临刑，引颈受刃，神色不变。”（《神宗实录》卷三三七）被株连者俱得免罪。州民为王朝佐立祠祭祀。

湖广民变一六○○年二月，中使陈奉来湖广，兼领数使，征税之外，还督领采矿及钱厂鼓铸等事。次年二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题奏：“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 变，继之汉口，继之黄州，继入襄阳，继之光化县，又青山镇、阳逻镇，又武昌县仙桃镇，又宝庆，又德安，又湘潭，又巴河镇，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神宗实录》卷三四四）据此，陈奉来湖广不过一年，民变即已发生十起。其中最激烈的一次是一六○○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的武昌、汉阳民变。陈奉与其委官韦千户等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令人传意要奏请抄没，贿赠千金，可得解免。韦千户等往儒生之家，委官刘之良等往商贾之家，都是如此恐吓，勒索数千百金。遇到不能交银之家，便直搜入卧房，见妇女有姿色，即佯称藏带金银，逼捉脱衣，肆行奸辱，或掠入税监衙门。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众生员愤愤不平，遂于当年十二月初二日齐赴抚按衙门，击鼓控诉。受害士民，涌至万余人，放声大哭，一时奋不顾身，甘愿与陈奉同死。接着打入税府，抛砖放火，打伤陈奉。抚按司府各级地方官赶来解谕，众势稍缓。数日后，民众才渐渐散去。次年正月，陈奉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举火箭焚烧民居。民众群拥陈奉门，被陈奉卫士打死多人。

一年之后，民变仍在继续发展。一六○一年，达到高潮。湖广佥事冯应京曾逮治陈奉手下不法的随从，并抗疏列陈奉九罪。陈奉诬奏冯应京“挠命，凌敕使”。神宗罢免冯应京，押解京师。这年三月，逮捕冯应京的缇骑（特务人员）至武昌，民众相率痛哭。陈奉却大出告示，数冯应京过恶，誇张自得。民众被激愤怒，聚数万人围住陈奉的衙门。陈奉见势危急，逃匿于楚王府中。民众捉住陈奉的爪牙耿文登等十六人，投入江中，又打伤缇骑，焚烧巡抚府门。陈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起事的民众，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冯应京囚服坐槛车中，劝解民众散去。陈奉藏匿楚王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及言官们纷纷请求将他撤回。江西税监李道弹劾陈奉“征三解一”，病国剥民。四月，神宗召陈奉还京，又以工部左侍郎赵可怀接替民众怨恨的湖广巡抚支大可。赵可怀到达湖广荆州，当地民众拥车诉陈奉之恶，哭声如雷。他宣布陈奉取回治罪，民众欢呼万岁，散去。

苏州民变一六○一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苏州恶棍多纳贿营充委官。他们在水陆要冲攫取商贩，甚至只鸡束菜也不放过。又对机户牙行，广派税额，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致使人情汹汹，机户杜门罢织，靠佣工为生的织工无处趁食。以织缯赁工为生的葛成（又名葛贤）与自知将要饿死的二千多织工，在这年六月六日发动民变起义。葛成在机户和织工经常集会的玄妙观内，集众誓神，要求大家一致行动，看他手中芭蕉扇挥指。参加者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斗争发动后，打死孙隆的参随黄建节，焚烧充当税官恶棍的汤莘之家。起义队伍逼近孙隆的衙门，孙隆连夜逃往杭州躲避。起义者保护居民利益，也不反对官府，纪律十分严格。应天巡抚曹时聘奏报民变情形说：“不挟寸刃，不掠一物，预告邻里，防其延烧。殴死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一次，起义队伍误入一个百姓家中，为首者即率诸人罗拜，向主人谢罪。民变持续三天。第四天，诸税官已被次第剷除，城中出现了起义者贴出的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第五天，道府下令捕为乱者，葛成挺身而出，说：“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不要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巡抚曹时聘奏请将奸民汤莘与为首的葛成等八人严究正法，其他参加者俱免追究。传说葛成被判处死刑后，遇赦得出。

江西民变一六○一年三月，江西巡抚夏良心上言：“税使潘相欲开（广信）铜塘禁山，遣陆太等召商于上饶，上饶民群聚，欲杀太，知县李鸿佯言收太于禁，太乃得免。”（《神宗实录》卷三五七）

九月，浮梁县景德镇民万余人愤恨潘相爪牙王四横行不法，焚烧了御器厂的厂房，并声言欲杀潘相。署浮梁县印、饶州府通判陈奇可力行晓谕，才得散去。次年三月，江西巡抚夏良心上疏，请求停止广信铜塘山潘相所主持的采木之事，神宗不理。不久之后，上饶民鼓譟殴打潘相的爪牙陆太等人，几致于死。

辽东民变和兵变。一五九九年，内监高淮被派往辽东开矿征税，比至开原就有严刑激变的记事。第二年委官廖国泰虐民激变，高淮诬逮诸生数十人。一六○八年四月，前屯卫军因高淮扣除月粮及其他勒索，并且身受鞭打凌虐，遂各穿戴盔甲，齐赴教场，放炮歃血起事。参与起事者合营男妇数万人（一作数千人），声言要杀死高淮除害。后来由于一个参将的再四泣留，才还营。六月，由于高淮及其爪牙的迫害和敲诈勒索，锦州、松山军继前屯卫军之后又举行兵变。

云南民变和兵变。一五九九年，内监杨荣奉派来滇开矿收税。一六○三年三月腾越州居民不堪遭受杨荣的欺压，相率烧税厂，杀委官张安民。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年）正月，杨荣因操捕指挥樊明高（一作樊高明）后期，捕至私第，榜掠数十。不久，又因向管堡指挥贺瑞凤取马四十匹，不敷其数，将他拘捕。流言将尽捕六卫印操诸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遂与军民数千人（一作冤民万人）焚烧杨荣的住处，杀死杨荣，投尸火中。杨党二百余人也被杀死。神宗得知此事，欲逮问地方官员，经大学士沈鲤力争，只诛贺世勋等人结案。

上述几次民变和兵变之外，一些规模较小的民变也还时有发生。一五九九年南直隶仪真税监暨禄的委官马承恩因抽税而激变。一六○○年广东矿监李凤及其爪牙激起新会县的民变。山西蔚州民毕鑛等殴伤太监王虎的参随王守富。一六○三年，广昌县民烧毁了太监王虎的生祠，并延烧银厂。同年，北直隶有北京西山窑户之变。一六○四年有易州矿徒之变。

综观这一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参加的人员，包括城镇中的工商业者、手工工人、小商贩、诸生、举人，以及其他城市居民，还有士兵和军官。地方官员参加民变者不多，但常以某种方式对民变给予一定的支持或同情。矿监税使的掠夺遭到近乎全民的反对，难以照旧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