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2）

失衡的世界，再平衡的中国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局面可以用两大相关的失衡来表示，即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失衡。要从这两者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可能非常困难。不管怎样，这种结局是过去数十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从宏观层面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实际经济表现都离不开这两个不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世界经济的平衡会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内部的平衡，但世界经济不会自动平衡。世界经济要平衡就必须首先要求各国经济体的平衡。并且，对各国来说，这也就是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说，中国要靠自己，通过改革来求得内部经济的平衡。内部经济平衡了，就会有助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平衡做贡献。那么，内部经济平衡是如何来的呢？又如何能够求得内部的再平衡呢？

•“如何失衡”•

绕过“既得利益”的改革原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把国家的经济过程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那么先进行农村改革。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大，所以，先不要动国有部门，而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新利益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八十年代分权和开放式的改革可以说导致了一种包容式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受惠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开始于八十年代，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完成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市场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一些人因为看到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怀疑“放小”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否定“放小”，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大规模并且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于是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朱镕基时代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WTO等国际经济组织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再者，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主要是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

须以社会改革推进经济改革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首先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遭到破坏，或者说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应当强调的是，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原来的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可以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98年亚洲金融[3.63 -0.55%]危机就已经证明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软弱性。当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拉动内需。但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仍然有很高的进口需求。因此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外部压力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真正感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局限性。

中国生产、西方消费，中国人积累、西方人花钱，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就要建立消费社会。中国要少存钱、多消费，而西方则要少消费、多存钱。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立消费社会来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呢？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无“改革”下的增长

在没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生产(通过投资)和积累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贸易不平衡及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且也导致了国内发展多方面的不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和平衡的发展模式。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不良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这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一句话，不稳定是经济本身失衡、经济和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而失衡又反过来影响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决策者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的规模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一些实际政策的歧视。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是不容许，要么就是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资本享有比较均等的融资机会，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会从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和此前的改革是有很大关联的。没有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会有此经济收获。

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来自于政府动员型的资源投入。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似乎从各种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4万亿“救市”措施有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以举国体制出现的大规模工程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刺激效应，即“奥运经济”和“世博经济”。不过，应当说明的说， 来自于制度改革的收获是好的收获，而来自于动员型的收获只是暂时的。

“另类”双轨制

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是不利于社会领域发展而得到的高速经济发展。为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十多年来，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私人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代理人和私人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

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推动社会的市场化来保住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无限制地流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狂澜中惟一的绿洲。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这种社会市场化在两个方面不断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破坏社会、转嫁改革成本而获得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199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居民的收入在数目字上确实获得了稳步增加，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成本的增加速度，却是远远快于收入增加的速度。最近，当中国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反映全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恩格尔指数的上升却分明显示基本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医疗、教育和住房涉及一般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当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甚至摧毁，那么，社会的“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化导致的普通居民与“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推向了新高。在近几年迅速激化的官民矛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普遍的“相对剥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