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9)

工资单的秘密

孙小林

“你们‘小年轻’干不了我们这个重活。”老罗边笑着边喝了口茶。这个茶杯已经陪伴他3年多了，他一直不愿花钱再买一个。

老罗是上海某大型国有机电集团下属分公司的一名员工，作为一名模具工，他在这里已工作9年了。此前他在上海另外一家国企担任模具工。

准时骑着电动车上班，准时下班，接送女儿上学。这就是老罗多年来的生活状态。

“撑不死饿不着”。老罗总是笑着说自己很阿Q，也“懒”，但其也很清楚，与其一道进厂的员工跳出去后“很多已经是老板了，不差钱”。

不仅是前同事，如今的单位领导，曾经的同学很多已经“先富”了，这让其压力巨大，但有时想想当年下岗后创业不成功的同学，却又“觉得自己工作挺好”。

9年了，老罗工资从2000元涨到3500元每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随着女儿的长大，物价的上涨，最近，老罗感觉压力前所未有。

“还是你们‘小青年’赚钱容易，但你们买房压力也大啊。”老罗这样打趣自己。但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其拥有一套无贷款的房子，而且生了个女儿是“招商银行”。

当年的工资“够买房”

老罗是上海本地人，他所就职的工厂位于浦东，目前为国内外一些空调厂提供零部件，而老罗则承担着其中的零部件加工任务。

对于老罗而言，已经接近40岁的他，现在的收入是1500块钱每个月加计件提成，按照他现在这个工作进度，基本上一个月可以拿到3500块钱左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此前的一份关于公布上海市200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及增长率的通知中指出，2009年度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42789元，月平均工资为3566元。

老罗似乎拖了上海月平均工资的“后腿”，但他的工作却一点也不轻松，整天需要站在机床旁边，一站就是半天，中午休息后，下午继续上午的“站岗”。

在老罗的工厂，记者看到已经做好的零部件，诸如弯管等已经堆积起来，“现在腰不行了，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做的量比现在多很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本地学机械专业的中专生老罗直接进入了上海一家国企，做车工，一干就是6年。

“那个时候基本工资也挺高，加上计件，我一个月也能收入2000块钱。”可好景不长，他服务的这家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倒闭了。

“幸亏我有技术，很快就跳到现在这个企业了。”这让老罗当年很开心，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左右国营工人下岗。

老罗成功地避免了下岗，不仅如此，此时的老罗干了一件让其到如今都十分自豪的事情，“1999年买房了”。

老罗由于企业破产，并没有和其他职工一样有福利分房，但当时的房价让老罗觉得“还可以接受”，“那个时候房价才2000多，我当时收入还可以，就买了”。

同样在这一年，老罗结婚了，对象也是上海本地人，2000年，老罗的女儿出生了，“现在想想是生了个‘招商银行’，但当时压力很大”。

这一年，老罗的月收入大概在2500块钱左右。而就在那时，企业的变化也让其压力陡增，“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工厂用数控车床了，而我当时并不太懂，工厂也招了一些新人，包括外地人都进来了”。

尽管如此，老罗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此时的老罗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外界的变化，就在2002年开始，上海的房价突飞猛进。

拥有了房子的老罗此时只有一个想法：“怎么长点工资？”

事实并没有如其所愿，此时其所在的国企尽管有所属集团公司的订单，但订单数量并不大，且接受外部订单日益减少，效益日趋下降，已经不及周边的民营机床加工厂。

这直接导致老罗收入没有增加太多，“只是单个部件加工费增加了，但基本工资没怎么提”。

让老罗喋喋不休的还有高温补贴等福利费用，如今也基本取消了。

到了2005年，老罗女儿开始上学，“压力又增加了很多，而且每天都要去接送，这样也影响了我做工的件数”。此时，其妻子的收入也刚好过了3000元每月，两个人加起来接近7000一个月，虽然不多，“但也还行，不过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负担以后会更大”。

尽管如此，老罗仍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幸亏我当年买了房子，你看现在，这边都要2万多一平，至少。”老罗指了指超市对面的万科楼盘。

谈到房子的时候，老罗异常兴奋，“我们单位的一些外地人很辛苦，3000多块钱怎么在上海买房啊？”

如今收入在温饱线上徘徊

老罗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与周围的好友、邻居，甚至以前的同事收入差距开始增大，“老婆说了我好几次，但我每次都不吭声，拿得少当然不敢挡话”。

老罗至今都记得，2005年，其送5岁的女儿读书，遇到了曾经的中专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自己开了一家餐具加工厂，收入很高”。

让老罗感到压力的是，他的这位同学开车送儿子来读书，而自己却开着电动车送女儿到学校，“在校门口碰面了”。

更让老罗“不好意思”的是，一次送女儿到学校又碰到了同学，同学劝其到自己的单位去“给我当个主管，负责管工人，一个月有4000多”。

但出于“自尊”，老罗拒绝了，他觉得生活虽然没那么富裕，但相对于一些已经下岗的同学，已经算“过得去”了。

转眼间到了2008年，老罗这一次又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这一年，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员工跳槽出去了，“通过以前在单位积累的人脉关系，接了一批零部件加工单，第一个月就赚了4万多”。

如今，更多的同事在积累了客户资源后就“出走”了。今年12月20日，记者在这家国企周围看到，周边私营的机床加工厂林立，而其中就有老罗同事开设的。

老罗一个来自江苏的旧同事，2009年下半年在工厂旁边开设了一家只有一台机床的小加工厂，“虽然很辛苦，一年来也赚了有10万块钱”。

每次这位旧同事邀请老罗去那边走走，老罗都欣然赴约，“激励激励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出来”。

更让老罗感慨的是公司的一位领导也出去了，2009年，其所在部门的领导率领几个旧部出去创业了，“还带走了一些客户”。

但多少年来一直在从事技术的他到如今仍觉得自己“是个做技术的料，估计在经营上不行，所以一直没出去”。

如今，公司的部分现状让其感慨不已，由于单位所属的集团拟对单位进行整合，其非常担心自己的公司因为规模不大而被兼并，“影响工资”。

公司领导的收入却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有他们的渠道，所以活的很好”，但老罗至今不知道他们领导的收入是多少。

这或不是老罗一个人的感受，早在2007年，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就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在收入分配上仍然存有一些突出矛盾，如，企业经营者与在岗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发给本报的名为《关于收入分配的“六心”》个人看法文章也指出，“少数国有企业高管的年度薪酬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

老罗很少看报纸，也很少看电视，对于这些“差距”其并不清楚，只是笑笑说，“不必太认真，这年头我只能怪自己没出息，不出去做”。

老罗或许没有想到，在整个上海，这个国资重镇，和老罗一样的国企从业人员数量并不少，尤其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收入或许只在上海平均工资线上下徘徊。

本报记者就了解到，浦西某区一家国有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收入，年收入约在40多万，而普通职工年收入则基本在两三万元，差距不可谓不大。

收入赶不上CPI涨幅

与老罗工资上涨缓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罗的开销却增加不少。

“本市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出现脱节现象，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在直辖市中列倒数第一。”2007年《上海职工收入状况与变化趋势研究》课题列举了这样一个排名。

工资增长并没有伴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而随着物价的上涨，老罗压力却陡增。

记者陪同老罗在北蔡联华超市买了一桶油和一些日用品，老罗在食用油货架前看了很久，比较了数个品牌，最后选中一个“买一(大瓶)送一(小瓶)”的食用油品牌，“实惠啊，现在油贵”。

老罗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刚结婚的时候，一斤米才8毛钱左右，而现在已经至少涨到2块钱一斤。

这让老罗吃不消，“工资就这么点，物价又这么高，收入不够啊！”老罗站在北蔡联华旁边看了看KFC，叹息道，“女儿喜欢吃这个，上次带她来吃，我都没舍得吃”。

为了省钱，老罗的夫人每次都骑车到浦东农产品交易市场去买菜，“那里的菜是批发价，比小区菜市场要便宜很多”。

由于没直达公交车，为省交通费用，老罗每天都是骑电动车从家到单位上班。他家住在浦东北蔡，到浦东三林上班，单程需要30分钟左右，“前几天融雪的时候很冷”。

对此，一份《上海职工收入状况与变化趋势研究》课题这样写道，“高经济增长，带来的是高生活成本。房价居高不下，医疗和教育费用节节攀升，粮油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有限增加的职工收入，被轮番上涨的物价抵消了，启动消费市场成了虚幻。”

对于老罗来说，用钱增多的地方还不止这些，尽管老罗现在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但其非常怀念以前的国企，“那个时候看病单位基本都报的，现在社保没以前单位那么好。”

不仅如此，随着女儿进入小学，考虑到未来进入初中费用或更大，老罗一直在思考，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不是花钱上好点的初中?”

但他在犹豫。他觉得现在花钱还“缺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