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中国(4)

回望小汤山：那场危机叩开的变革之门

衣鹏、伏昕

小汤山医院的修建只花费七天，它的意义远不止七年。今日长满野草的乱石滩上，推开房门的隙缝，灰尘覆满未开封的注射器、口罩和防护服。时间仿佛从未流动。

从这里沿首都中轴线，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天安门。那时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甫定；各种消息人士乐于白天黑夜穿梭于红墙内外；胡同口的菜场多是减价的叫卖声。2003年之初，畅想和欢愉充盈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直到金荣华看见那张他已记不清的脸。

金医生还记得7年前的那张病历。警车簇拥着一辆救护车，担架推送出一位呼吸困难的中年病人。他起伏的胸脯发着一种嘶竭的呼吸声。“肺部炎症严重，病毒感染脏器的速度令人吃惊。”

这位北京市明确收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很快让佑安医院出现医务人员感染迹象。在广东，医务人员已经占到数百名受感染者的30%以上，这代表病毒能够在人际间迅速传播，恐惧迅速弥散整个国家。

惶恐中的人们还是怀抱期许。不久之前，新华社刊发了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发表的一篇公开讲话，其中颇有新意地强调将依照宪法执政，尊重人民基本权利。

保密？保密？

那一年的3月初春，载满人大代表的车辆照常在京西宾馆或钓鱼台进出，代表中不少知情的地方官员心怀忐忑地挤坐在消毒多次的会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中央政府顺利完成人事交接。

在这个集权体制和文明史一样古老的国家，行政中心是历代灾荒中最后的安全区。过去,如果瘟疫蔓延到北京，王室会悄悄沿着中轴线向北逃奔，在承德一类的地方寻找庇难场所。这会给自命皇权天赋的君主埋下巨大信任危机，有的王朝甚至因此倾覆。

会场里的钟南山院士对疫情心知肚明。一个月前，广东省已内部掌握超过200位患者。2月28日，“卫生部在广州开了多场专家内部会，官员希望专家能迅速搞清病毒性质，要加快时间定案。”钟南山的合作伙伴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管轶至今仍记得，一些官员希望研究结果保密，以免在“两会”开幕之际危及社会稳定。

一口潮汕乡音的管轶此时频频在深圳东站口岸通关，他根据钟南山提供的信息，频繁出入广州、北京等地病患集中医院。这位早年做过儿科医生的科学家拎着偌大一只包，每次抽取患者血液标本时都小心翼翼打开，取出从香港实验室里带来的隔离服和口罩。

试错一直延续至3月22日凌晨，实验室和研究助理已经东倒西歪地昏睡在平时异常爱护的工作台上。

“我给他们盖上毛毯，走在阳台上使劲地吸烟。”管轶还对那种疲劳感记忆犹新。他们几乎尝试到世界上最后一组相关细胞系时，才终于与真相相遇。

22日中午，实验组终于从放大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照片中看清杀手的模样——一种皇冠状的黑色物种，这就是SARS病毒。

对于认识一种陌生传染病，这是最重要的信息。通过比对病毒的基因序列，才能去寻找病源，研发疫苗，并预判其流行程度和毒性。

实验团队采集自北京的标本，已有的源于本地传播病患。但直到4月9日，北京市的领导人仍坚持报告仅有22例输入性病例。WHO多次将北京列入危险疫区。

“科学家职责已经完成。防控决策是政府的责任。”管轶说。事实上，许多地区都未在特殊时期履行已有的传染病情上报机制。

依据公开记载，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在2003年1月就接到了广东的报告，并派人到广东调查。此时中山市已经有28个病人，其中13名为医务人员。但情况并未通过全国监测网络告知其他省份医疗机构。2月， SARS传染到了香港、广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3月1日，一位山西患者到北京就诊，病毒渗入北京。

直至4月20日，在中央新领导层的断然处置下，事件才向另一方向发展。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解职。此时官方数据报告北京病例骤增至362例。北京已被推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边缘。

小汤山七日

金荣华们很快接到医院党委消息，要在4月下旬做通病人思想工作，将其送抵一所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

就像当年那些信奉龙脉的王族贵胄，金的病人很快将沿着中轴线向北转移。一个即将引发全世界怀疑的决定正在酝酿。

4月22日傍晚，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已决定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执行“中国式”的集中收治，以纾解首都的危机。

工作组预计，未来每天新增疑似病例会在200人左右，因此需要找到足够的医疗资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建议，去小汤山看看，那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工人疗养院。

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立即亲赴实地勘察。小汤山南距北四环20公里，西距昌平区中心10公里，交通方便，四周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风向水源也不会影响主城区。

国务院次日即批复，国家紧急征用小汤山疗养院后面的土地40.3公顷。两期工程，一期1000张床，二期400张床。

十几位设计师埋头苦干，从深夜画到东方既白。共出台5个总体规划设计方案。拟建东区和西区，西区收确诊病人，东区住疑似病人，中间隔一条马路。

北京市六家建工集团连夜受到召唤。4月23日拂晓，4000余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浩浩荡荡开进小汤山。工地负责人手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没有坐标没有施工图纸没有水准点的平面图，施工现场没有路，没有水电，一片荒野。

那位当时分管的副市长刘志华下令道，“如不能按时完成，建议市委撤你们，同时降低你们企业的资质，不让你们在北京承揽施工项目。”市委书记刘淇代表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向中央汇报，立下军令状——小汤山将在4月30日22点接收“非典”病人。

目击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工地。高峰期工人总数达到7000多人，机器震天响，对面说话根本听不见。清洁走廊里更是人挤人。

5月1日凌晨，小汤山的病房里放入鲜花，病患陆续搬入。每间病房15平方米，设两个病床，有单独的洗浴间和空调电视电话，还安装了供氧送风呼叫系统和紫外线消毒灯、真空吸痰器等，病房外用铁栏围起外走廊。

曾光说，这样大的工程，国际上最快也需要8到10个月。“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

有专家断言，如果没有小汤山，北京至少要增加2000至3000名“非典”病人，还要再死一二百人。

公开！公开！

擅长动员的国家体制已在发挥效率。昌平区画出两条红杠，红杠外由地方负责，红杠里由军方负责。医护人员也圈在里面，不能外出，与病人同时隔离。

金荣华在部队医院的同仁已像电池耗尽的机器，他们每天游走在病毒宿体之间，囚囿在疫区里的神经紧绷到极限。

情形类似于法国人魏丕信在明朝荒政研究中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一套老练成熟的官僚运行体系，熟习于在灾祸发生时由上至下临时响应。而民间对灾难则触觉敏感。两者间的鸿沟，使中国社会常因大灾出现震荡。

病房外是不确定的世界。非典正演化成另一种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记载：“谣言，近来随SARS幽灵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

朝阳门内大街225号，灯光昼夜不灭，非典期间密集的新闻发布会和信息材料在这里汇集。外宣部门自2001年中国入世时起开始推动的信息公开制度，终于走到了凝聚共识的节点。

早在“9•11事件”后，中国研究者和主管部门嗅到一丝机会，他们开始相互交流新闻发布、政务公开的价值，那年年底，国新办推动形成了一个学制五天的全球传播研讨班。由于引入了美国案例，对外还只能谨慎称“介绍情况，批判借鉴”。

上百名中央部委的官员和地方厅局级干部陆续成为学员。主讲者来自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和媒体机构，其中甚至还包括西方媒体驻华记者。主讲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回忆，一些官员对占用五天去参加交流课程表示不解。

研讨班因疫情停办的几个月间，信息公开之门对公众渐渐打开。董和清华团队的成员常在半夜接到学员打来电话，“你们过去讲的东西都用上了！”那些一线传来的声音疲惫中夹杂兴奋。

孕育多年的制度变革，终于在危机倒逼下获得了准生证。中央迅速批复CCTV新闻频道进行24小时直播的尝试，3月1日试播，5月1日正式开播。国务院强调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追究瞒报信息官员的责任。之后，全国有近百名官员因此遭到行政问责。中央相关部委迅速公开新闻办公室和防疫咨询的联络方式。

北京市委由一位副书记牵头，将其下各部门负责新闻发布的官员被拉到青岛接受发言人培训。官员们一一在摄像机镜头下召开模拟发布会，接受同批学员和授课人的各种提问。

此后不久，国新办开始大规模在各省区市开办“政府发言人培训班”。中央亦连续发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试行新闻发布制度。信息公开的理念深入到矛盾复杂的基层行政运转中。

“两年时间，政务公开等观念逐渐在政府内部形成共识。”董关鹏说。

“这期间为了改变不同部门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中央密集出台了一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法规。” 中国社科院行政管理领域副研究员贠杰分析。到了防控中后期，中央一方面严守小汤山缓解政治压力，又能通过信息公开引导社会舆论。

七年之变

小汤山已是过去的符号。2010年4月，废弃医院的拆迁计划浮出水面。除去七年前留在医疗用品上未撕去的标签，与之有关的一切均物幻人非。

金荣华所在的佑安医院专门兴建一幢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的病房大楼，非典之后，政府每年向其拨付上千万元。

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用于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总投资达到114亿元。三年后，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2009年，国务院再次宣布拨付50亿元预算改善卫生疾控硬件设施。

2005年出现高致死率的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病毒全球肆虐，中国平稳度过。

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意在明确应急处理和恢复重建中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11天后的汶川地震中，灾区信息向全世界充分释放。

国新办主任王晨在2009年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希望媒体关注2010年的工作亮点——党务公开，中共各级党委部门都将设立新闻发言人。除了专设的“党委发言人培训班”， 政务公开与舆论引导也已被要求列入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官员培训核心课程中。

董关鹏已经可以更轻松地拉近官员与记者的距离。“他们大都是80后，和你们儿女一般大。在家里也许都不会照顾自己，却要满天下去跑。”

当然，变革仍然只能渐进。

经费不足仍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统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设备先进的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也有埋怨，“我的这个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只有20人不到编制，在美国CDC同一级实验室有超过200人。”

信息公开领域亦然。国新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年初受访时总结，“基层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新闻发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提到在一些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公开工作尚待提高。

无论如何，非典留下了特别的中国遗产。从今天回望小汤山，它在历史的深处清晰地站立。

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数月后，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登上政治舞台的节点上，在持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面临从崇拜效率到关注公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战略转型的关口上，非典提供了一个时代转折的触发点。

此后七年，中国社会的前行一再呈现始于非典的“危机驱动型”特征。负面的公共事件一次次转化为正作用，撬动国家变革的车轮。

管轶教授希望人们谨记这段历史。在凌晨1点的通话里，他握着数年前获得的一座奖杯，一字一顿地向记者诵读底座上的铭文：“你塑造了亚洲和我们的时代。”

(本文引用参考了舒云所著《解读小汤山奇迹》，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