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论道：语文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一早，张伟娜老师给我送来两件“礼物”，一件是中央教科所《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组颁发给我的一本荣誉证书，理由是：您指导的张伟娜老师的公开课《武陵春》，在中央教科所“十一五”重点科研课题《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组举办的“海峡两岸传统文化研讨会暨地区课题中期评估总结大会”上，荣获成果评比壹等奖；另一件是张老师撰写的一份赴福建学习心得《寻根溯源，回归本真》。

手里掂着这两件“礼物”，心里头颇感不安。不安者三：其一，对张老师《武陵春》一课我并没有“指导”什么，听完试讲后只是胡乱叮嘱了几句，异地教学更见教师的功底，行前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充分估计到，拿出预案来，《礼记·中庸》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这本指导教师“荣誉证书”实在有点受之有愧。其二，是我对张老师本人的一份歉疚。那天张老师拿着会议通知跟我谈起参会的想法时，我对她说：“由于学校经费紧张，这么多年来连校领导外出学习、考察都严格控制。咱们学校条件有限，跟人家××校比不了，你要是想去福州参会的话，就必须做好自费的准备，尤其是回来后，不要跟人家一比心里就失衡了哟。”我一向认为教师是最重要的办学资源，教师的群体素质决定着学校的办学品位和教育质量。教师群体素质的提高是需要培训的，是需要走出去的，是需要投入的，不能总开空头支票吧。在企办校的时候，我曾经向工厂提交过一份教师培训规划，设想分期分批把我的老师送出去，送到某些著名高校甚至国外去研修。但没有钱是玩不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一点不假。严峻的现实是政府对学校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学校良性发展的最大瓶颈。对此，做为一校之长，我一筹莫展。

其三，张老师这份学习心得很厚重，写得很有水平，抒发的是真情实感，说明她入心入脑了，用心学了、学了得了，用脑想了、想了获了。开始读时总是被来人打断，等静下来反复读了几遍，很受启发。同时也产生一股无形的压力，不是别的，正来自像张伟娜老师这样的新生一代，他们有激情，有勇气，敢想敢干，长进很快。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则有被落下的危险，从而尽失与老师们对话的话语权。

张老师在她的学习心得中主要评介了与会三位专家的语文教育主张。第一位是台湾台中师范学院的王财贵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语文教育新典范之建立》，倡导“语文教育应该是开阔心胸，开拓智慧的，应该把语文教育放在永恒的人性来考量”，提出了“语文教育新典范的四个标准：回归人性；把握本质；直截了当；不再折腾”。

第二位是复旦大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他做了题为《从传统文化中找回自我》的报告，主张“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找回的应是人性的本真”，包括宽容、野性和博爱等三个方面。

第三位是余映潮老师，他在《课堂审美教学设计浅说》的报告中讲到，“教学是潜移默化（语文的）、熏陶感染（审美的）、积累生发（教学的）。从我们语文教学的经典课文中呈现出人生智慧：大爱、励志、修身、勤学、哲思、谋略、处世、情趣。只有精心设计好我们的教学，才能够让学生真正收获这些智慧，也使我们的语文教学增美、增趣、增力”。

余映潮何许人？他是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中学语文“板块式教学思路”的创造者，被誉为“中青年语文教学课堂教学艺术研究的领军人物”、“中青年语文教育专家和学科带头人”，算得上是中学语文界的“带头大哥”。他的语文教育理念是：就教学而言，“学生活动充分、课堂积累丰富”是课堂教学的高层次境界；就教师而言，“让艺术的教学设计走进千万个普通语文教师的课堂”应该是语文教学改革力求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

三位专家谈的都是“大语文教育”问题，或者说是“语文教育观”问题，亦即“语文教育是什么”的问题。眼看着“语”林高手们华山论剑，便有些“技痒”。突然间脑子里不自觉地冒出那句老古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望而却步，挡住了他们登堂入室的门径，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是可以登堂入室的。实际上内行原本未有，有谁是天生的内行呢？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成了所谓的内行以后，便全然忘了本、堕落成某一领域的“学霸”？

于是我气运周天，气沉丹田，不避外行之嫌，想就语文教育观问题谈点管见。要把这个问题谈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历史地谈、现实地谈，发展地谈，要平心静气地思考：我们能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中汲取怎样的营养？（我以为这个问题理应成为《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课题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语文教育的现实如何？存在哪些流弊？（如果连当下语文教育存在哪些弊端都不清楚，还谈什么语文教育改革？）未来的语文教育或者说理想的语文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亦即语文教育观的构建问题）这显然超出了我学养的极限。因此，我只能就基础教育范畴内的语文教育问题发几句“牢骚”。

我以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内的语文教育是一种名符其实的“考试工具教育”，换言之，这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内语文教育存在的最大弊端。语文是一门工具性课程不假，也是人们的共识，但如果把它当成“考试工具”这问题可就大了，教师的教是为了考而教，学生的学是为了考而学，一切都以考为圆心画圈圈。语文课上学生所学最大的用途是应考，考完了也就没有什么大用了，于是便出现大考过后学生集体“焚书”的场面。    

我以为，语文教育——

教学的是文化；

传承的是精神；

积淀的是素养；

唤醒的是人性；

修炼的是慧心；

塑造的是人格。

首先，语文教育教学的是文化。有人会反驳了，“如你所说，语文教育教学的都不是文化呗，不说别的，识文断字是文化不？切，真没文化！”呵呵，肯定地说识文断字是文化，而且是最基础的文化，但如果这种文化更主要的是作为应试工具的话，这种文化则成了最低层次的文化了。显然，这里所言之文化有着更深层次的涵蕴。广州市社科院的李权时先生认为，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是“人化”，既“人化自然”，也“人化自己”。人是“化”的中心，“人化自然”是人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而“人化自己”是人为了提高自我的素质，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文化既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工具，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目的。文化工具论以人为中心，把文化功能统一于人的发展和目标之中，紧紧围绕人而展开，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发展。

我以为，语文教育所教学的文化应该围绕着人——有生命的人而展开，服务于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而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为了考试。

其次，语文教育传承的是精神。人们可能都习以为常了，难道就从来不觉得时下我们的语文教育少点什么吗？少的是什么？是一种精神，是文人精神和人文精神。何为文人？此题应有多解，一般地认为，文人是指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谈文人》）：并非写文章的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依我看，大凡天下读书人都可以沾上文人的边儿，文人是要有操守的，文人是要有精神的。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凝成了中华文人特有品格，如孔子，如屈原，如文天祥，如林则徐，如朱自清，如孙中山，如鲁迅……这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岁月又怎能带得走？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各不相同，但哪一个不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哪一个不是悲天悯人，爱国爱民？哪一个骨子里没有深深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

何为人文？朱永新先生说，“人文，人文，拆开来看，一个是人，一个是文。第一是关心人，关心人类的命运；第二是关心文化，关心人类的文化，关心民族的文化，关心文明的发展。”他指出，人文精神的散落，到了20世纪，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人文精神的丧落跟我们的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朱先生追问，没有民主的教育怎么会有民主的社会呢？没有人文的教育，怎么会有人文的社会呢？（2002年7月14日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导朱永新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全国中小学校长论坛上的讲演）

我以为，在传承人文精神这个具有使命意义的问题上，我们的语文教育、我们的语文教师责无旁贷。

第三，语文教育积淀的是素养。有位西方学者这样论教育：“把所学的东西都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引自肖川著，《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我以为后半句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剩下的是人通过教育积淀的素养”，这素养又是什么？凭借讲述《论语》心得而大红大紫的于丹曾透露，台湾得道高僧星云大师有一手烹汤的手艺堪称一绝，他不用加任何佐料，把一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东西放在清水里，经过细调慢煨，就能烹制成一钵鲜汤来，品上一口，足以让你回味无穷。我以为，如果把烹汤者比作教师，则那一钵清水就是施教前的学生，用来烹汤的那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课程资源，细调慢煨的烹汤过程就是教育，而那一钵能叫人回味无穷的鲜汤无疑就是经过教化后的学生了。那么，素养又在哪儿呢？就是进入清水里使汤变得鲜美的那些东西！

我以为理想的语文教育就应该有如星云大师烹汤，通过积淀素养，来提高人的品位，为人的发展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