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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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大学的校门上都应该写上这样两句话:为增进智慧而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而出去。1998年,我访问哈佛大学时,接待我的是在美国法律界鼎鼎大名的人,他也是1972年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检察官,因为他的坚定不移才迫使尼克松最后下台。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不能毕业?为什么格林斯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也不能毕业?而这两个人却恰恰是支撑美国经济20年的人,有人比喻这两个人是美国经济两架马车的驾驶员,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他的回答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句话:像比尔盖茨、格林斯潘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是不需要大学的。中国也有绝顶聪明的人,像数学家、文学家都有这样杰出的代表,他们没读大学,但是他们都成为时代的巨人。这些绝顶聪明的人还是要走出去,把聪明变得更加聪明,这就是一个智慧的过程,但是走进来不是最终目的,出去才是目的,因此,大学的校门上应该有第二句话: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而出去。今天的毕业典礼应该是你们接受学校的最后一次教育,可能你们记不住校长、老师、同学、校友讲的话,但是你们会记住这个仪式,会记住大家对你们所发出的那些寄托性的要求。作为校长,借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说的是,你们走出去的时候,是带着责任的。与我校的校训相一致,你们所具有的责任就是担负社会的道义。我们的道义到底有多少层含义?道义首先指的是一种正当的方式,其次才可能指的是一种正当的利益。当然捍卫正当的方式、正当的利益也是一种道义。一种正当的方式和利益被侵害了,最后把它纠正过来,还是一种道义。在社会救助的道德上,大家都知道一条基本的规则:海商法赋予航行于海上的船只一种特别的义务,就是在一接到求救信号时,应该放弃航行而寻找遇难者。这时,救助成为一项义务,不救助是不是人的权利呢?不是。当被赋予一种特定的义务时,那就是道德的底线,把道德的底线上升为法律就变成一种义务。在救助的道德底线当中还有一项,航行中灾难发生时,谁拥有权利最先逃生?是妇女和儿童。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规定?因为他们是弱者。如果允许每一个强者去强用那些救生物品的话,最后逃生的绝不是妇女和儿童。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底线,即使妇女和儿童在人们的帮助下获得了救生物品,强者也有可能从他们身上夺走,因此,在制止和履行救助义务的时候,船长就有了一项特别的权力:对不服从这项义务的人可以用最极端的方式处置,这就是道义。但这是道义的底线。法大的每一位学子,追求的是高线,这就是法大八字校训中“致公”的含义。  道义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是法大的校训之外,还是把你们区别于其他人的最终标准。我们希望人能够德才兼备,但是在德和才的取舍上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才而胜德的人被称为小人;德而胜才的人被称为圣人;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因此, 《周易》里面有坤卦,坤卦就是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训的两句话: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要养君子之风,在君子的身上既有小德也有中德,还有大德。小德是要求我们要常怀怜悯之心、感恩之心、敬畏之心、恻隐之心,这“四心”是小德;中德就是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养大德,大学者大德之谓也,在大德范围内熏陶了的人身上应该有大德的修养。大德是什么?那就是能胸怀天下,为祖国为同胞服务。这就是我们要担负的道义。    

我们法大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走出去以后,你们一生一世都是法大人。我们学校有两大使命:一是推动政治进步,二是推动法治昌明。政治进步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正好是30年,但是中国的政治进步的速度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希望。184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经过50多年后,直到1898年才出现了戊戌变法,今年正好是戊戌变法110周年。从上个世纪的经历里,我们发现了一条规律:中华民族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经历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这30年我们仍然在遵循这一规律,根据上一个世纪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事务,我相信20年后正是你们大有用武之地之时。因此,不要忘记要推动政治进步,更不要忘记你们是法治昌明的主力军。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黄埔军校。你们每一位同学都是从这个军校走出来的中坚力量,法治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服务于人民,才能表明你们的大德。总之,担负道义,推动民主,建设法治,服务民众,这就是今天你们走出校门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我希望20年以后你们每个人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