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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政府令妓女着制服有何利弊

明朝政府令妓女着制服有何利弊

文/赵炎

    老百姓穿衣服，按说属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情，可是，明朝统治者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人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可反映出社会秩序的井然，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比如，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商人不允许穿丝绸类的贵重衣料，从事农业生产的贫民就可以穿。他却没有想到，农民有权穿，可是没钱买，商人有钱买，可是不能穿，这不是拿人开涮嘛。

    这种规定到底是否合理，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咱先不去管它，单说明朝政府对于妓女穿着的统一规定，看看其中到底有何利弊。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同志下诏：“教坊司乐艺着卍字顶巾，系灯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也就是说，娱乐从业者必须统一戴“万字符”头巾，腰间应系特制的“褡膊”，妓女着“角冠”，穿赤褐色的坎肩。

    我们知道，在明代，娱乐业其实是包括娼妓业的，区别就在于，“教坊司”属于国营，“乐妓”属于民办，前者为官服务，后者为民服务。至于卖艺还是卖身，哪个为主，哪个为此，界限其实非常模糊，关键就看被服务对象的具体需要。所以，无论是“乐艺”还是“乐妓”，都是供男人消遣、提供色艺娱乐的玩物，在赵炎看来，她们都应归类到性工作者的行列。

    从老朱同志的诏书来看，统一妓女着装，是为了与“民妻”有所区别。这是一种好处。但是，官方的解释，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就好比军队穿制服，以区别于老百姓一样，道理谁都懂，只是不会这么简单。据赵炎分析，明政府此举还应有其他的考虑。

    首先，妓女穿制服，便于征税。明朝开国之初，为了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了减免三年赋税的政策，除了江浙一带之外，其他的地方，国家财政是指望不上的。为了解决北方战事的巨大军费开销，朱元璋不得已在南京搞色情业，利用妓女“搜刮”民间余财，同时征收她们的赋税，这是主要目的。应该承认，一直到洪武十年，妓女为政府赚了不少钱，有力支援了军队对北元的作战，贡献颇大。

    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老朱同志，妓女这个行业不太好管，国营的还好说，民间的就难说了，脱了衣服是妓女，穿上衣服就是老百姓，谁也不知她们是干什么的，还怎么收她们的税？所以，让妓女统一着装，就如同给她们发了许可证，登记造册，想赖账不交税，门儿都没有。

    其次，妓女统一着装以后，政府可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打击暗娼。明朝的这个制度显然是继承了《元典章》的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蒙元时期，由于暗娼泛滥，民间性病流行，导致蒙古贵族、官员和士兵染病者甚多，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施政能力，又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打击暗娼，元朝制定了这个政策，朱元璋认为可行，就沿用了下来。

    从实际效果来看，明政府打击暗娼还是有成效的，暗娼遭受“围追堵截”，生存空间日趋狭小，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招安”，穿上制服，持证上岗。但是，后来老朱同志发现大量官员也热衷于参与嫖娼，他们花政府的钱，最后又转换为政府的税收，影响了所谓的财政“开源”，只得取缔了娼妓国营化，仅保留了妓女着装这一条，强制性政策随之弱化，暗娼又多了起来。

    第三，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帮助。明代的社会治安，按照史料的说法，其实并不严重。由于国家细化了每个人的职业和身份，比如，“军户”世代为军，“农户”永远耕种，“匠户”从事手工业，“医户”生下来就当郎中等等，老百姓能够各安本业，不至于没有工作干。虽然这样的“细化”不见得科学，但在当时确实大大降低了因为“流民”失业而产生的抢劫、偷盗、拐卖等各种犯罪的概率。

    明代初期的社会治安问题主要集中在风化案件上，如流氓调戏妇女，地方权贵欺男霸女等。根据这种情况，明政府一方面制定了严刑重典予以打击，一方面通过统一妓女着装与“民妻”区别，意在明确指出：敢欺负良家妇女就要你好看，实在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你可以去找穿制服的妓女嘛。实际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是老百姓对政策的理解力存在问题，这种效果表现得并不明显。

    最后，也不排除当局想通过统一着装来表达歧视妓女的意思。明代是理学盛行的朝代，社会主流文化强调的是“代圣人立言”，孔、孟、朱、王等人的徒子徒孙遍布朝野，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妓女这一特殊群体，来完成“圆圣人之说”的时代任务。这个尴尬的局面其实一直存在着，从汉唐到两宋，文人和妓女之间始终缠夹不清，莫名其妙，明当局焉能不知？

    明代让妓女穿制服，包括妓女家属的穿着，也有统一规定，虽是沿袭了元代的做法，但在细节上又尝试了创新。比如，要求妓女和其家属，只能穿毛猪皮鞋，娼妓家的男子必须头戴绿巾，上街只准在街道左右两边“靠边走”等等。这些规定显然带有歧视和“连坐”的意思，把妓女和妓女家庭彻底边缘化，一人做妓，全家跟着倒霉，集体戴绿帽子，这大概是唯一的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