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渐行渐远的喝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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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分两种,稀粥或稠粥,古已有之,鬲就是古人专门用来煮粥的炊具。稠粥古名为饘,介于稀粥和干饭之间,是为寻常百姓的主食。过去北方农村冬天大多吃两顿饭,早上煮一锅稠粥,吃剩下的盛放泥盆里,放在炕头再盖上棉垫子,晚上吃时不必加热,完全符合低碳的要求。现在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的粥店,主要经营的是稀粥,花样繁多,目不应暇。请朋友喝粥,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喝稀粥基本上是迫不得已或作为大餐的补充。数九寒天,穷苦人家搜寻仓底,勉强喝碗“腊八粥”;饥荒来临,官府或慈善大户免费提供“大锅粥”,也就是保证饥民不被立即饿死而已,那粥的质量可想而知。西晋的那位白痴皇帝留下一句名言:怎么还能饿死人,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大锅粥里绝不会有肉,有买肉的钱就做大米干饭了。


  在本人关于喝粥的的深刻印象中,什么牛奶燕麦粥、黑米莲子粥等都不足挂齿,唯有玉米面粥独占鳌头,每到粥店都不禁想起。


  玉米面粥的名称是我杜撰的,其实不够粥的资格,更贴近浆糊,当年的百姓称其为“糊涂”。这显然是鞍山的土话,外地人叫什么待考,反正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曾以这种近似稀粥的流体度命无疑,可能叫法各异。


  印第安人对人类的贡献大矣,马铃薯拯救了欧洲,玉米面恩泽华夏。


  玉米面粥或曰“糊涂”的做法极其简单:将事先调好的玉米面糊糊倒入开水中转迅即成,如果在开水中加少许食盐则味道更好。水量和玉米面量都是确定的,每个人的喝量也约定俗成,大致是每人两小碗,以咸菜佐餐。如果因火大而在锅底存有干货,一般都由老弱者独享,旁人不得染指。为此,我的两个妹妹曾恨得咬牙切齿。没办法,小弟五岁了牙齿还没出齐,明显是营养不良嘛;两个妹妹也不大,还没懂事呀。


  一日外祖父进城,母亲以大米饭款待,老人家在八仙桌上才吃了两口就抹起了眼泪。其实也没啥,也就是外祖父与父亲共享一盒大米饭,我们四个小孩子在炕桌上哧溜哧溜地喝“糊涂”,母亲要最后用餐,一般是剩多少算多少。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家过的日子,谈不上温饱,能维持个水饱吧,还有连玉米面“糊涂”也难乎为继的人家哪。


  当天半夜,大舅在外祖父的督促下从南台乡下送来了四十斤玉米面。那个年月交通不方便,可怜舅父光顾着急,竟坐过了站,只好扛着粮袋从灵山火车站翻过小北山赶到立山太平村。


  其实,舅父家的日子也就是比我们稍好一点,饥荒年月农村毕竟比城里多些活路,但我那八个表弟、表妹的肚皮也足够老人家们操心的了。


  那金光闪烁的四十斤玉米面拯救了我们全家,尽管“糊涂”还要坚持喝下去,但炮制时玉米面和水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小弟的门牙也终于出齐。有一段时期,连“瓜菜代”的最高指示都无法落实,许多人家将泡过的杨树嫩叶掺进玉米面做成食品,或者加工柞树叶为食,美其名曰:淀粉。这些东东救人又害人,主要问题还不是难以下咽,而是排泄困难。经常听到小孩在厕所里嚎叫,没有父母帮忙根本就提不上裤子。至于厕所里解困的具体步骤就不敲了吧,有碍观瞻,还可能被愤青认为是恶毒攻击那个无比美好的时代。我们家从未吃过上述代食品,在听到邻居家同伴在厕所哀嚎时,不禁面面相觑,对亲人的感激刻骨铭心。


  只能是认命了,外祖父,舅父都很早就去世了,外祖父去世时中国百姓仍旧是以喝稀粥度日;舅父总算是赶上了温饱。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提及当年的情景,表弟、表妹都不禁感慨万分,年迈的舅母还是要落泪。


  “三年自然灾害”后,刘少奇倡导的三自一包开始发挥作用,城里喝玉米面“糊涂”的人家逐渐减少,每天喝三顿玉米面“糊涂”的人家几乎绝迹。相比之下,农村的复苏要滞后于城市,特别是那些吃返销粮的地区形势仍不容乐观,稀粥仍是每日三餐或两餐的主角。


  1968——1970年,我在盖县山区当知青,果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深刻领会到喝稀粥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一直认为,稀粥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类文明的延续。当时盖县农村的劳动力每年的定量是360斤毛粮,如果敞开肚皮吃玉米面饼子,恐怕仅能维持半年。怎么办?喝稀粥呀!将玉米加工成小碴子,再熬成光可鉴人的碴子粥,你就敞开肚皮喝吧。


  知青下乡的第一年由政府供应每人每月45斤成品粮,基本避免了喝粥稀的命运,引起广大社员的羡慕。第二年就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喝稀粥比赛正式开始。说是比赛毫不夸张,都是年轻人,劳动量又大,喝起粥来好像没有限量,每次开饭时都把大铁锅刮的山响。知青炊事员面对饥民的抗议胸有成竹:“你有肚子我有瓢,满不过下次做饭再多加两瓢凉水” 。


  (2)


  下午出门打酱油,恰遇一拾荒者端坐于马路牙子上用餐。这位贤弟衣冠不整,晚餐却说得过去:两瓶雪花干啤,一个盒饭,身旁编织袋里放着垃圾箱中搜寻到的杂物——空饮料瓶及废纸盒子。他的口袋里是否还有手机不得而知,仅这两袋废品与啤酒的组合,就足以叫我沉思良久,回味没齿难忘的喝稀粥生涯。秋风萧瑟,到底是换了人间,今天拾荒者的平常晚餐胜于当年百姓隆重推出的年夜饭,年轻人又怎能理解“悬河粥话”中叙述的情景。岂止年轻人,即使是同龄人对喝稀粥的过去也都淡忘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其实想背叛的人不多,盛夏时节人们更关心的是避暑,谁能想到烤火。


  考虑到年轻人对拙作的理解困难,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做“糊涂”时水量和玉米面量是确定的,不确定不行呀,粮食定量供应,这次放多了玉米面,下次就要多喝水了。有的月份家里来了客人,只能是寅吃卯粮,到月底就狼狈了,有钱也没用,买粮是要粮食供应证或粮票的。那时候我们家每次做饭之前都是称量的,而且要留有余地,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一个月就搞错了,到月底弹尽粮绝,要第二天才能去粮店买粮。无可奈何,家父炖了一锅白菜叶,再用扫炕笤帚把面带的里面彻底打扫一番,搜刮出的一捧面粉撒进了滚开的大铁锅。用餐时父亲满脸堆笑,一再申明味道不错。我是长子,知道自己的责任,硬着头皮吃了一碗。


  俗话说良心丧于困境,有的女人趁男人上班不在家时偷偷烙饼吃,作案败露后闹得离婚。我的一个同学家七口人,除了父母外,五个孩子均单独开伙,每人一袋玉米面,上学时在面上留有记号,以免被盗。这位同学在面上写的是“面”字,放学后却变成了“而”字,破案过程中引起了剧烈争执,一剪子插在了大哥的腿上。邻居家哥儿三个都参加了工作,每人的午饭是两个小菜饼——“糊涂”不便携带。一天早饭后,老二公然趁其兄不备,抢了四个饼子跳窗而逃。好在他家住的是一楼,最严重的后果也不过是老大饿一顿而已。


  喝稀粥的年代,邻里之间远比现在熟识,两家、三家一个厨房,所以能常闻厕所里孩子们的哀嚎。依现在的居住条件,老死不相往来,十年隔壁未必能说上十句话。居住条件今非昔比,融洽的邻里关系却荡然无存。


  人不能没有理想,有梦不觉人生寒。当时的理想很具体,就是盼着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快响,赶快回家喝“糊涂”,把肚子喝鼓后的感觉好极了。有时幻想,什么时候窝头能随便吃,那东东金光灿烂,可爱极了,想着想着就不好意思了,想入非非嘛。


  喝“糊涂”毕竟是生活对肚皮的敷衍,去两趟厕所后又饥肠辘辘,还得另想高招。小孩子能有什么高招,先是将院里的榆树皮扒光。榆树皮性粘,少异味,进出顺畅,远胜柞树叶磨成的“淀粉”。可惜榆树太少,很快全军覆没。下一个目标是桃树,桃树从皮到叶无一是处,唯桃尚可。那是“看桃”,小时可食,长大了就是一层皮包着个大核,味亦大变,不堪入口。桃树虽多,难挡恶鬼,三年过后尽玩完。饥荒开始就有人打杨树嫩叶的主意,用开水焯,冷水泡,最终还是去除不了苦味,谁吃谁难受。杨树的花穗却不苦,略带一点甜,自然不会被忽略。杨树花穗土名叫“杨树狗子”,每到四月上旬缀满枝头,中旬脱落。采集“杨树狗子”太危险,主要是杨树枝性脆,搞不好就摔个鼻青脸肿。一次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杨树上美餐,见到老师来了手足无措。那时的纪律很严,上树、下河都严重违反了校规。想不到老师的态度竟史无前例的和蔼,慢声细语地嘱咐我们:“不要怕,慢慢下来”。当我们满怀欣喜地落地后,老师却勃然大怒,“再发现一次就找家长”,这是极其严重的警告了。


  四十年后,我们几个同学请老师吃饭,席间回忆起这段往事,表达了埋藏了几十年的感激之情——他老人家当年是为我们的安全担心呀。


  楼院里的扫荡结束后,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开始向山上进军,正是那个年代,我第一次认识到山的伟大和慷慨。山里可吃的东东太多了,山里红,刺玫花果,羊奶子,芙苗根,翻苞米,槐树花,老太太后脚跟,等等,数不胜数。这其中许多是土名,还有许多不认识的植物,不亲口尝一尝不甘心,好在无大碍,最多恶心半天,用林副主席的话说,就是:“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3)


  上山仅能是在星期天或者假期,平时还是要以学为主,填饱肚子的问题需要另辟蹊径。附近的一个煎饼铺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放学后去轮班推磨,换下来时有权检些煎饼渣果腹。有的同学去附近公路的坡下碰运气,那个大坡厉害,仅凭一个人把满载的手推车拉上去属实不易,这正是小学生大显身手之地。当然要选好目标,如果车上载的是文化用品或锅碗瓢盆,累死也没戏,一般是选择拉食品的手推车,不必联系,低头推车就是了。到坡顶时,拉车的人可能会想办法答谢这些满脸汗水的小人儿,有时是一条黄瓜,或者一个茄子。如果运气极佳,可能得到一小捧红糖;也有时白流一身臭汗。上学路过一个冰果加工厂,没有什么院墙,连门卫都没有,妙哉!运气好时可以掏一把糖浆。当然,这样的坏事好学生不会干,甚至还可能向老师汇报,需要提防他们一点。我的得意之作是在水沟里抢到几个圆葱,与弟弟、妹妹们蘸酱油吃了。那次没有违犯任何校规,是下大雨把附近的菜窖冲开了,一个大人捞了很多蔬菜,用雨衣包走了,相比之下我的收获不大。


  为解决肚皮问题,人们绞尽脑汁,小孩子们的自救措施不登大雅之堂,成年人的创造力才堪称典范。当然,成年人不会去推磨,也不会去推小车,他们有特殊的优势。


  有钱而没有粮票仍然有饿死的可能性。但也不是所有的食品都要粮票,如某些酱菜就可能仅凭人民币购买。坚持不住时,可以买两块臭豆腐充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喝酒也是节约粮食的好办法,所谓“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的俗话并不总是真理,瓜菜代嘛。“低标准”时期,酿酒的材料主要是地瓜干、玉米核之类,味道欠佳,60度不假,火柴都能点燃。医务人员得天独厚,熬不住时就兑点儿酒精喝,质量不比地瓜干酿出的老白干逊色。小饭铺里时有夫妻对酌,估计是计划不周,粮食难乎为继的结果,喝高的情况也不时发生。所有这些举措,都超出了青少年的能力范围,我们只有盼望着尽快长大。


  时势造英雄,需要是发明之母,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通过“瓜菜代”的激励,终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重要标志就是“增量法”,“人造肉精”等新生事物的闪亮登场。办事处、居委会组织居民参观、学习、推广,介绍者不厌其烦,学习者的脸上都充满了期待。“增量法”是对千百年来炊事工艺的一场革命,要领是先将浸泡过的高粱米或大米(如果还有大米的话)上屉蒸至半熟,然后加水适量,反复蒸。果然是不同凡响,如此炮制的“米饭”体积膨胀,类似发糕,松软过度,就别提什么口感了,可想而知呀。“人造肉精”,的名字叫人浮想联翩,其实就是酸菜缸上漂浮的那层白膜。我那时年幼无知,不理解那层白膜与肉之间的联系。据说,任何对那层伟大白膜的熟视无睹都是罪过,应该注意珍藏,关键时刻享用。比如在煲汤或作菜团子时,仅加入少许,即不愁三月不知肉味。


  最具想象力的还是“鼠口夺粮”,这可不是仅仅要了老鼠的小命,免得糟蹋粮食,主要是对老鼠越冬储备的觊觎。鞍山日报曾刊载过这样的先进经验,据说每个老鼠洞中可得粮二三斤、三五斤不等,如每天挖开十个洞穴,所获五谷杂粮相当于两个市民每月的供应标准。老鼠这家伙虽然是在地下休憩,但极注意卫生,居室和餐厅截然分开,更不会在地下随意便溺,所以不必对粮食的清洁问题多虑。至于粮食的质量,狗撵鸭子呱呱叫呀,统统的质粒饱满,老鼠并不傻嘛。多数人对这一新发现无动于衷,可能是传统的观念作怪,思想跟不上新的形势。但是,只要有极少数人对地下粮仓动心,老鼠的末日就要来临。当年鞍山市区北即“北大地”,是郊区一个生产大队的大田,栖息多少老鼠不知道,每天鼠口夺粮者不下三五群人。人们看重的是粮食,可以任凭鼠窜,当场消灭者不多,也没有那个必要。试想,一个“低标准”、“瓜菜代”就把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搞得地下刨食,粮食储备毁于一旦的鼠辈又如何能熬过严冬。


  “低标准”的三年主要是喝粥,但也要兼吃别样,真要是连喝三年,恐怕谁也受不了。即使是喝粥,也不仅是喝“糊涂”,还是要兼喝别样,如高粱米粥、小碴子粥、大麦粥,等等,但以喝“糊涂”为主。如果想喝一碗大米粥,对不起,那是病号才能享受的待遇。小弟好像是看出了门道,动辄自言自语:“我有病了”,结果成为全家的笑柄。喝“糊涂”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同的喝法有不同的效果。做好即喝不妥,应该稍凉一下,不仅避免了烫嘴,而且表面出现厚膜,稠度亦有所增加。当然要凉的恰到好处,否则就真的与浆糊无异,难以下咽了。


  玉米面当然还可以做出别的花样,如著名的窝头,以及大饼子、煎饼等。但是,玉米面的量是有限的,窝头当然是干货,实质还是“糊涂”的浓缩。简单说吧,“糊涂”可以每人喝两碗,窝头只能是每人一个。吃“干货”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容易产生错觉,一个窝头下去后还向锅里张望,以为用餐还没有结束。喝稀粥的长处就在于给人以吃饱了的假象,谁都知道是骗局,但欺骗不总是坏事,起码在喝后的一小时里自我感觉良好。吃干饭的时候不多,一般是逢年过节,或者是来客人。无论如何,吃干饭是一件大事。人们经常训斥那些恣意妄为的人:“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可见吃干饭的重要性。


  (4)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当然也涵盖着喝粥史,吃饭问题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现在人们见面时打招呼一般是“你好”,这仅限于城里;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吃饭了吗?”城里人的这套文明用语也仅流行不过二三十年的光景,从前与农村大同小异,见面还是对吃饭问题的关注。这很容易引起老外的误解,以为真要请他们大快朵颐,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     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中,与吃有关者比比皆是。如:“吃一堑长一智”,“吃亏长见识”,“吃了闭门羹”,“大吃一惊”,“吃醋了”,等等。这些都与真正的咀嚼、吞咽没什么关系,仅是对吃的借代,吃太重要了,非用“吃”无法显示其重要性。历代农民起义归根结底都与吃饭成问题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不能回避吃饭问题的影响,但凡还能喝上一口稀粥,许多人就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革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最高指示很难落实,总地来说与社会大的形势有关。太平年景,闲时也可以吃几碗干饭;兵荒马乱时,能喝碗稀粥就谢天谢地了。


  每年世界各地的灾难不断,救援亦不断,这是文明的象征。苏联诞生伊始即以世界为敌,他要颠覆旧的世界秩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福音传遍全球。但是,震惊世界的苏联三十年代大饥荒爆发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是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中国与众不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与苏联三十年代不相上下的“低标准”。至于付出的代价,已经沉没在历史长河的深处,甚至被年轻人当成荒诞不经的笑谈。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死去的人都无法反对。


  没有外援,也不应该有外援。当时的世界一片漆黑,人类的三分之二正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大部分也都变修了,可怜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又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由于该死的苏修逼债和老天爷破坏,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六亿神州尽是忍饥挨饿的舜尧,简直是糟透了。


  中国的困难与众不同,在新闻媒体上很难发现,那里永远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自从那个激情熄灭的岁月始,我特佩服各级宣传、公安部门的领导,他们的确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 对历史和现实统统进行了彻底的装修。“低标准”时期的社会秩序无可挑剔,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营造了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世界,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差不多。社会井然有序,肚里咕咕作响。


  说到底,肚子才是硬道理。即使是咒骂美国、日本这样的好事,也应该填饱肚子再骂不迟,那样口号才喊得更加响亮,从而加速各国反动派的灭亡。反之,如我们的某位芳邻,忍饥挨饿几十年,全国找个胖子都难,骂人也是有气无力。


  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此事载于雄文四卷,成为中国人骨气的象征。像朱自清那样有骨气的人并不多,美国的救济粮也未必就不能领。朝鲜人领美国、韩国、日本的救济粮几十年了,吃完照骂不误,甚至是边吃边骂,骂后送他一枚鱼雷,然后再领救济粮,谁能说朝鲜人没有骨气。唐山地震时,中国政府明确拒绝美帝苏修的援助,更不要说来自海峡对岸的救灾物资了。无可奈何,也许是别有用心,台湾当局利用高空气球向大陆运送救灾急需的帐篷,毛毯等,结果被解放军战机逐一击落、销毁。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一度笨得可气,今天又有些聪明过度,聪明过度也比笨得可气强。。


  如上关于聪明、愚笨的言论都是马后炮,当年芸芸众生的出路还是要自己寻觅。由于各种媒体铺天盖日地灌输,人人都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总会有窝头随便吃的那一天。问题在于,当那个美好时光到来时,餐桌上是否还有必要摆放你的那套碗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