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权力，滥用是法治进步的关键

       

遏制权力，滥用是法治进步的关键

作者：吕俊说法 2010-12-27  发表：博客中国

 一代文豪苏东坡被贬惠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四次搬家，在合江楼和嘉佑寺之间搬去迁回，“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虽然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风景，他还是要感叹“乘桴且恁浮于海”了。
　　对古代士大夫们而言，这种“生活在别处”的理想，可以部分或暂时地消解现实的不如意。然而对普通百姓而言，此处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居有定所，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安居方能乐业。这也是暴力拆迁一直以来都引起人们极大反应的原因。
　　最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再次向公众征求意见，这次主要修改在于，明确了公共利益的七种具体表现形式，规定了征收补偿金不低于市场价；也明确禁止采取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逼迫搬迁；同时也删除旧房改造“90%被征收人同意”的条款，并改为旧城区改造需经市、县级人代会审议通过。
　　这次征求意见的草稿，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收补偿上作了较大修改。这种不断的自我完善，正是现代法治社会异于，或者说优于专制社会的地方。
　　孟德斯鸠说过，“专制政体单凭某个人一时的冲动以及多变的意志治理国家，一切都毫无确定性，而且其结果也毫无基本法律可言……那里的人们完全平等，没有人自恃优越；那里的人们也都是奴隶，没有人能比别人更一无所有。”
　　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最平等，这结论看似笑话，却是实话。这是一种充满了荒诞色彩的平等。没有法律约束的专制政体下，权力如同脱缰的野马，出笼的猛兽，无论怎样都是合理的，不容置疑的，因此，对所有人，包括对专制政体内部人，也必然形成一种压迫态势。苏轼一生，风中凌乱如芦苇，连最基本的居所也无法保障，这是因为他所享受的一切待遇，甚至可说他生活的全部，都来自于君主的赏赐，或者权臣们假借君主的名义而上下其手所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的任何行使方式都会变异成，高层在上殚精竭虑谋划，小人们在下见风猜度行事。
　　在法治社会，法律把权力锁入牢笼，通过法律来约束权力，人民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感。政府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包括依据法定的权限，循着法定的程序，行使法定的裁量权。每个人所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再像苏轼所受到的待遇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赏赐，其取得和剥夺都不需要明确的资格条件，全凭领导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法治社会就是要通过法律规定，遏制这种权力的霸王意识，霸王行为，从而限制权力的滥用。
　　中央电视台为此专门做了一次题为“破解土地管理矛盾须遏制行政权力滥用”的节目。“遏制行政权力滥用”这一提法，切中问题的要害。我们知道，只有法治社会下，才有权力滥用之说；而法治社会，也必须遏制权力滥用。因为权力滥用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不加以遏制，则同样会让人们感到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中。
　　在被曝光的各地违法强拆中，拆迁人明显逾越界限，滥用他们的权力或者权利，在央视节目曝光的事件中可见一斑。衡水市隆兴嘉园居民对记者说：“在我们门口站了有六七个(陌生人)，拿着砖头，拿着木棍，他撵你，恐吓你，出来一个人就开始说，特别是老人。这院不就这几户，打跑了他们就行了”，显然，这绝不是任何法治社会所应当容忍的情形。在江西省宜黄县恶性拆迁事件后，《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三篇评论，特别强调：“中央的三令五申，部委的明确禁令，都没有能化作一些地方的执行力、改变某些领导干部的“土霸王思维”。
　　虽然无论法律，还是中央政府，都强调必须征得被拆迁人的同意，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能够促进拆迁工作的和平进行。然而实际操作中，有权者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欺上瞒下，对被拆迁人施加胁迫。如《浙江工人日报》日前刊出的、《瑞安税务官员口出狂言——不签字，读大学不发毕业证，不签字，考公务员都不让考，不签字，就无穷无尽找麻烦》，这“不签字”的后果，还真的如连绵的群山，无法穷尽。这种根据长官意志搞连坐、以找麻烦为目的的权力行使，正是滥用权力的一个典型。不能设想，今天的这些麻烦事是用来逼着公民签字去完成拆迁协议，明天又要迫使人民做出哪些“自愿放弃权利”？
　　修改《拆迁条例》是良善意图的体现，也是必要的，但为了使这些辛辛苦苦多次征求意见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不睡在纸面上，根本之处，必须让一切权力的行使尽可能的规程化、透明化，以便控制膨胀的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否则，这种权力的霸王意识会在司法领域继续找到舒适的温床。
　　或许，有人会说，现代社会要求管理有尽可能多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是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根据变化的各种情况，承认行政机关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有时对实现法律的目的来说，也是必要的。然而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法律要消除的，是霸王意识下滥用的职权，如在不正当的目的或不善良的动机下行使出的，各种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决定等等。
　　只有给权力套上一个法律的箍，遏制权力滥用，才不会让任何政策或法规的完善与落实沦落到“新瓶装旧酒”的悲哀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