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前不久，在一本时尚的女性杂志里看见一篇文章，题目是“你愿意接受谁的精子”，下面罗列了一些人物，有比尔盖茨、诺贝尔奖获得者、富翁等等，结果，调查了一千名左右的中国女性，大多数人首选比尔盖茨，其次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富翁，选盖茨的理由是，他是世界首富，并且也聪明。老实说，我看见这个结果，一点不意外，只不过，前一段时间看了《艺术人生》的一期节目，对照之下就有了一些感慨。那期《艺术人生》采访的是曾经红遍中国的日本影星中野良子，节目在朱军的主持下，没什么精彩的，但令我意外的是中野良子的丈夫只是一个银行普通职员，而中野良子居然非常心平气和地服伺着作为普通人的丈夫和婆婆，并以此感到幸福。朱军问他为什么会看上的先生，中野良子非常害羞地回答道：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他了，觉得可以嫁给他。

　　如果，中野良子的故事搬到中国来，前半部分可能相同，比如，通过努力成为了明星，后半部分的结果一定不同，在中国她会想：尽管我非常喜欢他，但不现实，我应该嫁一个身份地位配得上我的人，否则，别人会怎么看我。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明星在成名之后，心安理得的嫁给普通人，若有，我们一定会说，这人有病。中国女性想嫁给成功人士的动力之澎湃，从我们的文学、影视、杂志中可见一斑，我们的艺术中曾经有过的对冰雪的凝眸，对幽林的咏叹，对草原、河流的深度感动，几乎全部被住别墅的女人、出入高档写字楼的白领、驾驶豪华跑车的酷派所置换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因男人追求成功、女人想嫁给成功而产生的心理焦灼。在今天这个日益多元的时代，我们在婚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却惊人的一致，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全国山河一遍红”的时代，中国人的婚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女性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体现，现实中演绎的一幕幕悲喜剧，不断在提醒女性要变聪明，爱情只是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好的主顾，于是，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张爱铃)。今天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使是马克思、费尔巴哈大约也会自叹弗如，至于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更令人惊讶，仿佛她们已经经历过了几次婚姻。

　　诚然，中国女性的婚姻取向相当逼仄，但一味指责中国女性攀附性倾向，是不公正的，攀附性婚姻在整个人类社会乃至于自然界，都是普遍存在的。

　　攀附婚姻 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跟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人们注意到，自然界的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在西方世界，这种婚姻结构也是婚姻关系的主流，但并不能说明中国当前的婚姻状况是正常的，在中国，对一个未婚女性而言，几乎人人都想嫁给各领域的成功人士，问题只在能不能实现，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这种状况颇象以前高考，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在中国，性成了和政治一样的权力，当一个男子拥有财富和势力时，他的性的选择余地无限广阔，他几乎可以站在山顶上宣称：我是世界之王，因为，他知道会有许多优美的雌性将把他当作体大健康的雄性而发出求偶的信号，我这样说，是不是说明中国的女性在感情上比其他国家的更世故和功利呢?我想，这不是事实，只能说明中国女性比其他国家的更不幸。

　　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人们所享有的权利跟他的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对处于底层的普通大众而言，几乎谈不上人权，人们所拥有的那点可怜的“幸福”，随时可能被权力所剥夺，比如：你世世代代所居住的祖屋，在没有征得你同意的情况下，有一天突然被强行拆毁了，并且你打不嬴官司，如果你上访，将被当作盲流被遣返;你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因为你可能付不起巨额的医药费;你也不能下岗，最低生活保障只够付水电气的费用，并不能保障你的最低生活;尤其重要的是，你必须祈求上帝，不要让你出生在农民家庭，否则，你很可能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

　　但你一旦当了成功人士，你就象中了彩票一样，几乎应有尽有，你不但有基本的人权，你还可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什么事情几乎都可以被你摆平，你和普通大众在享有权利方面的差别不是大红和淡红，而是黑和白。49年后，平民不能犯的两个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而革命成功人士休掉农村老家的媳妇，再娶一个城市小姐，那不算作风问题，只是革命工作需要的问题，行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作为平民，你没有做大事，当然要拘于小节;在反帝反修的年代，平民没有说帝国主义好话的言论自由，但领袖(最成功的人士)可以说“我们要感谢日本的侵略，没有你们的侵略，没有我们今天”，这些言论不但不被视为反动，反被当作领袖的魅力;说得刻薄一点，如果你作为成功人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那么你拥有“喊痛”的话语资源和话语权，要比你作为平民多得多;如果你作为成功人士被谋害，那么警察的工作效率远远比你作为平民而死来得高得多。总之，在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联系，但差别并不大，基本呈正态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的婚姻观相对多元，伊丽莎白泰勒可以理直气壮地嫁给一个管道工人;而在极权国家，不同的等级享有的人权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女性为什么对成功人士趋之若骛了，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人，首先需要生存和安全，然后才谈得上尊重和爱，在中国，成功人士显然能够带给女性更多的安全感，一个民工被欺负了和一个成功人士被欺负了，结果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完全不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女性为什么把婚姻当作赌注、当作购买彩票，因为，中国的人权本身就是一个彩票结构，绝大多数人筑底且一无所有，极少数人 大富大贵，拥有远远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女性不想嫁给成功人士，那就象一个男人不想娶美女一样，一定是脑袋进水。

　　当我们指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世故而缺乏尊严时，男人们不妨想一想，你们在争取做人的尊严上做了什么努力?如果你自己都不能捍卫自己的人权，就请暂时放下你那只指向女性的手，有好男人才有好女人，没有尊严的男人就没有尊严的婚姻，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