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花江污染忧中国重化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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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松花江污染忧中国重化工布局




南方周末    2005-12-08 14:37:58


  □本报记者 傅剑锋
  
  旧规划的环保沉疴
  吉化“11·13爆炸”的危害为什么没有被控制在厂内,而是引起哈尔滨等城市的水危机,甚至殃及俄罗斯城市?
  “不合理的工业规划与布局加剧了事故的危害性,不合理的布局常常会使化工厂的一般事故威胁到一个城市与一条河流的安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魏利军说。
  吉化这一国内最大的苯胺制造厂商,正是临江而建。由此而来的污染也不是第一次。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健、翟平阳介绍,自从1950年代吉化建厂后,几十年间向松花江排放的汞已经高达150多吨,造成沿岸居民出现汞中毒的水俣病,而沉积在江中的汞治理耗时10余年。而且,“此后几十年间,沿松花江两岸建设的小油井、小炼油厂、化工厂已经不计其数,江水污染问题也日益严峻。”
  除吉化外,中石油的其他一些分公司也出现过因不合理的布局而加剧环境事故的问题。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在重庆开县发生特大井喷事故,造成243人死亡。出事矿井离居住最近的村民不足100米,矿井周围散布农户。2004年2、3月间,处在沱江上游的中石油下属公司川化第二化肥厂将大量高浓度氨氮废水排入沱江支流毗河,导致沿江的简阳、资中近百万居民出现饮水危机。
  这种与重化工业布局直接相关的危机也不只出现在中石油,还出现在那些拥有大量老式重化工业的城市。后来搬离重庆的长陵化工,1998年曾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剧毒氯化钡泄漏到长江。然而2004年4月16日的天原化工厂氯气罐大爆炸并未被有效阻止。这一化工厂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建时在郊区,但随着城市化逐渐被圈入主城区内。结果风一吹,氯气即漫向江北区与沙坪坝区,造成了15万市民紧急大转移。而在这一事故后才开始搬迁的嘉陵化工厂,则处在重庆工商大学B校区和居民区之间,离嘉化厂最近的董家沟居民区不足百米,此前因排放氯气与氯化氢,曾造成对大学生与居民的严重健康伤害。处在嘉陵江上游的农丰化工,更一度使重庆自来水厂的取水都发生困难。这些处在重庆主城区的化工企业在2004年前后,曾达到78家。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内至少有2000家化工企业处在居民区包围中或者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一个常规性的化工事故稍处理不慎,就会放大为对一个城市安全的威胁。如中石油下属公司兰州石化,就处在黄河的上游。
  事实上,这种重化工企业建在大江大河附近与主城区内的情况,已引起国家环保总局的高度关注。12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发出警告:当前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
  
  新布局的环保隐忧
  旧有的重化工环保沉疴尚未清除,新一轮的化工投资热已在这几年开始愈演愈烈。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周国梅博士分析说,近几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以重工业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新的历史阶段。以石化产业为例,2004年,主要石化产品产量创历史新高,石化行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2.3%,对GDP的贡献份额达到18%。亦有专家据此分析,石化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也使不少化工企业超产能运转,结果大大增加了安全事故的概率。
  重化工区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引起环境专家担忧:即使每个项目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许多大型化工园区或项目聚集在一起,还是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据湖北媒体报道,汉江上游就出现了这一情况,因为汉江支流化工企业过多,水质已被严重污染。而被媒体一再关注的淮河,更是化工企业遍布,虽十年百亿治淮,收效却甚微。
  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0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也警示,渤海湾、江苏近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局部海域污染严重,而这些海域附近正密布着近年建成的大小化工园区。
  据生态统计证实: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以近期水污染为例,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消耗大量财政支出。
  
  如何解决旧忧新愁
  在解决吉化对松花江的长期污染问题方面,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翟平阳认为,必须关闭上游的污水口,并搬迁沿江不合理设置的化工企业。但要搬迁吉林石化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所需资金必然是个天文数字。
  这种情况同样也是主城区拥有化工企业的地方政府之困。以重庆为例,在2001年中,7个主要领导就重庆嘉化厂共作了19个批示,却无法使其搬迁。其主要原因既有与国企改制相关的各种利益纠葛,亦有搬迁的资金困局,还有老职工适应了城市生活不愿搬迁的人为因素。直到2004年发生天原化工厂爆炸后,才使政府部门对化工厂的搬迁决绝起来。
  但搬到郊区化工园区的化工企业,也还存在着环境承载力的隐忧。
  而对目前蔓延的重化工热,环保专家认为,应根据我国的环境容量制定出国家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这样即便某一个项目再能为GDP作贡献,如果没有环境容量的指标,也不能上马。另外,据国家安监总局有关研究人员透露,目前安监总局已率先普查七省一市的化工厂、化工储藏地等危险源。
  对去年川化污染沱江有切肤之痛的四川省环保局局长朱天开亦撰文认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应把环境容量、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作为评价决策的最重要的前置条件来考虑,凡是超过排污总量许可的地方,一律不能新上项目。
  更有学者与官员指出,我国的宏观调控应科学建立“绿色GDP”指标考核体系,以全面评估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社会经济价值,并改变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
  在这方面,解振华在他辞职前的几天里,曾在一个环保论坛上提交过一份题为“积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演讲稿。
  解振华在演讲稿中表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反对盲目消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必须摒弃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技术;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依法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必须妥善化解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社会的环保基础。
  解振华还认为,“十五”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也取得积极进展。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里集中出现,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这样的演讲稿,留给越来越离不开重化工业的中国经济,应该不只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