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二）

但是，“扶清灭洋”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口号，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群众，看不清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识不破清政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真正面目，也不懂反帝必须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义和团提出“扶清”，虽然具有爱国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朝廷”、“大清”等观念互相混同，这表明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清政府，也不反封建制度。但是，也要看到，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打击帝国主义也就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治和媚外官吏，义和团本来就是冲破封建官府的压制发展起来的。当团民灭洋反教继续遭到官府镇压时，出于自卫，他们也不全受“扶清”的束缚。义和团提出“灭洋”，触及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但对洋人、洋教和外来事物的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总之，“扶清灭洋”的口号，不是农民群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给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带来一定消极作用。他们在反帝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惕，限制了自己反封建的积极性，以至于使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利用和出卖，最后惨遭失败。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笼统排外主义也非常明显。如义和团的揭贴说：“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全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呈奇能。”义和团口号所说：“抵制洋人洋教。”当时清朝文书中称之为“闹教”。义和团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看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区别，看不到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政策的区别，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压倒了一切。因此，义和团的“灭洋”斗争经常表现为笼统的排外，或盲目的排外。他们不加区别地反对所有外国人，打击一切中国教徒以及与洋人、洋货有关系的中国人，仇恨和破坏一切外来商品和外来科学技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铁路、车站、电线和桥梁。从5月27日到29日短短的三天之内， 义和团拆毁了芦保铁路线上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硫璃河的一百多里铁路，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硫璃河、长辛店、芦沟桥和丰台车站。6月初，义和团开始对京津铁路进行破坏。3日，义和团将黄村车站以及铁路沿线的几十根电线杆一起烧毁，使京津铁路陷入瘫痪状态。同年六月，天津的义和团砸毁了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由于天津海关道主要处理洋务事件，所以衙门内的东西全被砸烂，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二是破坏洋货。义和团把天津和塘沽码头上轮船招商局的大米和物资全部没收。对于洋货和经营洋货的商人，也多烧毁或打击。只有曹福田稍微好一点。他对团民说：“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以后不必再焚烧洋货。曹福田又张贴传单，让商人公平交易。这在小范围内安定了民心，以至出现商人给义和团粮食，并请求保护的现象。但是，由于义和团互相不统一，曹福田的意见只对自己的部下有效。三是攻打外国使馆。参加围攻外国使馆，从而粗暴地违反国际外交惯例，是义和团盲目排外主义的典型表现。从1900年6月到8月，义和团连续对外国驻华使馆发动进攻。虽然付出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代价，但却不能攻下使馆。按照国际公法，列强在中国的使馆应受中国的保护，义和团进攻使馆，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它将引起列强残酷的报复。

我们认为义和团运动中存在的笼统排外现象，这是受到历史和阶级局限的农民小生产者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下所激起的带有偏激性的反抗行动，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它虽然包含着明显落后的表现，实际上却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性质，因而仍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正义的斗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这个口号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但是其落后性和保守性则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也被封建顽固派利用提供了条件。

二、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冠县梨园屯的群众首先拉开了反帝斗争的序幕。梨园屯位于冠县北部直鲁交界处。早在1869年法国就在此设立了教堂。1897年春，法国传教士指使冠县梨园屯的教民在该屯玉皇庙旧基上重建教堂，引起村民的愤慨。以阎书勤为首的村民，拆毁教堂，驱逐教民，发起了武力护庙反教的斗争。此后，他们联络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保护。赵三多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声势日益壮大，轰动了整个冠县。因为梅花拳已被清政府禁止，于是改用义和拳名目。1898年10月下旬，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正式竖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这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冠县义和拳起义之后，邻近的荏平、平原、禹城等地的义和拳也相继起事，到处设立拳厂，反帝的怒火燃遍鲁西北。其中，荏平拳民朱红灯、禹城拳民心诚和尚互相支援，组成了当时全省最大的一支队伍，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

山东义和拳日益壮大，清政府数次更换巡抚也未能将其镇压下去。巡抚李秉衡为官多年，亲眼看到洋教士的横行不法，因此，多次上奏清政府对义和拳不能“一概剿捕”，而要“晓谕化导”，“准其自新”。外国侵略者为此逼迫清政府将李秉衡撤职。1898年春，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他在1898年6月30日的奏折中就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1899年3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他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此采取了“剿抚兼施，先抚后剿”的方针，同年夏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团练，将义和拳正式改名为义和团。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发展。同年10月以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各国对此大为不满，要求清政府将毓贤革职，永不叙用。毓贤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派兵保护教堂，镇压义和团，并把朱红灯和本明和尚逮捕杀害。帝国主义侵略者仍不满意，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们所赏识的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以两手对付义和团，一方面贴出告示令其“自新”、“解散”；一方面调兵遣将残酷镇压，使山东义和团遭受重大损失。

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化的结果。它所以在山东首先兴起并迅速发展，其原因在于：

1、山东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甲午战争期间，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首当其冲。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强修胶济铁路，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山东人民的土地被抢夺，房屋被毁坏，生活失去保障，生命受到威胁，人民群众心中积压了强烈的反侵略怒火。

2、外国传教士在山东不断扩张势力。到甲午战后全省108个州县中，就有72个州县有教会势力在活动，共建大小教堂1300余处，有外国传教士150余人，教徒8万多人。山东也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外国传教士纵容不法教民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民教冲突日趋尖锐。官吏畏惧洋人，偏袒教会压制百姓，愤怒的人民群众被迫走上了反抗道路。

3、山东地区连年灾荒。清政府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致使水利失修，江河泛滥，黄河连年决口，仅1898年一年间，山东受灾达50余州县，淹死百姓不计其数，人民流离失所，再加上旱、虫、风、雹灾害不断，有的地方颗粒不收，粮价昂贵。清政府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发出来。

4、山东等地民间各种组织、结社的存在，为斗争积蓄了雄厚的力量。另外，山东义和拳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反侵略的行列。地方官吏对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就使得义和团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而得以更迅速地发展。

三、义和团在直隶、京津地区的发展

山东冠县义和拳的活动对邻近的直隶人民产生了影响。外国教会在直隶的势力很大，共有大小教堂2000余所，侵略活动十分猖狂。面对教会的肆虐，直隶人民也组织义和拳，反对教会势力，1899年直隶义和拳活跃起来。1900年春，义和团发展壮大，由东南部、南部向中部、北部蔓延，冀中地区成了斗争的中心，出现“强年壮丁，举信从之，乡野村庄，无不有坛”的局面。他们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冠”，捣毁洋教堂。比较活跃的有新县王德成、静海独流镇张德成、静海县曹福田等为首的义和团。清政府派兵镇压，他们则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1900年5月，涞水县群众发起反教会斗争，直隶总督裕禄派练军分统领杨福同前往镇压，义和团群众与之展开了激烈战斗，打死杨福同，消灭所70余人。这次战役极大地鼓舞了直隶地区义和团群众的斗争。5月27日，义和团占领了涿州县城，竖起“兴清灭洋”的大旗。裕禄又派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前军去镇压。义和团在卢保和京津铁路沿线与清军激战。他们拆铁道，砍电线，砸车站，阻击聂士成的队伍。清军一筹莫展，节节败退。义和团声势大振。

义和团的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十分恐惧。这时，清政府内部主抚派占了上风。慈禧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一带“宣布朝廷德意”。6月，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已趋明朗。于是，义和团向天津、北京进发。京津城内的义和团与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控制了天津和北京。

天津义和团遍发揭帖，宣传发动群众，一时间“朝野上下，多深信之。喜相告曰：‘扫平洋人，扶保中国，在此一举，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矣。’”群众纷纷加入义和团，打造武器，练习拳棒。天津义和团有坛口近300个，据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3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

北京在1900年春即有义和团在活动，他们张贴了“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3～4月间，在东单附近即出现义和团的第一个坛口。5月间人们参加义和团日渐踊跃。6月间北京义和团已有坛口1000个左右，团民达10万人以上。清朝士兵及王公贵族也争先加入，甚至调来镇压义和团的董福祥军也有许多官兵加入。

此后，东北三省及内蒙、山西等地的义和团也积极行动起来，痛击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普遍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