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维新运动的兴起（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24:47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从“公车上书”到强学会
1895年是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聚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也在其中。《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条约。湖南籍举人闻风响应，
康有为倡仪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推举康起草上书。会后起草了万言书，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是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修改，终于起草了一篇长达14000字的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之所以称为“公车上书”，是因为汉代以公家车马接送所举孝廉入京，后世因此以“公车”作为赴京应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上书痛陈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来的严重后果，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具体说，就是请求皇帝下诏罪己，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效法西方，发愤变法。上书指出，前三项只是“权宜应敌之谋”，只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如何变法?上书中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具体变法是：经济方面实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推行“富国”（发行钞票、建铁路、开机器厂、设轮船公司、开矿、设邮政等）、“养民”（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设新式学堂以开民智、开报馆以开拓心思等）之法；政治方面革新庶政，裁汰冗官，改革官制，最重要的是提出在中央设立“议郎”，由士民公举通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充任，职责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大政方针采取集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作出决策，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色彩。虽然，上书并未递到光绪帝面前，举人们的上书活动并未能阻止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但是他们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以群体力量参与政治活动的先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万言书》征集到1200多举人签名，准备递交都察院代奏。力主议和签约的军机大臣孙毓汶闻知后，立刻派人到举人居住的各会馆进行威胁、阻挠，一些举人害怕了，退出上书，结果《万言书》未能递交都察院，但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公车上书”是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翁同龢见到“公车上书”后，大为赞赏。“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结果就出来了。康有为中进士，并授工部主事。翁同龢对康有为第一次上书中预言日本将窥视朝鲜及辽东、台湾表示佩服，就于
此后不久的5月和6月，康有为接连拟了《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并被呈送给光绪帝，引起光绪帝的重视。第四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康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确提出了设立“议院”的建议。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因此开始创办报纸、成立维新团体，大力宣传维新思想。
1895年11月，维新派募捐集资，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强学会名为一个讲求自强之学的学会，而事实上是一个以资产阶级派为主体并起主导作用的维新组织和学术团体。他们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组织学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官僚、封建士大夫不敢违背清政府规定的不得“立会结社”的禁令，怕参加学会惹火烧身。但是经过康、梁等人的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在帝党中坚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的暗中帮助下，由帝党人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邀同陈炽等人组成了强学会。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参加学会的还有内阁中书杨锐、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原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丁立钧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或直接入会，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支持。李鸿章也提出要捐银入会，因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太坏遭到拒绝。后来，强学会又将《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宣传新知，意在改变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的闭塞状况，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康有为建立强学会后，于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又在张之洞支持过和资助下建立了上海强学会，并发行《强学报》。《强学报》以孔子“托古改制”为理论根据宣传变法，报头以孔子纪年和光绪年号并列，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并第一次公开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遭到张之洞的反对。
强学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嫉恨和反对。
2、梁启超与《时务报》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发展。上海强学会被查封以后，维新派黄遵宪决定在上海另创一种报纸。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和诗人。他编写的《日本国志》是维新运动的启蒙读物。上海强学会成立，他也列名参加。这时，张之洞派家庭教师兼幕僚汪康年到上海接收强学会所剩余和图书等物资。黄遵宪于是拜访汪康年，对于创办报社之事意见相同，这样以强学会余款2000元，加上黄遵宪慷慨捐的1000元为经费，于
梁启超利用主持《时务报》的便利，几乎每册都发表一两篇论文，倡言变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政论《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抨击了“泥祖宗之法”的顽固守旧思想，阐述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反复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而变者”指主动变法，“不变而变者”指被他人代为变法。那么，该如何“变”呢？梁启超最主要的主张是抑君权、兴民权。他认为：自秦以至当时，中国实行的一直是君主专制制度，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要使中国转弱为强，就必须师法西方，“伸民权”、“设议院”，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强调这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并引证大量中外事实予以说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时务报》旗帜鲜明地维新宣传，再一次受到张之洞的反对和镇压。本来，趋时附势的汪康年，最初也在该报上写过几篇提倡民权的文章，但是看到张之洞的态度之后，他便噤若寒蝉了。这了摆脱干系，表白中心，他还屡屡对梁启超发难与挑衅。由于汪康年是《时务报》的总经理，经济、人事等实权紧握在手，年轻气盛的梁启超在他的百般掣肘、刁难面前，于1897年11月愤然辞职，“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时务报》就这样落到了汪康年之手。此后，该报译文大增，论说锐减，渐失原有的战斗性。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梁等维新派表面上得势，曾经谋划夺回《时务报》，康有为还代笔拟上《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这一计划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光绪帝下令，将该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到上海接收。但汪康年暗中得到张之洞的撑腰，以“馆中经费，系由绅商乐捐，毫无官款，不能入公家”为理由，不肯移交，并改出《昌言报》。虽然光绪帝曾命令对此事进行调查，但由于戊戌政变的迅速发生，查办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3、严复与《天演论》
1897年10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成为维新派在北方的舆论中心。严复，初名传初，后改宗光，字又陵，后又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最初打算走科举入仕之路，后由于父亲去世，生活困难，不得不放弃。1867年，14岁的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堂学习驾驶。1871年毕业后在轮船上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1877年被派往英国深造，他先在抱士穆德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留学期间，除学习专业课程外，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更感兴趣，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堂教习。1880年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并于1890年升任总办。其间曾捐得监生，四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严复清醒起来，决定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个“世变”面前，中国应当进行变革，自强救国，其根本办法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具体说就是禁止鸦片和废止缠足，废除八股，提倡西学，设立议院，各级官吏由选举产生。他在《辟韩》一文集中阐发了“新民德”的思想，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所谓“辟韩”，就是批驳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鼓吹的尊君专制思想。韩愈认为：“君”是专门下命令的，“臣”是负责把“君”的命令传达给“民”的，而“民”的义务则是奉养统治者。严复认为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他根据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认为国君应由人民公举产生，他的作用不是高高在上统治人民，而是来管理、保卫人民，因为人民各有生业，不能同时管理自己保卫自己，并斥责历代君主都是“窃国大盗”。这是当时中国抨击专制提倡民主方面最有力的一篇文章，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又将其转载于《时务报》。
严复在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著作，介绍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从1894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0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中的前两篇翻译的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每一段译文常加上按语，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宣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流行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遵循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规律。很显然，这是为殖民主义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但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优胜劣败”的理论警醒了沉睡着的中国人，极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它的进化学说为中国人民的改革活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它很快风靡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发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发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梁启超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4、谭嗣同和《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自于官僚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十分推崇王夫之的学术和气节，谭嗣同受其影响甚大。谭嗣同作为封建达官之子，其父当然希望他能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因此从1884年以后的十年间，他曾往来南北各地，参加科举考试，但屡屡败北。在这其间，他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也目睹了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穷苦群众的同情，誓作一些有利于振兴国家的事业，因此自号“壮飞”。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爱国主义激情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痛感再不能抱残守缺，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之路。1896年夏，他游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求友访学，结识了梁启超、严复、文廷式、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和帝党分子，又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并陆续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同年，他父亲为他捐得五品衔候补知府。他在南京候缺，至1897年1月，写成5万余言的《仁学》，集中反映了谭嗣同的思想。
谭嗣同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因而称自己的哲学为“仁学”。他的“仁”的核心是“通”，“通”则包含四层意思，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所谓“中外通”是指师法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通学”）、学习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通政”）、学习基督教的传教方式（“通教”）和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通商”）；“上下通”是要消除“君民相隔”的状况，实行君主立宪；“男女内外通”是要求男女平等，途径一是废止妇女缠足，二是设立女学堂，提倡女子教育；“人我通”则是指“无人相，无我相”，取义佛经，实际是要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可见，《仁学》的实质是“通”向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个“通”，谭嗣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这就是“以太”（ether）。“以太”本来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能媒”，被认为可以传播光和电磁波。在谭嗣同那里，“以太”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是万物的本质，它充满于宇宙之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它派生出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变化，也是由“以太”决定的，而且，“以太”本身是“不灭”的，是永恒的。
《仁学》以“通”为第一义，“以太”是实现“通”的途径，而“通”的外在表现则是平等，用谭嗣同的话说就是“通之象为平等”，他以此为根据，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专制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这是谭嗣同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他认为“君”最初是由“民”选举出来的，“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既如此，“民”就有废掉“君”的权利，“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这就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谬论，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他把历代皇帝斥之为“大盗”，说对于暴君“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他认为当时的世界“网罗重重”，因而号召“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和勇气是谭嗣同所特有的，它犹如沉沉黑夜中的一道闪电，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成为近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5、维新样板——湖南地区的维新运动
咸丰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湘籍人士一呼而起成为大清王朝的挽救者，从而使湖南一跃而成为引人注目的省份。在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激荡下，这里聚集了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皮锡瑞等一批维新志士，同时有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地方官员等的支持，湖南出现了一些维新的新气象，成为当时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
湖南的维新活动比较全面深入，主要有以下几项：
1、办学堂。1897年10月，在湖南维新派人士的策动下，巡抚陈宝箴出面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由熊希龄为提调，并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以李维格为西学总教习，以唐才常、韩文举、欧榘甲等为中学分教习。梁启超在此讲学过程中，大力宣传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和民权思想，要求学生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中的微言大义与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在教学上，他沿袭当年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功课簿制度，学生按日作札记，将读书的心得体会和疑问记录下来，然后交由教习批改。在批评中，梁启超等人对学生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给予热情鼓励，并加以点拨。梁启超在批答札记时，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那些深受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生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满洲中去。梁启超等人的讲授和批答，发前人所未发，灌输给学生们以全新的知识，使时务学堂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如林圭、秦力山、蔡锷等，后来他们积极投身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2、立学会。最有影响的是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等于1898年春成立。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严重民族危机出现后，梁启超和湖南维新志士基于“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的共识，为了作好灭亡后的打算。
湖南的维新志士们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资产阶级“议院”的作用，梁启超把南学会看作“湖南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陈宝箴支持维新，也同意成立南学会，但是反对独立，他支持成立南学会的目的是借以遏止湖南哥老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南学会入会者动机不尽相同，成份也很复杂，他们以讲学、答问等形式讨论地方兴革。但是并没有真正就某一问题形成过体现南学会的意志或看法的决议。这与行使立法权力，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政党组阁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差距还很远。
3、出报刊。先后创办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为旬刊，由学政江标发起，1897年4月创刊，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为宗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宣扬孔子改制学说和民权学说。
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设立后，相当多的人卷入到维新运动中来，政治气氛十分活跃。为了造成更大的舆论声势，及时反映维新事业的新发展，只有一家《湘学报》已经不够了。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1898年3月，熊希龄等集资筹办了一份新日报——《湘报》，由唐才常任主笔。陈宝箴为之厘定章程，指出它应与时务学堂、南学会“联为一气”，“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于是，就把《湘报》作为南学会机关报，成为湖南维新派的喉舌。《湘报》初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社会学说，对清政府的腐败也多有指责。第20号上刊登了易鼎的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列”、“黄人与白人互婚”以及“听民兴利除害”等，措词激烈，张之洞看到后大为震怒，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斥责易鼎的文章“十分悖谬”，指示“设法更正”，从此，《湘报》锋芒渐衰。
6、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斗争
维新变法是一场改革运动，势必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湖南的维新活动如火如荼，湖南的守旧势力也异常猖獗，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特别激烈。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劣绅叶德辉等为首的守旧分子，极力反对维新派的活动和民权平等学说，甚至对维新派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自命西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要求“严加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王先谦又授意得意门生苏舆，将当时湖南士人中反对维新的文章、言论汇集成册，题名《翼教丛编》，予以刊布，集中了当时湖南反对维新的各种代表性言论。“翼教”二字，取其翼圣（孔）经、复名教、正人心之意。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致使梁启超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反对维新派的除顽固守旧分子外，还有洋务派的张之洞。张之洞开始曾支持赞助过维新派，但他反对维新派宣传的“托古改制”理论和民权学说。1898年3月，他写了《劝学篇》，以抵制维新变法思想。该书分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名教，“通”则指学习西方的“西政”（包括教育、财政、工商等）、“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和“西史”，全书宗旨，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以抵康梁”，排斥民权、平等、自由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张之洞看来，“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由于张之洞采取了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态度，给人不偏不倚的印象，因而迷惑了不少人，并受到光绪帝的重视，下令“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针对顽固派和洋务派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专制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