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幻觉的脆弱，现实的无奈

12月13日，经济学家邹恒甫的博客上，以“张维迎游戏玩完了”为题，将张维迎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消息广而告之。圈儿里人都知道，邹与张交恶已久，这条博客是在看张的笑话，出邹的恶气。

各大媒体对张维迎卸任一事报以了空前的热情，这些报道齐刷刷的将焦点指向人事安排的种种阴谋论，从张维迎之前历次人事内斗树敌到他操刀北大教职改革流产，再到其力主的私有化改革观念受到时下社会的恶评，当然，最被津津乐道的是他那句“靠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所引发的官方打压的联想。将张维迎描述成一个私营经济的孤独守望者，一个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这种描述当然很讨好：既有反常识的姿态，又博取了阅读的噱头。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同样的事换个说法，完全可以把张描述成“拿了资本家黑心钱的代言人”——正如一些媒体曾经做过的那样。

其实，对张维迎卸任光华学院这件事的过度解读可能只是媒体和个别论者围观时的一厢情愿：我不是说这里面不存在那些或真或假的人事恩怨和组织阴谋，但这些东西除了八卦之外，再无他用。换句话说，张维迎卸任也好，连任也罢，其实无关痛痒。回顾往昔，真正令人唏嘘的，远不是一个院长的头衔。

很多人将张维迎的出场秀定在1983年他写的那篇《为钱正名》的媒体小文，或者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他提出的双轨制改革。但这两个时间点并不足取，前者只是一篇在当时看来尺度颇大的媒体文章，并非学术成就；后者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一桩八卦事件，因为有数位当年一同参加过莫干山会议的人也信誓旦旦的宣称是自己发明了“双轨制”，张维迎并非首创者，最多是个参与者。以学术成就论，张维迎的基业始于1986年他提出的国企“五个不可能论”，即“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并由此提出想解决国企问题，必须改革国有制本身。

事实上，张维迎最令人瞩目和称道的学术成就几乎都基于他在27岁这年提出的“五个不可能论”。他在九十年代初留学牛津时的毕业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其实质只是用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语言重写了他在1986年提出的观点。回国之后的张维迎，虽然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引介工作，但这其中罕有获得同行认可的原创工作，也几乎没有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虽然有八十年代体改所的经历，与当时经贸金融口的一大批技术官僚有着“同年”之谊，但张维迎在90年代并未被视为与政府亲近的政策学者，反而被当作学术志向较为纯粹的海归学人。

当然，张维迎在九十年代并未退出公共舞台。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改革和国企转制浪潮，张维迎为“私有化、民营化”的鼓吹呐喊声音不绝，成为声望仅次于吴敬琏的二号民企教父。但是，张维迎与曾经同道者的分歧也始于九十年代。1996年2月1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当年“世界发展报告”初稿讨论会。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在中国的产权改革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后来的会议简报内容，张维迎在当时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不容回避，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有制改革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需要私有化，而在于怎样私有化。”而林毅夫则提出“所有权目标模式的表达应包含制度安排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国家丰富多样的改革探索实践……理解不同国家改革过渡经验，应当考虑到各国初始状态的差异及其对政策选择的影响”，换句话说，林毅夫似乎早已窥见到由中央政府一手掌控的改革，绝不容出现一个没有国有制经济的经济改革出现。二人的争论针锋相对。林毅夫在随后的一年中与蔡昉、李周两位学者一道合著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系统表述了他后来命名为“企业自生能力”的完全回避产权改革的观点。张维迎则在这次争论之后，出走了他与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参与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建。

进入21世纪后，张维迎从海归教书匠的形象，逐渐演变成手握行政实权的校政“领导”和极具争议性的明星学者，2004年，他与郎咸平论战中国改革，对郎咸平提出的国家主义经济观嗤之以鼻。刚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下岗，目睹了一个又一个MBO化公为私的普通中国人，对张维迎为私有经济不遗余力的辩护做了想当然的诛心理解。当然，所有人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就在2003年，日后不可一世的国资委挂牌成立，而曾经自认为“应该一直推进改革直到将自身部门改到裁撤”的体改办并入了后来干预经济权力越来越大的发改委。

而今两相对比，让人不胜唏嘘：就在张维迎反驳郎咸平，提出中国改革成功源于产权改革尤其是国企所有制改革的时候，郎咸平口中的所谓“民进国退”确实也到了终点。从那时起，曾经雄心勃勃的民企老板们很快就会发现，国企不仅没有死去，甚至连慢慢变老都没有出现。仰仗着各个系统的保驾护航，国企以哥斯拉的面目“霸者归来”，苟延残喘的人变成了自己。

在那之后，张维迎一度主流、一度备受政商学界欢迎的产权改革论开始成为少数派报告。但张维迎对此的反应倒是颇像个思想斗士，不分场合不知疲倦的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也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一次对自己观点的捍卫，看上去都像是在努力将自己写入中国这三十年倍感辉煌的改革史当中。以至于有人不无嘲讽的将他的这些言论比喻成“争当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张维迎在学界的那些朋友或者对手，其实大多数也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将自己过往的经历与这个国家的巨变联系起来，用个人的历史来为国家的历史做注解。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被视为官学互动最为良好的经济决策领域变的越来越封闭，学者们的发言疲弱无力，有关部门则我行我素。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公众的眼中沦为公信力最差的几种知识人之一。幻觉来的有多强大，现实的残酷便有多猛烈。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中国梦”——注意，是噩梦。

在经济学家的身份之外，张维迎的大学管理者角色干的也并不顺利。北大改革因部分教师员工的激烈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流产。张维迎背负了社会批评和身边人的骂名，人缘散尽。作为一个教育官僚，他也许智商不错，但情商过低。更讽刺的是，他的教改方案以恶名流传于世，却被北大以外的诸多同行拿去效仿，有样学样。

如是观之，人事政治的龌龊，言多必失的猜测，其实根本和张维迎的悲情无甚关联。真正的不幸在于，他的理想国与现实中的叙古拉早已渐行渐远，但他对此执迷不悟却未能改变现实分毫。这是幻觉的脆弱，这是现实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