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失踪”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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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又好奇。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
        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自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逝世。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
       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
        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可彭德怀至死还蒙在鼓里,他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吴思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