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争夺独裁权力的斗争

作者：В.П.瑙莫夫    时间：2005-6-28 19:59:00

斯大林的去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拥有绝对权力的领袖去世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问题。
30年以前，当列宁去世的时候，列宁对觊觎领袖地位的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们作了鉴定性评价，按照列宁的想法，应该将这些人从争取权力的斗争中清除出去。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953年3月，斯大林能够料想到，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战友们将会觊觎领袖的位置，在他去世之后党和国家最有权威的人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但是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的党的十九大之后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对他们两个人作了诋毁性的评价，排除了他们能够成为领袖的可能性问题。 对此需要补充的是，为反对作为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的贝利亚，斯大林收集整理了贬损他的名誉的材料，这些材料按照党内的准则和理解来看，足够逮捕和枪毙他的。政治局的另一名老成员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怀疑他从事了帮助英国人的间谍活动，斯大林多次在秘密会议上当着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面谈到了这件事。
30年过去了，填补去世的党的领袖的位置的问题又一次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经过党的核心领导层内部的最尖锐的斗争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本文着重研究1953年之后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政治斗争，本文是以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和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ФСБ）的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其中的很多文件是第一次落到研究人员的手中，因而，无疑要求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将文件作为一个统一的综合体来研究，会对5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所发生的事情作出客观的和实际的描述。我们认为，只用一个档案馆的文件材料，无论这个档案馆的文件材料是多么的重要，都会有片面性的缺陷，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这个统一的综合体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中央机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和现代文献保管中心。这首先是收藏在现代文献保管中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记录、速记记录和一些准备文件。
补充它们的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历史文献。这里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报告、二十大前夕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设立的几个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各级组织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包含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材料。
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中央档案馆的文件反映了国内形势、苏联社会各个社会集团的代表的情绪，使我们认识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采取的旨在遏制针对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批评浪潮的措施，这个批评浪潮是由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坦诚报告而引发的。
档案馆所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文件——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主任В.Н.马林所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些会议的会议记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这里保存了1954-1956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发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争论的记录。
总的来说，对党和政府机关的重要档案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的客观历史现实。
斯大林去世之后党的领导层内部的斗争
关于党的新领袖问题成为斯大林继承者们关注的主要焦点问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召开的党和苏维埃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会议就是为了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指出了必须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因为团结是“保证连续而又正确领导党和国家的”前提条件。
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希望对内外政策作一些修改。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进行一些改革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对专制体制采取一些缓和措施可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权的可能性，社会上对专制体制的不满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新的领导人也需要做一些事来表明自己，证明自己具有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
斯大林在活着的时候很擅长使自己的战友们发生内讧争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积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相互怨恨、仇视和抱有成见。斯大林用这种办法将他们一个个孤立开来，彼此不和，从而使自己身边的人服从自己：将他们分裂开，使他们彼此对立，以便消除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领导人之间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引起斯大林的猜疑：他们是在“串通密谋”。为了与领袖靠得更近一些、为了讨得领袖的好感而展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时常成了不仅要为自己的升迁、为自己在领导核心的位置而操心焦虑，而且是在为生命——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而斗争。
在新的条件下，党的领导核心层的这种对立具有另一种性质。现在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存下去，而是为了领袖地位，为了个人独裁，为了绝对权力。为了实现成为领袖的目标，应当铲除“朋友们”和“战友们”。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这场角逐就已经开始了。
在3月5日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领导集团最有影响的两个成员，实际上迫使党和苏维埃最高领导层接受了关于党和国家关键职位的分配及关于最高权力机构的新的组成的决定。没有任何意见，也未经任何讨论，这个决定就获得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一致通过。实际上，被斯大林剥夺了权力的“老近卫军”的代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获得了国家的高级职位，重新成为人数很少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
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改变斯大林生前所形成的权力结构。贝利亚及积极支持他的马林科夫主张将权力重心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转向部长会议。党应当只从事党内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应当由政府及相应的部门机构来解决。
大部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被转到政府部门去工作，这是实现这些意图的一个明确的步骤。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大人物领导苏联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5个委员组成了部长会议主席团。还有3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成为部长，但是他们未能进入部长会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只有1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因为一道关于他应当集中精力只从事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的指示而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班子。
当时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威望无法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的崇高威望相比。根据自己的资历，他似乎不能觊觎最重要的职位。这是一个折衷性的人，能够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共同接受的人。
赫鲁晓夫的升迁出人意料的迅速。在1953年3月5日的决定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排名顺序是这样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第5位——赫鲁晓夫。这个排名顺序是由主席团每个委员的政治威望、他在权力等级中的位置以及他所担任的那些职务的相应的重要程度所决定的。根据全会的决定，赫鲁晓夫应该集中精力从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将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列挑选出来的别的决定。
马林科夫稍作犹豫之后，在1953年3月14日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机关全部转到了赫鲁晓夫的手中，在这次全会上马林科夫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提拔了赫鲁晓夫，希望能与他建立信任关系。他们深信，赫鲁晓夫不会加入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认为这方面的威胁首先来源于莫洛托夫，他们认为，莫洛托夫觊觎斯大林继承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在党内、在党内权力高层享有崇高的威望。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所提出的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只相当于党内的一个机构的建议被党的机关看作是企图“贬低”党的作用，因而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贝利亚沽名钓誉的盘算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感到害怕。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惊恐不安的人。在斯大林生前，他就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现在作为内务部部长肆无忌惮地操控着国家安全机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了），他不仅可以使某一个人的命运变得不可预测，而且可以使整个主席团的命运变得不可预测。贝利亚的背后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假如说，以前独自操控这个强有力组织的活动的是斯大林，那么现在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权就落在了觊觎国家最高权力的贝利亚的手中。
1953年夏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逮捕贝利亚。莫洛托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在这时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产生了重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
1953年6月逮捕贝利亚是由军队来完成的，完成得很迅速并且不太困难。1953年12月贝利亚被枪决了。对安全机构进行了大清洗。这是一个打击，由于这个打击，这些机构长期处于休克状态。
铲除了贝利亚之后，马林科夫成为党的实际领袖。他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但是马林科夫注定要遭到失败的。与贝利亚的结盟使他得到了强力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放弃了与贝利亚的结盟，马林科夫必然要遭到失败。不仅如此，而且他——一个富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出于始终未能搞清楚的原因于1953年春天辞去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因此就这样将苏联政体的决定性权力之一的党的机关从自己的手中给丢掉了。
1953年9月设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赫鲁晓夫的实际地位现在根据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正式决议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赫鲁晓夫迅速地、积极地、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地把党的机关，一个靠上级任命的官僚机制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向着争取实现个人独裁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实际的和积极有效的一步。
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罢免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被解除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的资格。他被指责为犯了理论上的错误、缺乏毅力、优柔寡断、对部长会议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平庸无才。但是主要的指控是关于他与贝利亚的勾结。
这次全会甚至提出了关于将马林科夫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开除出去的问题。但是在针对他的指控中，找不出可以作为这样提出问题的根据的罪行。赫鲁晓夫在1957年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上解释在1955年马林科夫为什么没有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原因的时候，提到了一句话：“考虑到外部形势，所以还是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这不是偶然的。显然，他不能谈论其他任何事情。
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无疑，赫鲁晓夫的说法中有很大的耍滑头的成分。随着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拉下来，赫鲁晓夫准备进攻了，但是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提出了最无情的评价的是莫洛托夫。在争取领袖地位的斗争舞台上，实际上只剩下了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从赫鲁晓夫的观点来看，将马林科夫留在主席团里作为对抗莫洛托夫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是恰当的。
这样，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的幕后阴谋，马林科夫作为头号人物被推翻了，在全党面前名誉扫地。但是，赫鲁晓夫的威望和影响却极大地提高了，而且他开始实际地觊觎领袖的角色了。
假如把党内斗争只归结为领导层狭隘的个人之间的角逐而看不到那些在党内和国家内部不断发展的政治进程，那就是错误的。在广大普通党员和整个社会的情绪的影响之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不得不越来越直接地和认真地分析斯大林生前政府所犯下的违法犯罪及滥用职权行为。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不长时间里，党的领导人批评、谴责并否定了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某些原则。逐步地改变了1953年之前的一些主导方针。
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人回避了公开宣布根本改变党的方针。不过，这未能持续很久。执政党需要明确的方针，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确定方针。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保守者、使毫不妥协的斯大林主义者产生了恢复旧秩序的期望，而使准备认真完成上级指示的基本的广大党员产生了困惑和茫然。终于，模棱两可的政策使期待革新的人产生了抗议和采取行动的愿望，这些人希望争取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非斯大林化。根据党的所有的准则，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拿出新的政策方针。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于1956年初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最终，尖锐的分歧导致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分裂。实际上形成了两派。其中的一派由赫鲁晓夫领导，另一派由莫洛托夫领导，最积极支持莫洛托夫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
主席团里的两派对立是由关于斯大林、关于个人崇拜等问题引发的。1955年10月，当赫鲁晓夫提出了向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通报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明了斯大林的罪行的文件的建议时，两派关于这些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现在历史学家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赫鲁晓夫偏偏要从1955年10月开始如此激烈地抨击斯大林的罪行。
问题不在于1953年3月他作为斯大林最勤勉的战友之一曾机敏地探寻必须永远纪念逝世的“伟大的领袖”的举措和国家性的活动，他提出了建造伟人墓的建议，提出了改换一些城市的名字的主意。在领袖生前的最后几年得到了领袖关心的赫鲁晓夫希望对恩人作出应有的评价。也许，他的的确确相信领袖的伟大。很难因为这一点而谴责赫鲁晓夫。当时很多人都想错了，虽然他不同于很多人而掌握了关于斯大林所做的事、他的残酷无情、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有关情况，但是，大概当时赫鲁晓夫并没有认为斯大林的罪行是罪行，因为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些罪行并且只是把这些事件看作是崇高的历史使命。
赫鲁晓夫的立场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转变的呢，又是什么促使了他发生转变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但清楚的是，在这一时间之前赫鲁晓夫相信：关于他参与了斯大林时期的罪行活动将会只字不提的。他毫无顾忌地谴责其他人，但关于他，人们都保持着沉默，就仿佛他曾经生活在另一个时期或者他在这个时期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小官吏似的。
关于他的文件材料，假如这些文件材料还留在档案馆里，那也一定是保密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成员的专案文件卷宗都落到了贝利亚的手中。在贝利亚被逮捕了之后，贝利亚保险柜里的文件被中央委员会书记Н.Н.沙塔林、马林科夫的助手Д.Н.苏哈诺夫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厅主任А.К.杰多夫没收了。因而，整个这一组人是由马林科夫的亲信组成的。所以，贝利亚保险柜里的文件——全部或者部分地被没收——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
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贝利亚的文件、关于斯大林的文件以及关于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文件都被销毁了。总共销毁了11纸袋文件。 越是隐匿了文件，赫鲁晓夫就越能激昂地谴责那些他本人也曾经积极参与了的罪行。
难道公开地谈论这件事，从而弄清楚历史真相，同时又丝毫不会贬低赫鲁晓夫所做的有益事情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吗？
1955年之前，赫鲁晓夫明白：或者可以颂扬斯大林——对他就像对一个伟大的领袖一样，赞美他的英明（并用这种方式作为一名亲信、一名亲密的战友置身于他的荣誉的光环之中）；或者选择审判者的角色并毁灭斯大林，揭露他的罪行。起初，赫鲁晓夫为自己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但是，1956年之前事态的发展、社会舆论的转变使他认识到：应当同斯大林划清界限并试图用这个新的浪潮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
本来，苏共二十大会议并没有安排专门讨论斯大林个人崇拜、斯大林罪行问题。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所有这些问题都谈得很谨慎、很圆滑。但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发言中，问题提得非常的尖锐。在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决定让大会代表们了解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已经清楚的那些事实，为今后党的活动进行总结并做出结论。
预定公布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活动，因为这部分活动是为“党和苏联人民”而准备进行的。但是，代表大会的另一部分活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大会代表们准备听到“某些”特别重要的、秘密的、与斯大林相关的事情。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向大会代表们分发了原先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列宁的著作：《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其他文件。大会代表们被告知：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赫鲁晓夫将要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代表大会的这个第二个部分，早就作了准备并且准备得很认真，这第二部分的酝酿准备工作伴随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尖锐的争论。
秋天，国家安全机构积极展开了重新审查1937-1939年被判决有罪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案件的工作。这时，很自然地暴露出不可饶恕的捏造的案件以及为获取“供词”而使用的粗暴的方法。大批大批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这股揭批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活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得不研究审查这些捏造的案件，为无辜的受苦受难者平反昭雪。
1955年底之前，非法迫害的事实越积越多，以至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应该向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通报这一情况。1955年12月31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研究1935-1940年这一时期大规模迫害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选举出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苏联公民的材料”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是П.Н.波斯佩洛夫。 1956年1月底，这个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大约70页文字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不仅陈述了某些事实，而且作了重要的总结。其中指出：“最无耻的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最凶残的严刑拷打，导致了大规模地诬陷无辜的人们，并且两次都得到了И.В.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的批准”。 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反映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逮捕的人采用严刑拷打的事实的材料，不仅与斯大林有关，而且与某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关。
2月9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真地研究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尽管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支持他们的卡冈诺维奇坚决反对，但是还是通过了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听取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
1956年2月13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再一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一致同意：赫鲁晓夫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 波斯佩洛夫受命起草在党的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初稿。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书记参加了报告最后文稿的准备工作。报告文稿的最后阶段的工作由Д.Т.谢皮洛夫来做。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了自己关于报告的考虑。2月23日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分发给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们。他们赞同这一报告，补充了他们的意见之后，报告全文于2月25日之前最终审定好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个人所作出的贡献，这里所说的不仅是他在提出这一报告时的坚韧和顽强精神，而且还应当强调指出，他所准备的报告文本披露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们不打算通报的那些事实。他所使用的那些措辞不仅使问题的提法尖锐化了，而且使整个文件具有了另一种性质。由于激昂的情绪的作用，甚至即便是现在，当几十年过去了之后我们再一次阅读这一报告的时候，仍然不会令人觉得无动于衷。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及其控制的惩罚机构对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的真实情况。
赫鲁晓夫的充沛精力和坚强意志促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克服了犹豫和动摇，而且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以最尖锐的方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岁月里赫鲁晓夫的立场和观点。
对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讨论
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若干天之后，向党的积极分子宣读了作为绝密文件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接着向全体党员、全体团员传达了这一文件，很快所有企业和机关也都传达了这一文件。
在讨论代表大会的总结的过程中，坚决禁止对国家现存制度、对苏联的社会经济体制提出任何批评。关于镇压活动的各种意见被严格地限制在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那些组织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运动的有罪的高层领导人，根据政治形势的状况而有选择性地被披露了出来。
但是，情势的发展失去了控制，因此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强硬措施。1956年4月5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份决议《关于在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党组织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总结的敌视攻击》。 在这次会议上，年轻的科学家Ю.Ф.奥尔洛夫谈到了国家必须实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问题。赞同他的观点的还有3个人。他们的发言赢得了掌声。当会议主席团要求谴责他们的这些发言的时候，有三分之一强的与会者投票反对这一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将所有发言的人都开除出党，解散了这个党组织，责成党的区委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只将那些真正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并为实现党的二十大决议而奋斗的人留在党的队伍中。”
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议分发给了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边区党委、各州党委、各市党委、各区党委，所有的党员都了解了这一决议。
1956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特别决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个决议刊登在各大报刊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决议中再一次用更加严厉的措辞确定了党的各级组织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的方针，同时确定了对斯大林的活动的批评范围。同年7月，苏共中央给苏共所有党的机构和所有基层组织发了一封非公开信，在这封非公开信中，已经谈到了因为某些党员和党组织“错误地”讨论了第二十次党代会的决议而要追究某些党员和党组织的责任，谈到了惩罚措施。
这封非公开信指出：“部分党员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和党内批评的自由，因此，当讨论的自由演变成党性的丧失，而批评则变成了诽谤的时候，就无法能够搞清楚事情的本质。”对待这些党员不应该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党不需要这样的“党员”。
在刚刚揭开遮蔽在不久前历史岁月上的帷幕的时候，党的领导人没有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表现出来的坦诚所导致的后果。为实施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所迈出的最初几个步骤的不可预料性，引起了整个党的官僚集团的极大忧虑。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放开言论自由（哪怕是最小程度的言论自由），只要社会试图实现（宪法上形式主义地宣称的）自己的民主权利，那么这个国家现有的政权体系就会开始发生动摇。
1956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致党的各级组织的一封信《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和遏制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暗中攻击》。 原先的措辞比较严厉（倒是符合信的内容）：《关于加强党组织在遏制反苏维埃敌对分子的暗中攻击方面的工作》。
Л.И.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这封信。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马林科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И.А.谢罗夫、Р.А.鲁坚科。因此，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之外，克格勃主席和苏联总检察长也都有这份文件。
信中所运用的取自于斯大林武器库的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立场，证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情绪。
中央委员会用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解释反苏维埃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活动为什么会如此猖獗：“在国际反动势力的帮助下，我国的可怜的反苏维埃分子的残余，因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敌意，所以试图利用我们仍旧具有的困难和不足来达到自己的卑鄙的目的，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进行恶毒的诽谤，肆意地散布各种挑拨离间的流言蜚语，企图破坏人民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各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的信心。为此，他们擅长利用某些共产党员和某些共产党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上的麻痹大意和只求苟安的心态，用伪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语言以及为争取实现‘民主化’而奋斗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敌对行动。”
信中列举了敌对活动和反苏维埃言行的例子，其中有作家К.帕乌斯托夫斯基、О.别尔戈利茨、К.西蒙诺夫的言论。认为О.别尔戈利茨和К.西蒙诺夫的言论中的敌对攻击在于他们批评了1946-1950年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的主要观点。对《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两个杂志作出了尖锐的评论。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的决议是针对《历史问题》杂志的。这个杂志的主编——科学院院士А.М.潘克拉托娃及其副手Э.Н.布尔贾洛夫教授被解除了所担任的职务。该杂志编委会的班子被彻底改组了。
信的结尾是非常明确的方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在对待敌对的残余分子并与他们作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对待反苏维埃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毫不留情的。在检察机关、法院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敏锐地捍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对敌对分子的阴谋保持警惕并根据苏联政府的法律及时地肃清罪恶活动。”
惩罚机构、法院和检察机关立刻执行了这些指示。1956年以列沃利特•皮缅诺夫为首的一群年轻的列宁格勒人被逮捕并被判处有罪；一年以后，以利夫•克拉斯诺佩夫采夫为首的莫斯科大学的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遭到了逮捕；1958年。С.皮罗戈夫等一批莫斯科人被逮捕；1960年，《句法学》杂志的编纂者亚历山大•金兹堡被逮捕。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在1956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传达之后，逮捕和重判的浪头汹涌而来，根据这些判决，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因为“对苏联的实际情况进行诬陷”和“修正主义”而失去了自由。仅在1957年最初的几个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数百人。
1956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在社会上被看作是苏共领导人正式放弃改革的方针，而1956年干涉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则被看作是斯大林对外政策方法的继续。
是在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的同时形成党的领导层的统一，还是直接背离二十大所宣布的路线？是的，尽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矛盾纷呈，但是这种主要的决议则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并获得了一致通过。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表白，这段表白反映了党的领导人对于二十大之后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他坦诚地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3年里，“我们与过去断绝不了关系，我们无法充满勇气，我们没有揭开一点点幕纱看一看在那里，在屏风的后边究竟有什么的内在要求……大概，我们自己被自己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的活动束缚住了，还没有从他的压力下挣脱出来。”
“二十大路线”这个广义的概念在社会上被看作是非斯大林化进程的同义语，被看作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揭露和谴责。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不够彻底，在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放弃、后退，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解释为是对“二十大路线”的背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坚信，现有政权制度的削弱、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威胁以及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束缚和限制，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承认30年代大规模镇压活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因此他们认为使国家的形势稳定下来的办法是放弃对斯大林的批评。表面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致力于捍卫斯大林好像是因为继续揭批斯大林会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威信，贬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声誉。但肯定无疑的是，他们在这里对自身命运的关注更多。
至于谈到赫鲁晓夫对二十大路线的态度，那么要说的是，他坚持二十大的路线，不仅是因为他坚信这是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唯一的出路。赫鲁晓夫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是同二十大所确定的那个政策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他与新的路线休戚相关，他是主张在二十大上提出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斯大林时期违法活动问题的倡导者之一。指责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甚至是默默地、暗暗地放弃这一路线，就等于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结，是他的政治生命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书记的倡议及其报告就会被看作是他在政治上缺乏远见的证据，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被看作是一条导致政权彻底坍塌的道路。
对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不是指完成和实现了二十大路线，而是指他对二十大路线的忠诚和捍卫。无论是赫鲁晓夫所坚持的动机，还是他在实施二十大决议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退让，都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进程。
问题是这样的：要么尝试变革斯大林生前形成的秩序，要么将一切原样保留下来。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发现了实行变革的道路，以及正如他所感觉到的，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苏联共产党专制政权下，实行这些变革的可能性。
假如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赫鲁晓夫，那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不注意到，广大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官僚集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个重大的转变是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发产生的。赫鲁晓夫表达了大部分党的精英分子、党的领导人的利益，坚持认为完全重返过去的岁月是不可能的，坚决反对停止整个国家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严重分歧
在党的官僚集团中间有不同的派别，并且这些不同的派别对二十大路线的理解也不同。不仅如此，而且大部分中央委员不希望恢复原来的秩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能够击溃“老近卫军”的顽固和保守的主要力量。
二十大之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越来越鲜明地形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不承认赫鲁晓夫作为大权独揽的党的领导人的绝对权威。他们把政府所碰到的很多的失败、失算和严重的局势，说成是赫鲁晓夫缺乏预见性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行动措施——无论是国内的行动措施，还是国际舞台上对外的行动措施——的过于轻率所造成的结果。
担心自己曾经参与过30-40年代大规模镇压活动的情况会被揭露出来——这对于确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立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更何况，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这些委员的专案文件卷宗原先是由贝利亚掌管的，而现在（从1954年开始）则落到了国家安全部部长И.А.谢罗夫——赫鲁晓夫的亲信的手中。
一批年轻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把希望寄托在赫鲁晓夫的身上。成功击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的那种轻松，使他们相信“老头子们”的时代已经快要过去了。赫鲁晓夫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情绪。他利用自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多次巡视全国，亲自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领导人会晤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而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多数。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想必很清楚向赫鲁晓夫及其亲信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挑战可能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但是，他们就像在斯大林生前一样，很少离开莫斯科。他们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但是他们不能掌握自己，也许是过于指靠他们的威望、过于指靠他们在斯大林生前所占据的党内地位了。
不仅在社会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出现了争论，而且经常是激烈的争论。有时社会、经济、政治性质的具体的重大行动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并非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在所有的时候和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正确，也并非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建议总是完全失误的。这些建议的匆忙和表面效率影响了国家政策的适宜性和恰当性。例如，卡冈诺维奇尖锐批评把国家巨额资金用于国家东部和哈萨克北部的生荒地和熟荒地开垦（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在公开讲话中说过此事）。他建议把这笔资金用于俄罗斯非黑土地区的农业开发，理由是这样做资金能够比较完整地回收，同时必须考虑这些地区的状况，这些地区遭受战争破坏严重，战后恢复困难。卡冈诺维奇指出了这种决策的历史公正性。
莫洛托夫和其他许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尖锐地批评了赫鲁晓夫未与他们商议便独自提出的关于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在畜牧业产量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是可能的口号。他们指出这种声明具有冒险性，因为它会导致农业发展计划的声誉受到损害。
一切事务性的讨论也常常引发党的领导层内部对立两派不应有的尖锐纷争和派性，因为两派争论的基本问题是：要么放弃二十大路线，要么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
临近1957年夏天的时候，矛盾已经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以至于最终这些矛盾的解决都归结为唯一的一个方面，也就是问题得到一种解决：或者彻底放弃二十大路线，或者表示忠于这条路线，即便在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过程中存有犹豫和对立。不能不顾及党内和社会上日益增长的情绪。目光短浅的保守政策会引起社会异乎寻常的力量大爆炸。必须采取一定的步骤实现非斯大林化和社会民主化，谴责斯大林的镇压活动和惩罚机关的过火行动——这些已经成为50年代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是50年代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的表现。
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的立场反映了这些客观的要求。社会舆论以及大多数中央委员站在赫鲁晓夫这一边，大多数中央委员明确表示支持二十大路线，认为国家非斯大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重返过去是不可能的。
6月18日，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上提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去列宁格勒参加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要去。讨论异常尖锐，完全超出了这个具体的小问题的范围，而涉及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活动问题的广泛领域。应该指出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构成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相当大的部分。出席这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例会的人当中有人要求立刻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抵制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决定还是通过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委员坚持要求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主持会议。
会议的参加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大量的意见。他被指责为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对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某些委员的态度粗暴和急躁。很多人谈到，在党内和国内，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他还被指责为在实践中压制自下而上的苏维埃机关的首倡精神和独立自主性。因而，党组织承担起了并非其本身所固有的苏维埃的职能。
会议指出了农业领导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对外政策中出现的可怕的挫折。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谴责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赫鲁晓夫本人、各州党委书记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他们干了诋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某些委员的声誉的勾当。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对设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关于免去赫鲁晓夫所担任的职务的决定，其目的是为了带着准备好了的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的建议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会。
在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当天晚上，保加利亚大使馆预定举行庆祝Г.季米特洛夫75周年诞辰的招待晚会。赫鲁晓夫应该在18点钟到达大使馆。但是在确定的时间他还没有出现在招待晚会上。在7点30分钟，心急如焚的大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电话。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赫鲁晓夫一定会来。赫鲁晓夫在8点多才来。参加晚会的人并不多，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不知道什么原因神色很焦虑，甚至有些沮丧。平常在这种场合赫鲁晓夫很活跃，很兴奋，常开玩笑，同在座者攀谈。但今天晚上他很忧郁、闷闷不乐。从陪同赫鲁晓夫一起来的客人那里得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一直快到晚上8点钟才结束。
根据目击者的回忆来看，赫鲁晓夫掩饰不住自己的惊慌和沮丧。当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有人认真地准备了这件事。只是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个决定是出乎意料的。他没有从相应的机关得到情报，没有从“忠实的情报员”那里得到信号，第一书记本人没有预见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当然，作为一个党的最高级机关的领导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对阴谋诡计非常敏锐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不是他的光荣。
但是，他的对手在完成将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多数委员认为不让整个政权机制（即党的机关、军队和安全机关）介入这个过程，而只依靠主席团委员们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罢免第一书记的目的。一批中央委员，而后是中央全会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党章，是宗派的表现，是反党行动。
形势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很危险。苏斯洛夫、米高扬以及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坚持继续召开主席团会议。第二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又继续进行了。
赫鲁晓夫及其战友们选择了延长主席团会议的时间的战术，以便在发言的过程中，在私人交谈的过程中，争取那些临时赞同他们观点的人离开多数派集团。赫鲁晓夫部分地承认了自己的不足，首先是承认了粗暴、急躁。
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国防部长Г.К.朱可夫、克格勃主席И.А.谢罗夫在与赫鲁晓夫商量之后，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运到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这一批专门挑选出来的人要求与主席团的委员们见面，然后要求参加主席团的会议。
结果证明赫鲁晓夫及其战友们所选择的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主席团会议进行了4天。在这之前，那些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被运到了莫斯科。这一批人能够说服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们表示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其他人。朱可夫元帅表示假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部分委员不接受这一批中央委员的要求，那么可能会动用武力来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这些委员。公开的、无可比拟的压力取得了成功。关于第一书记的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人员的改选问题被移到了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去讨论，中央委员们“根据自己的倡议”已经聚集在莫斯科了，他们要求召开非常全会。这种压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大约200名中央委员不理睬官方的报道，不理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的解释，表示了希望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辩论的愿望，并且，正如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还表示了要揭露和谴责一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愿望。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多数派被赫鲁晓夫集团战胜了，赫鲁晓夫集团里除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少数委员之外，还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赫鲁晓夫从地方上调集来的中央委员。他们当中有不少精力充沛、追名逐利的人，这些人有冒险主义的倾向，积累了丰富的在机关里耍手腕、搞阴谋的经验。“因为有功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六月中央全会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在中央全会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摆脱疏远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这不是偶然的。
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
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星期六14点钟开幕。这次全会持续了7天时间，并于下一个星期六，即6月29日闭幕。全会的第一次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其余的会议由苏斯洛夫主持。全会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表明，现在已经不用顾及提出关于罢免他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问题的那部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了。一小部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独自准备了中央全会，制定了全会的工作章程，并把它拿到全会会议上执行，甚至连所作出的决定都没有告知大部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当赫鲁晓夫报告全会工作的程序的时候，莫洛托夫提出了关于会议议程的问题。赫鲁晓夫对他的回答是：“会议议程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通过，而您可以提出其他的建议。”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经于6月22日向全会表明：莫洛托夫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了。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是，全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总务部负责人В.Н.马林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卡冈诺维奇没有交出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集团的其他委员已经交出了钥匙。卡冈诺维奇所说的保险柜里有他的私人文件的解释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愤怒。
苏斯洛夫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对全会作了情况通报，他的立场是积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根本不愿意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对手们。这已经说明了一切。预先没有计划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多数委员的名义向全会做报告并论证他们的观点。很有可能的是，这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并没有坚持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会被指控为“搞宗派活动”。
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只好一个一个地单独解释自己的立场。对于中央全会来说，这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全会已经形成了意见。不过，苏斯洛夫仍然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他的报告既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也没有经过赫鲁晓夫拥护者集团的审查，他所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在这里，苏斯洛夫没有提及是谁授权他做这个报告的，为什么恰恰会是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少数派的代表在中央全会上做这个报告。
苏斯洛夫提到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些委员们所提出的关于背离了斯大林去世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苏共二十大决议所大力提倡的集体领导原则的指控。苏斯洛夫说道：“当然，赫鲁晓夫同志有缺点，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他的粗暴和急躁。他的某些言论没有征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相应同意，但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对赫鲁晓夫同志指出的其他一些缺点已经完全得到了纠正。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正确地指出了近来我们的报刊过多地刊登了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和祝词。但是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还是表示完全相信赫鲁晓夫同志完全能够克服这些缺点的。”
在苏斯洛夫的情况通报中，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对立被解释成是关于苏共二十大所确立的路线的完全对立的立场的斗争。在简要地描述了形势、提出了引起分歧的问题并指出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对赫鲁晓夫本人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之后，苏斯洛夫以最通常的方式、以圆滑和谨慎的措辞提出了一些观点，根据这些观点可以看清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对党的政治路线——二十大路线持怀疑的态度并认为这条路线不符合列宁思想、不符合列宁主义。一群志同道合者——赫鲁晓夫的反对派的言行被苏斯洛夫看作是对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严重威胁。针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主要指控之一是他们曾经亲自参加了30年代后半期和40年代末的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假如说苏斯洛夫较多地谈论了这一群人的宗派活动、这一群人活动的反党性质、对中央委员会所贯彻执行的二十大路线的对立，那么朱可夫则将自己讲话的重心放在了这一群委员曾经参加过30年代的镇压活动上，中央全会的辩论就是从朱可夫的讲话拉开序幕的。
实际上，朱可夫是作为苏斯洛夫的副报告人讲话的。党的机关为这位元帅准备了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材料指出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所犯下的罪行。朱可夫宣读了这些文件。全会的组织者打算用这些材料来揭露主席团的上述成员。在全会上，这些委员被说成是“逮捕和枪决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干部的主要罪魁祸首”。但是，卡冈诺维奇提请大家注意，在提及参与了大规模逮捕活动的人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他把这看作是宗派活动的表现，看作是希望“置某些必要的人于死地，而让其他的人保持沉默。应当谈论中央政治局里的所有的委员”。卡冈诺维奇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直接的问题：“难道您没有签署过在乌克兰执行枪决的命令吗？”赫鲁晓夫未作回答，不敢承认或者否认自己曾经直接参与过罪恶活动的事实。
朱可夫的良心和诚实不会让他只局限于揭露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参与者。朱可夫被揭露出党的领导人——斯大林的战友们的真实面目的那些事实震惊了，他在结束自己的讲话的时候说道：“同志们，我们和我们的人民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心上，就像把一面旗帜放在自己的心上一样，我们相信他们，相信他们的纯洁性、他们的客观公正性，而实际上你们看见了：这些‘纯洁的’人是怎样的。一旦人民知道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的人们的鲜血，那么人民迎接他们的就不是掌声，而是石块。”朱可夫郑重地提出了关于必须认真地弄清楚并惩处大规模镇压活动的所有罪人的问题。他最后说：“应当说，其他的同志，政治局以前的委员也是有罪的。我认为，同志们，你们知道这里讲的是哪些人，但是你们知道这些同志以自己诚实的工作、以自己的正直赢得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信任，我们全党和我相信：因为他们的诚实正直，因为他们真心诚意的悔过，今后我们仍然会承认他们是领导人。”
朱可夫认为这是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在中央全会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虚伪的。指控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参与大规模镇压活动（这是主要指控之一）的决议条款是秘密通过的，没在报刊上公布。中央委员们担心会进一步地揭露下去。他们能够及时地采取措施防止某些揭发者的出现。
中央全会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这是自然的。但是对斯大林的批评比较谨慎，并有所保留。不但如此，在全会上发言指控反党集团成员的所有罪行的人们断言，反党集团成员在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是有责任的，因为据说是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将斯大林与人民隔绝开了，助长了罪恶行径，对领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对领袖隐瞒了国内形势的真实情况。赫鲁晓夫给这些发言定了调子，赫鲁晓夫说：“我认为，假如斯大林身边没有两个凶残的天才——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那么可以防止很多事情的发生。恐怕还可以劝阻住斯大林。” 其他的中央委员发挥了赫鲁晓夫的这些见解。比如，В.Н.马林，赫鲁晓夫的亲密助手，说：“是谁制造了个人崇拜，难道不是卡冈诺维奇，不是莫洛托夫，不是马林科夫吗？他们制造了这种个人崇拜，怂恿斯大林，并将斯大林与人民隔离开来了。”
原来，斯大林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自己最亲密的心腹的牺牲品，他的心腹实际上攫取了权力，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并对罪恶行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速记记录可以看出，中央全会会议是在怎样的形势下举行的。一批参加者从全会一开始就是以“责任者”、“被告人”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被要求对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立场和言论作出解释。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们的发言常常被中央委员们所提出的问题和即兴反驳打断，这些中央委员常常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是支持多数人、支持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的任何一个反对者都没有被允许平静地陈述自己的立场和对攻击作出回答，虽然他们不止一次地站在讲台上：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伏罗希洛夫两次站在讲台上，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三次站在讲台上。在通过全会决定之后都给了他们机会发表非常简短的声明。
赫鲁晓夫三次发表讲话：一次是在全会的第11次会议上作了长时间的讲话，第二次是就组织问题作了很短的发言，最后一次是作一个较短的总结讲话。但是几乎在所有其他的发言人讲话的过程中，他都非常积极地就任何一个问题提出纠正意见，即兴插话，有时即兴插话还非常的冗长，他还时常以他特有的粗俗的方式开玩笑。赫鲁晓夫的很多战友——Г.К.朱可夫、Н.Е.别利亚耶夫、А.Б.阿里斯托夫、П.Н.波斯佩洛夫、Д.С.波利扬斯基，也积极参与了全会的进程，并不时地插话。
全会的大多数参加者（用担任会议主席的苏斯洛夫的话来说是164人）向全会主席团提交了声明，在这些声明中他们陈述了自己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耐人寻味的是，因为各种冠冕堂皇的原因而未能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匆匆忙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同时强烈地谴责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一切都在按照旧的规则进行：指控、谴责、忏悔、惩处。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中心问题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根除斯大林作风，本来可以期望中央全会本身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根除斯大林式的那种与异己分子作斗争的方法作出榜样。但是这个期望落空了。全会的参加者准备在全会一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就审判并将异己分子开除出党。但会议按计划作了另外的安排。赫鲁晓夫纠正了那些过激的全会参加者的想法，这些过激分子认为解决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谢皮洛夫及其他人的命运问题无须过多的考虑。赫鲁晓夫说，“中央将会在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在政治上适宜的、恰当的决定。我觉得，现在不能开除任何人。否则就会让人不理解，刚一通报完情况就开始进行镇压”。
然而，对所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人的镇压早在全会召开之前就准备好了，不过，根据会议组织者的意图，全会应当向广大党员、社会各界表明：不存在任何事先决定的因素，存在的是对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状况的公正、自由的讨论。
赫鲁晓夫组织了好多天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他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清楚：沦为“反党集团”的是享有威望的党的活动家，他们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是斯大林的老战友。这不是一两个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而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多数委员的意见，他们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和很有分量的要求，对他的个人品性、他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批评。这一切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处理好的。应该让党、社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社会相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的确确是在反对党，而不是反对赫鲁晓夫，相信这种冲突不具有私人之间的性质，相信所说的是捍卫崇高的政治原则，捍卫党的二十大路线，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部分委员却反对贯彻执行党的二十大路线。
全会号召确立赫鲁晓夫为党的唯一的领袖并以此结束延续了4年多时间的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争夺权力的斗争。同以往斯大林时代一样，全会应当表明，赫鲁晓夫的反对派是党的敌人，是党的总路线的背叛者，这是党内最严重的犯罪。
权力问题是这场较量中的主要问题，赫鲁晓夫和他的一帮人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幕后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即使中央委员们听他的话，赫鲁晓夫一伙还是害怕把这一问题提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去作公正的、客观的讨论。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在全会召开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260名中央委员——党的精英的代表们——准备通过任何一项决议——谴责、判处死刑、赦免，——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标志已经足够了。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已经俨然以党的领导人、党的领袖自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们就只剩下表忠心并严厉谴责赫鲁晓夫的对手这些事可做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登记自己的名字要在中央全会的辩论会上发言。那些没有被允许发言的人则提交了书面发言稿，因为他们被一个疑惑搞得忐忑不安：这是怎么回事——是表示不信任或怀疑自己的忠诚吗？对于已经解决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还想发言。需要证明自己的忠心、忠诚，首先是对党的新领导人的忠诚。
中央全会对斯大林去世之后已经延续了若干年的党内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作了总结。赫鲁晓夫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极权主义的党有了自己的唯一的领袖。一切都开始走上正轨了。
在全会的正式文件中，认为全会的主要结果是捍卫了二十大路线，防止了一小撮分裂分子、叛徒集团改变和修正这一路线的企图。这一提法在官方宣传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未作任何修改和专门分析而载入了苏联的历史文献中。
是的，最通常的说法是，党内斗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冲突最终以承认党及其中央机关忠于二十大路线而结束。但是我们现在是否有权可以局限于这一普遍的、简短的且不十分准确的提法？这一提法与其说揭示了真理，倒不如说是掩盖了1956-1957年初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待二十大路线的不同立场开始党内斗争的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只按照全会的提法去分析二十大之后的历史形势会导致对事态发展的片面的、因而是不正确的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即二十大路线得以贯彻，是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坚持不懈的结果，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分裂集团则一直企图阻挠贯彻这一路线。
中央委员会全会对问题的讨论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对非党人士保密，而且对广大的党员也保密。从列宁时代起就保持了这样一个传统：让一个范围很小的圈子——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人们了解党的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以便他们能够准确地了解党的方针。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分发到地方上是在发言人自己对速记记录稍加修改、将“多余的东西”删掉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对速记记录进行编辑之后。但是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即便是在修改和誊清之后也没有分发到地方组织去。不仅如此，而且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没有完整地在报刊上刊登出来。
中央全会的部分决定对全党保密没有什么不正常，这是常有的事。令人吃惊的是，中央全会的材料和它的部分决定对党的高层领导人也保密。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要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层内部斗争的一个特定时期的文件，在这个时期，赫鲁晓夫被推上了党的唯一的领袖的宝座。那么，中央委员们究竟想保守什么秘密呢？
主席团和中央全会向党隐瞒了高层领导人内部的实际状况和1957年6月各种力量的配置情况，同时这样介绍情况：只有一小撮人，而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在反对赫鲁晓夫。全会决议点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的名，而支持他们立场的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所有这些人都赞成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为了隐瞒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多数委员反对赫鲁晓夫的事实，全会推迟了对“反党集团”的其余人员的处分，此后不久，他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才遭受处分——被逐出了主席团，然后被逐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所有涉及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和政治局委员参与这些镇压的决定都是秘密通过的。这种立场引起了怀疑，因为参与大规模政治镇压是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指控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无论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还是作为对他们进行处罚的借口的指控，全会是向全党保密的。很有可能是，党的领导人担心这些指控完全可能会波及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头上，首先是波及到赫鲁晓夫本人。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情况决定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通报全会工作及其决议等问题的立场。在1957年6月底事态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准备过程中，还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召开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的是Г.К.朱可夫。从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速记记录中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对朱可夫在反对莫洛托夫集团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正是朱可夫为捍卫赫鲁晓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速记记录再现了朱可夫在中央全会前夕所表示的威胁——使用军队解决权力问题。军队从来都没有这样靠近过政治，在此之前军队的手中从来都没有掌握过对党和国家的权力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的助手Г.Т.舒伊斯基对速记记录作了修改，这个修改证明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愿把这些事实通报给全党，这份速记记录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里。 从修改中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意见和勃列日涅夫对朱可夫在发生危机的日子里的立场和行动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被从速记记录中删除了。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赫鲁晓夫的胜利？
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获得胜利的原因何在呢？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力量配置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7年）六月全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基础的客观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假如谈到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力量配置，那么要说的是赫鲁晓夫得到了党的精英分子的代表们——无论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地方领导人——的绝对支持。中央委员会中的军队高层领导人保证了对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
莫洛托夫及其集团指靠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什么力量可以支持他们呢？原则上来讲，这种支持有可能吗？
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指望依靠自己在党内和社会上享有的威望。在党的精英分子中，他们指望得到在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担任职务的中央委员和担任大企业领导人的中央委员们的支持。他们长期共事，彼此相互理解。这些人不止一次地请求过帮助和支持，并得到了帮助和支持。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把这些中央委员看作是赫鲁晓夫改革的反对者。考虑到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分量不轻，所以指望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时借重他们。但是，莫洛托夫及支持他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们不能理解苏联官员们的心理。由于担心会遭到清洗，由于担心会被从莫斯科调到地方去工作，所以他们的潜在的同盟者们不能在党的会议上作公开的发言。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在中央全会上急急忙忙地向赫鲁晓夫表白起自己对他的爱戴和忠心，巴结他，以博得他的青睐。
50年代中期，由于工业管理改革，中央机关的代表开始转到外地工作。这是对这些机关中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老干部的一次特殊清洗。
还应该指出，在那些年代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任何有组织的中央委员小集团反对党的领导人的行动都被看成是反党行动，被看成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反对派。所有这类行动都注定要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残酷的惩罚——不仅对集团的参加者和接近他们的人进行惩罚，而且还要对他们的亲属、朋友和一起工作的同事进行惩罚。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对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估计过高。他们没有注意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价苏共二十大之后新的历史现实、整个党的状况以及党的领导机关的状况。
党的精英不仅是指中央机关的大人物，而且还包括党的地方领导人，几乎所有的地方领导人都被苏共二十大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斯大林去世之后，党的领导层的力量配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大林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绝对权力，完全控制了中央和地方。任何想追求独立或者甚至是掩盖地方状况的企图都会遭到斯大林的残酷镇压。各州、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把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理解为在自己的活动中获得最大的自由、在完成全党事业的过程中获得实际的权力，理解为安全有了保障。
老一代“党的近卫军”长期盘踞政治局，努力捍卫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捍卫党和国家领导机制中的旧的斯大林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一切都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解决。赫鲁晓夫公开表明自己反对这种秩序。在地方上工作的中央委员自二十大之后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更大的权力以及不依附中央的更大的独立性。在争夺党的领袖地位的斗争中，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新的作用。赫鲁晓夫也没有隐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他们的支持。
斯大林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经关注过这部分作为独立集团的党的精英，计划利用他们铲除政权里的“老近卫军”。不过斯大林并不打算放松对他们的控制。这批年轻的党的领导人无限地忠于斯大林，他们的仕途前景很美好，将会飞黄腾达，取代斯大林的老战友而占据他们的位置。
在党的十九大上，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其他领导机关的编制大大扩大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党的干部被提拔到中央。许多地方领导人震惊不已，如同30年代，突然委以重任，出现了令人陶醉的飞黄腾达的前景。许多州委书记曾经是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在苏维埃领导机关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斯大林死后一切又立刻都恢复了原状。这些人尝到过权力的甜头，有过非同寻常的荣耀，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老岗位上，似乎他们曾经用过的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办公室还留在那里。
斯大林准备借重用来与老政治局委员们作斗争的以及他没有来得及充分使用的这些新领导人，现在开始着手执行“领袖的遗训”。他们明白，斯大林给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角色，于是就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扮演起了这一角色。老干部对渴望得到权力并得到了领袖鼓励和支持的年轻干部的不信任和厌恶感是非常明显的。年轻的党的工作人员感受到了“老近卫军的”这种态度。因此，在全会上，年轻的中央委员向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年轻的党的工作人员、地方领导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这时他们不是斯大林手中的不说话的配角和工具，而是一支活跃的积极的力量，这股力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赫鲁晓夫的命运。在这些状况下，地方党的官僚集团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一股独立自在的势力，而不是领袖手中的只用来实现他的使命的辅助力量和工具。在赫鲁晓夫获胜之后，这股力量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拥有自身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拥有独立的立场、保持了自己的影响和独立性的群体。不能不顾及这股力量。当赫鲁晓夫试图挣脱这种依从关系、消灭这股力量的时候，这种对抗就以他的失败而告终了。
在党内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还得到了安全机构领导人的绝对支持。
斯大林死后，大规模镇压、违法乱纪和专横跋扈、借助于严刑拷打犯人伪造刑事案件等等令人震惊的事实不断地向社会披露。人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安全机关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安全机关在政权机制中的真正地位显出了原形。
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政体的罪行之后，提出了关于追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所犯罪行的责任问题，不仅是安全机关的领导人，而且基层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受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实际威胁。
赫鲁晓夫将犯有不少罪行的谢罗夫将军推上了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人的岗位，使安全部门的其他活动家——镇压系统的将军和军官们产生了乞求宽恕的指望。他们的算盘没有打错。在50年代对贝利亚、В.С.阿巴库莫夫及安全机构的其他领导人进行审判之后，在枪毙了像前侦讯处处长М.Д.留明那样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人物之后，关于追究参与了大规模镇压活动、对被逮捕的人进行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的那些人的责任问题，实际上就已经不在议事日程之列了。
安全机构搞清楚了赫鲁晓夫的立场，因而对他在争取党内领袖地位的斗争中给予了支持以作为回报。
在构成专制政权基础的三驾马车——党的机关、惩罚机关和军队中，前两种力量在1957年大大削弱了，主要原因是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制度的罪行。首先是惩罚机关的形象受到了损害，随后党和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也名誉扫地，因为党和斯大林不仅没有制止违法行为，反而纵容了违法行为，并利用惩罚机关，把它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作为维护苏共专制政权的重要工具。
只有军队没有受到批评。作为战争中的胜利者，军队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军队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在全体人民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统帅，朱可夫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1956年他当选为党的最高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内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激烈起来。军队成为确定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谁是胜利者的有效的决定性力量。在铲除贝利亚和贝利亚集团的过程中，军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赫鲁晓夫的对手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成为多数派的时候，军队又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态，因而，假如没有军队，那么很难说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很自然，这一情况不能不令党的机关和赫鲁晓夫感到担心。六月全会之后立刻开始准备罢免朱可夫——六月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的活动。根据与分发给中央委员的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的准备工作相关的文件可以推断：8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针对朱可夫的行动了，10月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首先是出乎朱可夫本人的意料，中央委员会全会解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并将他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了。全会指责朱可夫企图贬低政治机构在军队中的作用。无论是朱可夫这个大人物的影响，还是他的重要性，亦或是他在使赫鲁晓夫登上党的领袖宝座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都没有使党的机关感到为难。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将军队置于一个权威政权的体系中应处的位置上去。事态并没有局限于贬损朱可夫的威信和形象。接踵而至的是进一步贬低军队地位的措施、裁减军队、将经受过战争洗礼的军官们——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们复员使他们离开军队。在军队中担任最高职务的是赫鲁晓夫的亲信。推行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机构的措施。Ф.И.戈利科夫将军被任命担任政治部主任，他获得了元帅称号，为的是强调他作为政治机构的领导人所具有的独立性，而不受国防部长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制约。
（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会给由斯大林去世所引发的党内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的历史进程划上了一个句号。不解决军队问题，不解决作为政治和军事活动家的朱可夫的问题，赫鲁晓夫就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领袖。
一些结论
在争夺领袖地位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党的机关。但是，在后来，一个人数很少的高层领导集团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而且1964年赫鲁晓夫权力的终结也证明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层领导集团能决定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的提升都是如此。在党内把整个权力转交给一个人数很少的高层领导小集团是这个高层领导小集团存在的自然条件和必要条件。
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是党内这种组织发展的明确的分界线。在中央全会之后，掩盖党内这种组织存在的所有隐秘实际上都被抛弃了。党内这种组织的作用和权力增强了，这个组织、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改变。政治局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威严的惩罚力量，而成为表达党的内部组织的利益的中心。掩饰党的高层领导人享有特权的遮蔽物被抛弃了，公开地表示拒绝伪善的禁欲主义，没有谈及对自赫鲁晓夫开始的所有高层代表人物享有优待、特权的任何自我克制。
对党的二十大会议材料的讨论充分地反映了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与党的普通党员之间的严重的思想分歧。对于党的高层领导人来说，社会局势非常危险。要成功地控制局势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动用镇压手段。党的领导集团为自己做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维护和巩固权威政权，必须保持这个权威政权体系中的各派力量的平衡。应当平衡这个权威政权的实力不均衡的各派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体系才能保证权威领导人的政权。赫鲁晓夫在成为大权独揽的领袖之后，没有能够将整个权力体系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未能掌握管理党和国家的艺术。党的机关不会饶恕他是因为他的批评，由于他的批评，党的威信大大地降低了。强力部门不会饶恕他是因为他揭露了他们所犯的罪行。军队不会饶恕他是因为他贬低了军队的地位并迫使成千上万的军官复员退伍。
所以，赫鲁晓夫在1964年如此容易地、如此迅速地被解除了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任何人，无论是党的机关的，还是安全机构的，无论是军队的，还是中央委员会的，谁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无论是党内，还是人民中间，都不会有这种反对意见。
在1957年6月赫鲁晓夫达到巅峰的时候，在他取得的对自己的对手的胜利中，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些种子生长得很迅速。担任党和国家领袖的历史只赋予了他六月中央全会之后的7年时间。
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之后非斯大林化的政策并不彻底。赫鲁晓夫本人就表现过动摇。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动摇都影响不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战胜不了斯大林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最终，赫鲁晓夫个人的愿望与这个制度内在的固有的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深刻的矛盾导致了赫鲁晓夫失去了权力。获胜的是保守主义，获胜的是直观地感觉到了赫鲁晓夫的政策会导致政权制度垮台的势力。赫鲁晓夫本人也不希望这样，然而尽管如此，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样在那些年代里为加速政权制度的覆灭做了那么多的事。
当“执政党”的大部分人背离了二十大路线的时候，赫鲁晓夫不仅成为这个“执政党”所不需要的人，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了。他被友好地、不太费力地赶走了。
在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职务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立刻撤消了他所实施的许多新措施。赫鲁晓夫的以前的战友们开始着手恢复斯大林的秩序、斯大林的思想并悼念斯大林，也许，这些事即便是莫洛托夫及其集团也都下不了决心会去做。
为了着重指出自己的路线，他们恢复了莫洛托夫在党内的地位。莫洛托夫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得到了平反，受到了党的总书记的亲自接见。莫洛托夫获得了在报刊上发表讲话的可能性。对赫鲁晓夫则没有做这样的宽恕或者平反的姿态。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是赫鲁晓夫，而不是莫洛托夫最终成了“反党分子”。
结果，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否定了（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的决议。
六月全会结束了斯大林挑选并培养出来的整整一代高级政治家的活动。新一代党的官僚执掌了政权。他们非常迅速地确定了接下来的一个被称为“停滞”的时期。
原文载（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徐元宫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