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九一三”事件全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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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整整33年前（现在是34年前了）发生的那个震撼全中国的事件至今还不能说尘埃落定。翻开历史那厚重的一页，看到的还是重重迷雾。
自蒋介石年代起，庐山就是中国政界活动的风水宝地。数十年来在庐山召开的国共两党的各种全会、政治会议、培训学习班、军事会议数不胜数。然而自1970年以来，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三十多年了，在庐山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因为共和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是在庐山罹祸上身，“庐山会议”自1970年起成为党内生死争斗的代名词，政治人物无不对庐山望而生畏，庐山也就成了政治会议的禁忌之地。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是整整11年前同样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及其前期准备会议的克隆版：共和国国防部长率领一帮“反党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结果也一样：“反党阴谋”被英明领袖识破，“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就连领袖的反击语言几乎都是克隆的。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写的是“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引自《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1970年8月31日写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引自《我的一点意见》） 此处将“轰”改成了“炸”，有人解释是因为毛泽东觉得空军已经有摆脱自己掌控的迹象。所以913后，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空军机关和机场全部换成了黄裤子站岗（当时的军装是陆军裤子是黄色，空军是蓝色），此是后话了。另外，两次庐山会议的最大不同是，1970年国防部长的攻击目标不过是根基浅薄、人望极差的佞臣张春桥，而非指向毛本人。如果说11年前的国防部长是面谏君过的海瑞，此次林彪则想扮演舍命为光绪清君侧的谭嗣同。可惜林彪的军事天才用到政治上就稍逊一筹了。张春桥可比荣禄不假，世人也皆曰可杀。但是荣禄的根子就是慈禧，如果你在慈禧面前而不是在光绪面前奏请诛杀荣禄，尽管出发点是“清君侧”，言事者的下场就不必费心去猜疑了。
果然，英明领袖不惧庐山上被林彪煽起的和由来已久的对张春桥（包括江青）的众怒，出头为保，对张、江全力维护，“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引自《毛泽东南巡讲话》）摆出了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的生死劫。
与张春桥单打独斗，林彪的兵力绰绰有余，但要再加上个毛泽东，林彪的修炼和武功就差远了。毛泽东毫不费力地11年前故伎重施，先是私下里把在朝重臣的思想分头“打通”，然后再召集政治局和各大区组长会议，抛出“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原本惊天动地的浩大攻势，顷刻间化为乌有。两军之间，剩下个倒霉蛋理论家陈伯达“荷戟独彷徨”，惶惶不可终日地承受着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
但是林彪毕竟不像彭德怀那么势单力孤，凭借敕封的“接班人”的头衔和军队的“直接指挥者”的权柄，毛泽东投鼠忌器，未能在庐山像了结彭德怀一样把林彪扫地出门。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的处世哲学。林彪所代表的反对势力的存在使毛寝食难安。毛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下了庐山之后，即刻一股气在全国、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各层面发动了“批陈整风”、“华北整风”、“军委整风”等运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军委汇报会议等各项会议，使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各种独门暗器一起上阵，力求一鼓作气拿下林彪这个敢于逆龙鳞的反臣。
但林彪毕竟闭门修炼多年，对毛的各种招式和目的也是洞如观火。对于毛发动的气势汹汹的各项攻势免战牌高挂，既不出兵正面迎战，也不肯交出检讨书束手就擒，步步设防，软磨硬抗。黄永胜说得门儿清：“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到全国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叶群对我说：‘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由此，林营的各领军主帅均是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死不松口。毛用尽了看家本领，折腾了半年多，也只擒获了两员偏将，北京军区的李雪峰和郑维山，打入大牢押将起来（当时被囚对这两人来说也算因祸得福，日后均获平反昭雪。要是混到913后再束手就擒，恐怕到今日也和黄、吴、李、邱诸将一般，翻身无望）。
眼看着毛泽东拿自己和手下的诸员干将无可奈何，林彪不禁洋洋自得起来，自我感觉出奇的好，未免有些得意忘形。对于毛始终硬保张、江，揪住自己一干人等不放，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作为极其不满。林彪在1971年5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借观看五一焰火之机公开向毛泽东挑衅，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不仅一改常态，未在毛泽东到达之前提前到场，反而故意在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姗姗来迟，比毛泽东到得都晚。而且林彪入座后对早已在同桌就座的毛泽东视若无睹，眼睛都不斜视一下，更别提寒暄问好了。尤其惊人的是，林彪在桌边只坐了寥寥数分钟，竟然连声招呼都不打，自顾起身，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事见杜修贤《红镜头》）
林彪此举摆明了是在和毛泽东单挑！不言而喻的涵义是：老子就反张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不能不佩服林彪的胆量，当日中国能有此豪举的人，除林而外，绝不做第二人想！但又不能不叹林彪的幼稚，逞一时匹夫之勇，图短暂心头之快，于事无补，反坏大局。彼时毛的心中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但表面上他对林彪的举止毫不在意，从容大度，照旧与西哈努克谈笑风生。周恩来唯恐此一君臣不合的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在现场就罕见地以不近情理的语言训斥没能及时抢拍下林彪与毛泽东同桌共庆照片的一班摄影记者。
毛泽东眼见林彪羽翼已丰，有恃无恐，在北京已然无法拿翻这位“亲密战友”，谋划良久，决意使出釜底抽薪的绝招，先将林彪依赖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招安到麾下，没有军队支持的林彪也就只有乖乖入瓮了。为此，毛泽东决然出京周游南方各节度重镇，秘密游说兵权在握的节度使归顺，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南巡的由来。
毛泽东南巡的目的非常明确，1、向重臣私下里公开自己已经决意批倒林彪，逼各路重镇藩王明确表态，脱离林彪阵营；2、当面察言观色，探听藩王们与林彪的关系的虚实，为倒林以后的清理门户预做准备；3、敲山震虎，放出彻底清算林彪的口风，迫使一直死活不肯出洞的林彪露出真身应招，林彪不动则爪牙被砍，而只要林彪一动，毛泽东就有把握抓住破绽，手到擒来。可以说，毛泽东开始南巡就已经是胜劵在握了。
一、 毛泽东出京南巡
1971年8月15日
毛泽东于北京登车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南巡”。
8月16日
毛一行到达武汉军区所在地湖北武昌。当天即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晋见，第二天（8月17日）再次召见刘丰和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
毛先对对他们讲述了自己从建党以来所粉碎的历次“反党集团”的英雄业绩，使其明白如若胆敢“反党”的可怕下场，要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紧接着话锋一转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来：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此处就差没有明点林彪的名了，“两个司令部”还能有谁？诸位心知肚明该跟谁了吧？“九大”路线是否该反对，今天已经有定论了。在党的会议上对“九大”路线提出反对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吧。）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63岁，张春桥54岁，江青57岁，废储之意昭然若揭。要用你，就可以上党章。不用你，党章也是废纸。政治局集体讨论过这点吗？）
8月25日
华国锋应召从北京赶赴武昌晋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在北京不敢说，巴巴地出了北京城才说，也也给“光明正大”作了一个注脚。）
毛再次讲道：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再三讲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通过，不在党的会议上讲，个人私下里到处散布，究竟谁在“搞分裂”？）
8月27日
毛泽东第三次召见刘丰，讲道：
“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明确了与林彪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林彪即将与张国涛、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排排坐吃糖果乐。）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管军队的是谁，要罢谁的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值得注意的是，毛先后三次召见刘丰，意味深长。）
当晚毛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立即召见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再次讲了“十次路线斗争”的故事，并和在武昌一样要华、卜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8月28日
毛在长沙召见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丁盛和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再次讲解“十次路线斗争”：
“（张国涛）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
“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对付他们）一个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会议上不讲，在背后嘀咕讲现任总参谋长的坏话，长舌妇招数。）
“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山头？哪个山头的山大王啊？不是刚讲过“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吗？）
8月30日
毛计划31日离开长沙去巡视南昌，临行前再次宣召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要求汇报上次谈话后的学习体会并表明态度。随后点明：
“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将们的检讨都没解决问题，再追下去也就只有解决“元帅”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总结都不算数了，还要中央干什么？）
“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问得好，问得理直气壮，彭德怀也曾提出收回那份“意见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问他一下？看他怎么回答！）
8月31日
毛的专列离开长沙去南昌，当晚到达，立即召见先期奉召在此等待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在庐山曾给林彪上书表示支持，林彪就此放言“三大将都支持我”。毛对此许、韩很是放心不下，913后狠查了一通，许世友仍是大拙装傻蒙混涉险过关，韩先楚差点被逼自杀（事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程世清早被看作是林彪死党。此三人一同召见，大有文章。）
毛对许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一家伙把许打入了张氏阵营。须知毛的讲话是要及时下发的，此话传到造反派耳里，许世友历史上分裂党的黑锅是逃不掉了。）
对程世清则直指要害：“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此言一出，不管你是否真的“死党”，谅你程世清也不敢再跟着蹦跶了。）
毛还语焉不详地对这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明知韩先楚和程世清所在的红25军跟长征中张国涛的四方面军毫无瓜葛，却硬要把他们往这一路线斗争上扯，司马昭之心啊。）
毛最担心的是重兵在握、有在延安煽动“反毛”叛乱前科、对“四人帮”和“文革”一直口是心非的许世友：“（许世友）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毛忘了，张春桥都压不住，哪还有更有力的人物当这个“宰相”？）
9月1日
毛指派汪东兴监听许、韩、程三人对“最高指示”的学习讨论会，观察三人的反应，要求他们务必深刻领会指示精神。
9月2日
毛离开南昌
9月3日
毛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连夜传召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一番“路线斗争”和“三要三不要”教育之后，毛说道：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此处很清楚毛把林彪和彭德怀拉到一起了，语言也用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同样的说法，暗示现在有人要军队造反。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下场众人都很明白，谁还敢跟林彪走？对林彪的意见，在中央党的会议上不讲，当事人面前不讲，偏偏不远千里地跑到下级面前背后散布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这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
9月5日
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李作鹏和刘丰坐到一辆车里，两人约定6日早，到李作鹏住处见面。
下午，广州军区按照毛的部署召开军以上干部会，由刘兴元给大家“吹风”，传达毛接见的情况。趁会议休息吃晚饭的时间，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给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打电活，他们约定，晚上开完会以后，立即把情况传到北京。23时半，空军党办副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电话，顾同舟向于报告了毛的讲话内容，还说，会上向到会的人宣布三条纪律：不准作记录；不要下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的内容。（不准下级向上级报告，这是谁家的军队规定？）。
顾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之外，主持会议者（丁盛）传达者(刘兴元)都只字未提。”
9月6日
晨5时56分，李作鹏在下榻的东湖招待所与刘丰见面。刘丰向李作鹏简单地讲了毛泽东在8月16日、17日、25日、27日在武汉先后找刘丰、王新、刘建勋及湖南的华国锋谈了话。谈话的内容明显表明要对林彪下手了。对于广州和武汉向林彪透风的情况，早在毛的算计之中，这正是毛“敲山震虎”的一计。
上午，周宇驰打电话与北戴河林立果联系，讲了顾同舟报告的情况。下午3点，周字驰在带着于新野整理的与顾同舟的15页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机来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 这是党的副主席第一次知道党的主席正在底下把自己的墙角都要掏空了，大厦即将倾覆，自己的下场将比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还要惨。
下午5时，李作鹏与朝鲜代表团一起返京，随即将从刘丰处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永胜、邱会作，他们一致认为毛已经决心用张春桥替代林彪。晚上，黄永胜将此消息通知了叶群。
林彪将广州和武汉的情况互相验证，确认了毛的企图，当晚与叶群彻夜未眠。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通过正式途径将毛与江青、张春桥分割开来已经无可能。凭年轻人的狂热，与周宇驰等人在1971年初建立了秘密小集团。当得知毛倒林的决心后，林立果决定铤而走险，令周立即返京执行兵变计划。
9月7日
上午11点，林立衡、张清林和张宁，一起乘飞机到了北戴河，住在56号楼。
下午，周宇驰飞返北京找原空四军政委、南空政委江腾蛟布置行动。周把毛的讲话给江看，要江到上海主持干掉毛。两人认为，按惯例毛在9月25日前不会返京。（毛已经敲山震虎，早就张好网了，这种时候还能按惯例分析毛的行动？如果林彪直接参与，断不会如此幼稚）。
9月8日
上午，于新野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空四军军务处长蒋国璋接机，共同找王维国，看了毛的讲话。下午6时，于坐车去杭州，9时见陈励耘，谈了通宵。
傍晚，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打算，林立果以治牙为由，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一起返京。21时48分到京西郊机场，胡萍周宇驰在机场迎接。在西郊机场，林立果要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 —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胡萍同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从各个机组中挠选技术最高、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组成了256号机组．
与此同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要回北京过国庆，为林彪准备五架飞机。并说：今后，请你把为我们安排飞机的任务交给胡萍。吴法宪要叶群直接找时念堂(专机师空34师长)。叶群坚持要找胡萍。（由此可见吴法宪并不知道兵变安排，叶群也没对吴法宪说实话）
9月9日
凌晨1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见江腾蛟，要江去上海设法干掉毛。要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设法拿下钓鱼台文革小组成员。凌晨3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空军学院小楼，召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刘沛丰、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传达林彪手令。决定由王飞、刘世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负责空军，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纵观林立果的部署，如此大的行动，资历最高的是红军出身的前南空政委江腾蛟，手中还无实权。剩下的全是一帮根本就没作战指挥经验的小喽啰。缺乏全局性有战略部署能力的领军人物，要干成如此惊天的大事，岂非在开玩笑？）
上午于新野再飞上海，要王维国准备动手，王推托，于新野讲，等江江腾蛟来统一指挥。16时30分，于乘机返京。
林立果深感没有陆军，很难成事，思来想去，无兵可用，就让周字驰给林彪的老秘书、驻河南０１９０部队政委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休．请你立即来一趟北京。”关光烈当天上了火车。（如此仓促拉夫上阵，形同儿戏，可见此等大事，并未经长期谋划，纯是应急之举。）
9月10日
早7时58分，刘沛丰飞往北戴河，向叶群汇报，叶群与刘沛丰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王飞是林立果的手下，此时才由林彪介绍给黄永胜，可见以前黄永胜也不知道林立果的活动。而林彪介绍王飞给黄，是否意味着林彪知道林立果的打算呢？这还缺乏证据。）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了一系列困难。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 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无奈地说：“那就先不搞吧，不过得绝对保密。”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晚上，关光烈从部队驻守的中原地区赶到北京。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赶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给他谈了当前的“形势”，为了制止“文革”派全面掌权，整垮“军派”，必须先下手为强。要关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见了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
毛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再次在地方军队干部面前未经中央讨论同意，点名指责他们的上级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
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9月11日
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电话，决定继续行动。将众人包括关光烈召集到西郊机场工字楼。林立果要求关：第一件，把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
关光烈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请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更加无奈了。（林立果连中国部队调动的常识都没有，当时就算是支援麦收的活动，如果要带武器出去，也要报军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林彪直到此时还没有参与兵变，不然不会闹出这种笑话。）
但林立果不死心，中午与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于新野开的汽车，到钓鱼台旁边的玉渊潭公园查看了地形。
上午10点，许世友乘空军飞机从南京赶到上海见毛。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走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绝尘而去。
被毛泽东玩弄与股掌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周宇驰。
得到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知道一切都完了。不得已，林立果宣布取消一切行动。但对南飞广州还抱有一丝希望。
二、林彪南下梦破
9月12日
8点左右，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某，离开北京飞返广州。他受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派遣，11日从长沙专程来到北京。11日见面时，刘沛丰、周宇驰交代陈某，林彪要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准备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告诉米加农准备房子”陈回到广州后，顾同舟即开始行动，作了接机准备。下午5点给广州空军作战处值班纪参谋打电话决定自己明天值班。
在北京刘沛丰来到王飞家里．拿走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再次告诫诚他：“叶主任说，一定要保密。大家都是生死与共；体戚相关，决不能有一点泄露。”
13点10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
毛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再次指出林彪是黑手）
毛做了军事部署，要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3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研究调动部队。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精密的时间计算，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内线。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为毛立下不世之功的“内线”还是神秘的隐身不现。至今让人摸不到头绪。）
16点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通知，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宇驰宣布：“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然后布置了为南下准备飞机的任务：“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伊尔一18，13日7时起飞，我和胡萍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的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伊尔一18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往广州。再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再用一架安一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一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17点，胡萍电话通知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256号，晚上7点送林立果去山海关，立即作好飞行准备。随后，打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三叉戟252号．今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18点多，他又通知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航空兵34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19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252号飞机，实际是256号，但要用252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潘景寅接到胡萍的通知后，立即带领机组人员作256号飞机起飞的准备。从北京到出海关机场，按正常情况(以飞一个来回汁算)加10吨至多12吨油就够了，而潘景寅叫加16吨。由于油车关系只加了15吨。（据256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潘景寅好似提前知道此次飞行并不是只飞北戴河和北京那么简单。）
17点，在北戴河，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准备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18点，北京，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小楼，林立果对他说：“现在情况紧张，要立即转移，具体情况由周宇驰给你们谈。”周字驰向江腾蛟、李伟信、于新野、王飞宣布南下的具体方案：“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这架飞机。另一部分人，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上午7点钟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提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召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还指派了专人，实行人盯人对付警卫员。（此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黄、吴、李、邱对林立果搞的这一切并不知情，不然也不必“强迫他们上飞机“了。）
北京“小楼”里的部署结束不久，“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接到了李伟信的电话。传达了南下广州的命令。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这个电话通知的简要提纲：
立即告W（王维国）
1、明日有一架伊尔一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一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一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
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19点30分林立果和两名女青年乘车来到西郊机场，登上256专机。飞机10分钟后起飞。
20点，北戴河，96号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叶群用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豆豆今天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贸。”她要秘书马上到机场去接。刘吉纯要了一辆吉姆，一辆北京吉普，直奔机场。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乘飞机快要回来，便去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林立衡听到的内容表明林彪开始是把许世友看作“自己人”的，叶群不知是根据什么消息又把许划到毛那边去了。）
20点15分，载着林立果和刘沛丰、程洪珍的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海军航空兵机场降落。林立果、刘沛丰乘北京吉普离开机场。刘吉纯过秦皇岛不远，迎面碰上了林立果驾驶的北京吉普。林立果、刘沛丰换乘了吉姆，掉头就走，把刘吉纯乘坐的吉普远远地甩在后面。
20点30分，山海关机场，潘景寅要机械师李平将256号三叉戟燃油加到17吨，然而等到油罐车准备给256加油时，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潘看到天色晚，就准备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
21点，林立果见了姐姐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进了林彪的客厅。不久，张恒昌来告诉林立衡：“主任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六七点去大连，可能还要提前。”对叶群的长期反感，使林立衡判断是叶群要“绑架”林彪。
21点20，北戴河，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姜作寿报告有关叶群要“绑架”林彪的外逃的“阴谋”。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说：“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
21点半，北京，胡萍把航空兵34师某团安政委和李副团长叫到候机室．布置以“训练”为名，调动这样几架飞机：伊尔一18—902号飞机，机长x x x．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254号飞机，机长x x x，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8点左右起飞。安一12—231号飞机，明天试飞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特地把可靠的专机服务员女副队长小孙安排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他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902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起南下广州。
2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报告了林立衡的揭发。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说：可靠。周说：打电话通知张宏，注意观察，如有新情况立即报告。
同时，北戴河，公务员张桓昌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又一个旁证，黄、吴、李、邱并未参加兵变阴谋，由一个20多岁的孩子全面策划如此大的阴谋，与盖世枭雄作对，焉有不败之理？）
林立衡由刘吉纯陪着，跑到58号楼8341部队二大队的大队部，把大队长姜作寿叫出来，报告了情况。姜大队长又打电话请来了张宏副团长。在林立衡向张副团长报告情况的同时，姜作寿向北京作了报告。接着．张宏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
22点20，北京，接到姜作寿和张宏的报告，汪东兴电话报告周恩来，并说林立衡讲，山海关有一架飞机。周立即打电话问吴法宪。吴法宪不知情，说绝对没有飞机。（这事连吴法宪都被蒙在鼓里，说林彪参与了兵变很难令人信服。）
周命吴法宪查实飞机情况。又打电话问李作鹏，要其查一下山海关海军机场是否有飞机。李查后报告有一架三叉戟。
吴法宪问过34师（专机师）调度后，得知有一架三叉戟飞往山海关，说是为改装后训练试飞去的。吴为没报告自己很恼火，紧接着就向胡萍查问此事。
22点30，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查问256三叉戟的电话：“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怎么调去的。”“那——那怎么办呢?”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周恩来。”
（注：256号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5架二手三叉戟中的一架。7月份刚改装完，准备为林彪专用机，此前林彪尚未用过此机）
22点33，吴法宪报告周恩来256飞机确实在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周要吴通知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乘客。
同时，胡萍给周宇驰打电话：“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22点36，吴法宪又给胡萍来了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胡萍满口答应；“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如有人问为什么飞山海关，就说是试飞训练；如果问谁安排的，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根本不知道；如果问训练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潘景寅回答说：“如果问我什么毛病，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然后胡萍给吴法宪回电话，“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障，不能立即回来。”周要吴法宪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此事。
23点10，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这时胡萍想到，周宇驰同他约好，要来机场同他一起南下，如果这个时候来了被吴法宪碰上事情就复杂了，便派人跑到工字房，找到周宇驰把情况告诉了他。（此时周宇驰应该给林立果打过电话，由于机场被控，吴法宪又没参与南飞的计划，林立果和周宇驰知道南飞广州已经是不可能了，出逃苏联的决定也应该是在此时作出的。这些都是推理，林立果、周宇驰都在913中死去，他们究竟是怎么讨论决定的，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
胡萍从吴法宪的态度看出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他要小孙再去找周宇驰，要周宇驰书面确定下一步的的行动安排。小孙又跑到工字房，但没找到周宇驰。胡萍也知道南飞广州的事肯定是流产了，就对小孙说：“你去把准备的东西都撤掉吧!撤得干净一点，明天飞机不走了。”
此时在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正在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
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只有鲁珉还没来。
王飞把周字驰在小楼里说的话重复了—遍，然后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
鲁珉接到通知后，把情况给妻子讲了一下，带了手枪，和妻子一起上了车。大约9时30分，才来到办公楼。他把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鲁珉也认为吴法宪和王飞不是一伙的。）
会上进行了分工，分四个小组，分别负责黄、吴、李、邱，并具体研究了通知这四员大将来机场的方法。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汽车驾驶员、秘书和警卫员的问题。早晨5点在2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出五九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百发。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打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王飞立即宣布一切布置作废，消除痕迹。（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周恩来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开始全面追查飞机的调动，空军的一切动作已经受到严密监控，南飞广州无法实现了。林立衡和周恩来是913事件的两大关键人物。）
这时，在空军学院小楼，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正在把各种器材往卡车上装，准备在13日凌晨5点以前，把这些东西送到西郊机场，装上飞机，以便在13日早晨运住广州。晚11点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得到撤销行动的消息，他立刻宣布：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还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林立果小集团的阵脚已经彻底大乱，暴露出没有见过大场面的致命弱点。）
23点20，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林副主席很好。”周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周恩来怎么知道林彪要晚上飞行呢？林立衡也没有报告这一点。）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使叶群十分紧张，她对周恩来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是不是更重的“敲山震虎”呢？林彪的选择更少了。）
23点35，北戴河，叶群叫李文普一起到林彪那里去。叶群让李在门口等着。她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说了几句话，（很可能是把周要来北戴河的事讲了，因此林彪非走不可了，至于去哪里，估计林彪还是飞广州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叫李进去。林彪说：“今晚反正也唾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李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了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到哪里去了吗?。”胡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
林立果到值班室，给周宇驰打电话：“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北京，周恩来派杨德中立即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以防万一。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控制空军的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对北京部队进行指挥。接着给李作鹏打了电话，要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23点35分，山海关机场，潘景寅接到电话，叫起三位机械师准备飞机起飞，并叫李海彬要加油车给飞机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到17吨。”李海彬说：“那要一个加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李海彬向机场值班李万香要了油车和化验员。
23点40分，山海关机场调废室值班员李万香(航行调度室主任)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李作鹏首先问了值斑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时候抓住李作鹏这点，说他改四人连署为一人命令就可放飞，是有意放跑林彪，李作鹏说，这是诬蔑，当时他是按周恩来的原话传达的。）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北戴河，姜作寿大队长、刘吉纯副科长、肖起明中队长正在商议，准备叫肖起明带几个人到机场，告诉飞机不要起飞，正好834l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来到楼前，刘吉纯建议让于去机场，姜作寿表示同意。于叫了一辆吉普车就出发。过海边大桥时，后面的林彪乘车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了。过了大桥以后，林彪车加速超过了吉普，一会就看不到了。
23点50，北戴河，林彪司机杨振刚开车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先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没开多远，车突然停下，李文普下了车，接着响起了枪声。8341部队警卫科刘吉纯副科长、林办李春生秘书、宋德金秘书和林彪内勤张恒昌一起，坐上一辆伏尔加，去追林彪的车。
林立衡，张清霖第三次电告北京。林立衡：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大哭)，还说他们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24点，北京，周恩来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的报告，林彪乘车出走了，还打伤了秘书。周向秘书打招呼：“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
三、大漠月夜折戟
9月13日
零点零3分，山海关，加油车来到256飞机旁准备加油，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
零点15分，山海关机场佟站长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要及时向上报告。放下电话，已经是零点20分。他和场站史政委一起去找潘景寅。这时林彪坐车已到机场。
零点18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地面有几个人。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正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时年33岁；机械师张延奎，时年26岁；机务中队副队长邰起良，时年36岁；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
零点25分，于仁堂赶到机场，看到飞机在滑行，快进跑道，就向调度室跑，快到调度空后门时，碰到机场的佟玉春参谋长，同佟一起问飞机方向跑。佟边跑边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三枪。机场赵雅辉副站长在电话里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己强行滑出。”
零点32分山海关，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被李海彬喊起来时，尚在赶往飞机的路上飞机就已经起飞了。（康庭梓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据康分析，潘景寅是在林立果授意下有意扔下他们的。）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专机师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飞机没有应答。时念堂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飞机起飞后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外蒙方向飞去。（根据康庭梓分析，256飞机这种飞行姿态很不正常。从起飞的240度调整到340度整整用了14分钟时间。如果是起初就决定是飞往苏联的话，这个方向的调整也就需要1分钟左右。显然飞机起飞时，目的地不是苏联，最大的可能是原定的广州。合理的推断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林立果、叶群才向林彪摊牌，南飞广州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北上苏联，但事后所说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却不太合理。伊尔库茨克离山海关大约1900公里，机上只有12吨油料，用到头也就能飞1500公里，根本不够飞伊尔库茨克。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或乌兰巴托都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林彪在作一个胆怯的逃难者，还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的殉难者之间犹豫了很久，也就使256飞机用14分钟飞出了那个拐拐停停的奇怪的大弧线。也许是无法忍受彭、刘那悲惨的下场，飞机最终向北飞去。）
1点05分北京，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毛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汪跑过去报告毛和周。毛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同意毛的意见，汪又跑回值班室，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1点55分，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在军委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传达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璞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至２时２０分左右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空令”传达完毕。吴法宪传达此命令时省略了“林副主席”的名字。
2点25，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坠毁地点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9人无一生还。从飞机13日0点32分起飞到2点25分坠毁，共飞行113分钟，飞行高度在2500-6500米，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从入境到坠毁共30分钟。平均每小时耗油4吨半到5吨，飞机飞行近两小时，飞机迫降时机上最少还有2吨半油。（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数十年来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由于飞机上机组人员不全，通信员、领航员、副驾驶均不在机上，飞机又没有按正规航线飞行，因此迷航的可能性很大。当按照飞行时间测算应该到达温都尔汗时，偏偏那天温都尔汗停电，而温都尔汗西北的贝尔赫矿区却是灯火通明，潘景寅极有可能把贝尔赫当成了温都尔汗。当无法在贝尔赫找到机场而且自己位置又不清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最佳的地点迫降了。而三叉戟的燃油箱又偏偏就在机腹位置，对不放起落架的迫降是最易起火爆炸的位置。潘景寅的技术再好，也难免产生机毁人亡的悲剧了。）
2点半，周恩来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中央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
此时，在沙河机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及临时叫来的陈士印来到沙河机场。陈士印摸黑把陈修文叫醒执行紧急任务，一起赶往直升机库，准备启动3685号直－5飞机。203团部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有关周宇驰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时是3点零2分，他向团长刘景样作了报告。警卫连王连长接到团长有关制止起飞的电话，骑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5飞机，还没赶到，飞机已起飞。
3点20，空军司令部报告周恩来，据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和周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3点25，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政委王辉球全部在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李德生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3点40分，203团团长刘景祥才接到杨庆升政委通知，说他在2点30分接到禁空命令。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人，就同意放行了。后来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由于查无实证，最后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
4点16分，陈修文和陈士印驾驶飞机瞒过周宇驰，掉头飞返北京，4点30分左右飞过宣化市，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向西郊机场飞去。机场上，时念堂命令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打开跑道灯。飞机降落不成功，又向怀柔飞去。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几圈后油尽。周宇驰打死陈修文，陈士印驾驶3685号直升机，落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于新野开枪打陈士印，误伤周宇驰。下机后，见无法脱逃，周宇驰建议集体自杀，喊“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伪死，自首。
9月14日
8时30分，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大使：通知中国，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于13日凌晨两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乘员9人全部遇难。
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马上报告了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
9月24日
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从机场送李先念出访后，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吴法宪迟到10分钟，9点10分进入福建厅。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913事件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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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3年前（现在是34年前了）发生的那个震撼全中国的事件至今还不能说尘埃落定。翻开历史那厚重的一页，看到的还是重重迷雾。
自蒋介石年代起，庐山就是中国政界活动的风水宝地。数十年来在庐山召开的国共两党的各种全会、政治会议、培训学习班、军事会议数不胜数。然而自1970年以来，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三十多年了，在庐山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因为共和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是在庐山罹祸上身，“庐山会议”自1970年起成为党内生死争斗的代名词，政治人物无不对庐山望而生畏，庐山也就成了政治会议的禁忌之地。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是整整11年前同样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及其前期准备会议的克隆版：共和国国防部长率领一帮“反党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结果也一样：“反党阴谋”被英明领袖识破，“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就连领袖的反击语言几乎都是克隆的。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写的是“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引自《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1970年8月31日写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引自《我的一点意见》） 此处将“轰”改成了“炸”，有人解释是因为毛泽东觉得空军已经有摆脱自己掌控的迹象。所以913后，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空军机关和机场全部换成了黄裤子站岗（当时的军装是陆军裤子是黄色，空军是蓝色），此是后话了。另外，两次庐山会议的最大不同是，1970年国防部长的攻击目标不过是根基浅薄、人望极差的佞臣张春桥，而非指向毛本人。如果说11年前的国防部长是面谏君过的海瑞，此次林彪则想扮演舍命为光绪清君侧的谭嗣同。可惜林彪的军事天才用到政治上就稍逊一筹了。张春桥可比荣禄不假，世人也皆曰可杀。但是荣禄的根子就是慈禧，如果你在慈禧面前而不是在光绪面前奏请诛杀荣禄，尽管出发点是“清君侧”，言事者的下场就不必费心去猜疑了。
果然，英明领袖不惧庐山上被林彪煽起的和由来已久的对张春桥（包括江青）的众怒，出头为保，对张、江全力维护，“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引自《毛泽东南巡讲话》）摆出了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的生死劫。
与张春桥单打独斗，林彪的兵力绰绰有余，但要再加上个毛泽东，林彪的修炼和武功就差远了。毛泽东毫不费力地11年前故伎重施，先是私下里把在朝重臣的思想分头“打通”，然后再召集政治局和各大区组长会议，抛出“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原本惊天动地的浩大攻势，顷刻间化为乌有。两军之间，剩下个倒霉蛋理论家陈伯达“荷戟独彷徨”，惶惶不可终日地承受着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
但是林彪毕竟不像彭德怀那么势单力孤，凭借敕封的“接班人”的头衔和军队的“直接指挥者”的权柄，毛泽东投鼠忌器，未能在庐山像了结彭德怀一样把林彪扫地出门。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的处世哲学。林彪所代表的反对势力的存在使毛寝食难安。毛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下了庐山之后，即刻一股气在全国、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各层面发动了“批陈整风”、“华北整风”、“军委整风”等运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军委汇报会议等各项会议，使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各种独门暗器一起上阵，力求一鼓作气拿下林彪这个敢于逆龙鳞的反臣。
但林彪毕竟闭门修炼多年，对毛的各种招式和目的也是洞如观火。对于毛发动的气势汹汹的各项攻势免战牌高挂，既不出兵正面迎战，也不肯交出检讨书束手就擒，步步设防，软磨硬抗。黄永胜说得门儿清：“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到全国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叶群对我说：‘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由此，林营的各领军主帅均是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死不松口。毛用尽了看家本领，折腾了半年多，也只擒获了两员偏将，北京军区的李雪峰和郑维山，打入大牢押将起来（当时被囚对这两人来说也算因祸得福，日后均获平反昭雪。要是混到913后再束手就擒，恐怕到今日也和黄、吴、李、邱诸将一般，翻身无望）。
眼看着毛泽东拿自己和手下的诸员干将无可奈何，林彪不禁洋洋自得起来，自我感觉出奇的好，未免有些得意忘形。对于毛始终硬保张、江，揪住自己一干人等不放，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作为极其不满。林彪在1971年5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借观看五一焰火之机公开向毛泽东挑衅，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不仅一改常态，未在毛泽东到达之前提前到场，反而故意在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姗姗来迟，比毛泽东到得都晚。而且林彪入座后对早已在同桌就座的毛泽东视若无睹，眼睛都不斜视一下，更别提寒暄问好了。尤其惊人的是，林彪在桌边只坐了寥寥数分钟，竟然连声招呼都不打，自顾起身，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事见杜修贤《红镜头》）
林彪此举摆明了是在和毛泽东单挑！不言而喻的涵义是：老子就反张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不能不佩服林彪的胆量，当日中国能有此豪举的人，除林而外，绝不做第二人想！但又不能不叹林彪的幼稚，逞一时匹夫之勇，图短暂心头之快，于事无补，反坏大局。彼时毛的心中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但表面上他对林彪的举止毫不在意，从容大度，照旧与西哈努克谈笑风生。周恩来唯恐此一君臣不合的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在现场就罕见地以不近情理的语言训斥没能及时抢拍下林彪与毛泽东同桌共庆照片的一班摄影记者。
毛泽东眼见林彪羽翼已丰，有恃无恐，在北京已然无法拿翻这位“亲密战友”，谋划良久，决意使出釜底抽薪的绝招，先将林彪依赖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招安到麾下，没有军队支持的林彪也就只有乖乖入瓮了。为此，毛泽东决然出京周游南方各节度重镇，秘密游说兵权在握的节度使归顺，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南巡的由来。
毛泽东南巡的目的非常明确，1、向重臣私下里公开自己已经决意批倒林彪，逼各路重镇藩王明确表态，脱离林彪阵营；2、当面察言观色，探听藩王们与林彪的关系的虚实，为倒林以后的清理门户预做准备；3、敲山震虎，放出彻底清算林彪的口风，迫使一直死活不肯出洞的林彪露出真身应招，林彪不动则爪牙被砍，而只要林彪一动，毛泽东就有把握抓住破绽，手到擒来。可以说，毛泽东开始南巡就已经是胜劵在握了。
一、 毛泽东出京南巡
1971年8月15日
毛泽东于北京登车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南巡”。
8月16日
毛一行到达武汉军区所在地湖北武昌。当天即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晋见，第二天（8月17日）再次召见刘丰和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
毛先对对他们讲述了自己从建党以来所粉碎的历次“反党集团”的英雄业绩，使其明白如若胆敢“反党”的可怕下场，要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紧接着话锋一转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来：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此处就差没有明点林彪的名了，“两个司令部”还能有谁？诸位心知肚明该跟谁了吧？“九大”路线是否该反对，今天已经有定论了。在党的会议上对“九大”路线提出反对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吧。）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63岁，张春桥54岁，江青57岁，废储之意昭然若揭。要用你，就可以上党章。不用你，党章也是废纸。政治局集体讨论过这点吗？）
8月25日
华国锋应召从北京赶赴武昌晋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在北京不敢说，巴巴地出了北京城才说，也也给“光明正大”作了一个注脚。）
毛再次讲道：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再三讲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通过，不在党的会议上讲，个人私下里到处散布，究竟谁在“搞分裂”？）
8月27日
毛泽东第三次召见刘丰，讲道：
“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明确了与林彪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林彪即将与张国涛、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排排坐吃糖果乐。）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管军队的是谁，要罢谁的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值得注意的是，毛先后三次召见刘丰，意味深长。）
当晚毛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立即召见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再次讲了“十次路线斗争”的故事，并和在武昌一样要华、卜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8月28日
毛在长沙召见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丁盛和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再次讲解“十次路线斗争”：
“（张国涛）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
“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对付他们）一个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会议上不讲，在背后嘀咕讲现任总参谋长的坏话，长舌妇招数。）
“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山头？哪个山头的山大王啊？不是刚讲过“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吗？）
8月30日
毛计划31日离开长沙去巡视南昌，临行前再次宣召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要求汇报上次谈话后的学习体会并表明态度。随后点明：
“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将们的检讨都没解决问题，再追下去也就只有解决“元帅”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总结都不算数了，还要中央干什么？）
“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问得好，问得理直气壮，彭德怀也曾提出收回那份“意见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问他一下？看他怎么回答！）
8月31日
毛的专列离开长沙去南昌，当晚到达，立即召见先期奉召在此等待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在庐山曾给林彪上书表示支持，林彪就此放言“三大将都支持我”。毛对此许、韩很是放心不下，913后狠查了一通，许世友仍是大拙装傻蒙混涉险过关，韩先楚差点被逼自杀（事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程世清早被看作是林彪死党。此三人一同召见，大有文章。）
毛对许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一家伙把许打入了张氏阵营。须知毛的讲话是要及时下发的，此话传到造反派耳里，许世友历史上分裂党的黑锅是逃不掉了。）
对程世清则直指要害：“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此言一出，不管你是否真的“死党”，谅你程世清也不敢再跟着蹦跶了。）
毛还语焉不详地对这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明知韩先楚和程世清所在的红25军跟长征中张国涛的四方面军毫无瓜葛，却硬要把他们往这一路线斗争上扯，司马昭之心啊。）
毛最担心的是重兵在握、有在延安煽动“反毛”叛乱前科、对“四人帮”和“文革”一直口是心非的许世友：“（许世友）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毛忘了，张春桥都压不住，哪还有更有力的人物当这个“宰相”？）
9月1日
毛指派汪东兴监听许、韩、程三人对“最高指示”的学习讨论会，观察三人的反应，要求他们务必深刻领会指示精神。
9月2日
毛离开南昌
9月3日
毛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连夜传召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一番“路线斗争”和“三要三不要”教育之后，毛说道：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此处很清楚毛把林彪和彭德怀拉到一起了，语言也用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同样的说法，暗示现在有人要军队造反。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下场众人都很明白，谁还敢跟林彪走？对林彪的意见，在中央党的会议上不讲，当事人面前不讲，偏偏不远千里地跑到下级面前背后散布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这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
9月5日
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李作鹏和刘丰坐到一辆车里，两人约定6日早，到李作鹏住处见面。
下午，广州军区按照毛的部署召开军以上干部会，由刘兴元给大家“吹风”，传达毛接见的情况。趁会议休息吃晚饭的时间，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给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打电活，他们约定，晚上开完会以后，立即把情况传到北京。23时半，空军党办副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电话，顾同舟向于报告了毛的讲话内容，还说，会上向到会的人宣布三条纪律：不准作记录；不要下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的内容。（不准下级向上级报告，这是谁家的军队规定？）。
顾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之外，主持会议者（丁盛）传达者(刘兴元)都只字未提。”
9月6日
晨5时56分，李作鹏在下榻的东湖招待所与刘丰见面。刘丰向李作鹏简单地讲了毛泽东在8月16日、17日、25日、27日在武汉先后找刘丰、王新、刘建勋及湖南的华国锋谈了话。谈话的内容明显表明要对林彪下手了。对于广州和武汉向林彪透风的情况，早在毛的算计之中，这正是毛“敲山震虎”的一计。
上午，周宇驰打电话与北戴河林立果联系，讲了顾同舟报告的情况。下午3点，周字驰在带着于新野整理的与顾同舟的15页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机来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 这是党的副主席第一次知道党的主席正在底下把自己的墙角都要掏空了，大厦即将倾覆，自己的下场将比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还要惨。
下午5时，李作鹏与朝鲜代表团一起返京，随即将从刘丰处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永胜、邱会作，他们一致认为毛已经决心用张春桥替代林彪。晚上，黄永胜将此消息通知了叶群。
林彪将广州和武汉的情况互相验证，确认了毛的企图，当晚与叶群彻夜未眠。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通过正式途径将毛与江青、张春桥分割开来已经无可能。凭年轻人的狂热，与周宇驰等人在1971年初建立了秘密小集团。当得知毛倒林的决心后，林立果决定铤而走险，令周立即返京执行兵变计划。
9月7日
上午11点，林立衡、张清林和张宁，一起乘飞机到了北戴河，住在56号楼。
下午，周宇驰飞返北京找原空四军政委、南空政委江腾蛟布置行动。周把毛的讲话给江看，要江到上海主持干掉毛。两人认为，按惯例毛在9月25日前不会返京。（毛已经敲山震虎，早就张好网了，这种时候还能按惯例分析毛的行动？如果林彪直接参与，断不会如此幼稚）。
9月8日
上午，于新野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空四军军务处长蒋国璋接机，共同找王维国，看了毛的讲话。下午6时，于坐车去杭州，9时见陈励耘，谈了通宵。
傍晚，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打算，林立果以治牙为由，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一起返京。21时48分到京西郊机场，胡萍周宇驰在机场迎接。在西郊机场，林立果要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 —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胡萍同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从各个机组中挠选技术最高、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组成了256号机组．
与此同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要回北京过国庆，为林彪准备五架飞机。并说：今后，请你把为我们安排飞机的任务交给胡萍。吴法宪要叶群直接找时念堂(专机师空34师长)。叶群坚持要找胡萍。（由此可见吴法宪并不知道兵变安排，叶群也没对吴法宪说实话）
9月9日
凌晨1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见江腾蛟，要江去上海设法干掉毛。要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设法拿下钓鱼台文革小组成员。凌晨3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空军学院小楼，召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刘沛丰、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传达林彪手令。决定由王飞、刘世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负责空军，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纵观林立果的部署，如此大的行动，资历最高的是红军出身的前南空政委江腾蛟，手中还无实权。剩下的全是一帮根本就没作战指挥经验的小喽啰。缺乏全局性有战略部署能力的领军人物，要干成如此惊天的大事，岂非在开玩笑？）
上午于新野再飞上海，要王维国准备动手，王推托，于新野讲，等江江腾蛟来统一指挥。16时30分，于乘机返京。
林立果深感没有陆军，很难成事，思来想去，无兵可用，就让周字驰给林彪的老秘书、驻河南０１９０部队政委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休．请你立即来一趟北京。”关光烈当天上了火车。（如此仓促拉夫上阵，形同儿戏，可见此等大事，并未经长期谋划，纯是应急之举。）
9月10日
早7时58分，刘沛丰飞往北戴河，向叶群汇报，叶群与刘沛丰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王飞是林立果的手下，此时才由林彪介绍给黄永胜，可见以前黄永胜也不知道林立果的活动。而林彪介绍王飞给黄，是否意味着林彪知道林立果的打算呢？这还缺乏证据。）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了一系列困难。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 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无奈地说：“那就先不搞吧，不过得绝对保密。”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晚上，关光烈从部队驻守的中原地区赶到北京。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赶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给他谈了当前的“形势”，为了制止“文革”派全面掌权，整垮“军派”，必须先下手为强。要关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见了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
毛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再次在地方军队干部面前未经中央讨论同意，点名指责他们的上级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
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9月11日
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电话，决定继续行动。将众人包括关光烈召集到西郊机场工字楼。林立果要求关：第一件，把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
关光烈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请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更加无奈了。（林立果连中国部队调动的常识都没有，当时就算是支援麦收的活动，如果要带武器出去，也要报军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林彪直到此时还没有参与兵变，不然不会闹出这种笑话。）
但林立果不死心，中午与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于新野开的汽车，到钓鱼台旁边的玉渊潭公园查看了地形。
上午10点，许世友乘空军飞机从南京赶到上海见毛。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走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绝尘而去。
被毛泽东玩弄与股掌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周宇驰。
得到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知道一切都完了。不得已，林立果宣布取消一切行动。但对南飞广州还抱有一丝希望。
二、林彪南下梦破
9月12日
8点左右，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某，离开北京飞返广州。他受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派遣，11日从长沙专程来到北京。11日见面时，刘沛丰、周宇驰交代陈某，林彪要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准备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告诉米加农准备房子”陈回到广州后，顾同舟即开始行动，作了接机准备。下午5点给广州空军作战处值班纪参谋打电话决定自己明天值班。
在北京刘沛丰来到王飞家里．拿走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再次告诫诚他：“叶主任说，一定要保密。大家都是生死与共；体戚相关，决不能有一点泄露。”
13点10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
毛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再次指出林彪是黑手）
毛做了军事部署，要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3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研究调动部队。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精密的时间计算，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内线。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为毛立下不世之功的“内线”还是神秘的隐身不现。至今让人摸不到头绪。）
16点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通知，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宇驰宣布：“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然后布置了为南下准备飞机的任务：“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伊尔一18，13日7时起飞，我和胡萍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的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伊尔一18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往广州。再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再用一架安一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一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17点，胡萍电话通知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256号，晚上7点送林立果去山海关，立即作好飞行准备。随后，打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三叉戟252号．今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18点多，他又通知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航空兵34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19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252号飞机，实际是256号，但要用252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潘景寅接到胡萍的通知后，立即带领机组人员作256号飞机起飞的准备。从北京到出海关机场，按正常情况(以飞一个来回汁算)加10吨至多12吨油就够了，而潘景寅叫加16吨。由于油车关系只加了15吨。（据256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潘景寅好似提前知道此次飞行并不是只飞北戴河和北京那么简单。）
17点，在北戴河，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准备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18点，北京，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小楼，林立果对他说：“现在情况紧张，要立即转移，具体情况由周宇驰给你们谈。”周字驰向江腾蛟、李伟信、于新野、王飞宣布南下的具体方案：“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这架飞机。另一部分人，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上午7点钟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提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召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还指派了专人，实行人盯人对付警卫员。（此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黄、吴、李、邱对林立果搞的这一切并不知情，不然也不必“强迫他们上飞机“了。）
北京“小楼”里的部署结束不久，“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接到了李伟信的电话。传达了南下广州的命令。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这个电话通知的简要提纲：
立即告W（王维国）
1、明日有一架伊尔一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一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一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
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19点30分林立果和两名女青年乘车来到西郊机场，登上256专机。飞机10分钟后起飞。
20点，北戴河，96号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叶群用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豆豆今天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贸。”她要秘书马上到机场去接。刘吉纯要了一辆吉姆，一辆北京吉普，直奔机场。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乘飞机快要回来，便去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林立衡听到的内容表明林彪开始是把许世友看作“自己人”的，叶群不知是根据什么消息又把许划到毛那边去了。）
20点15分，载着林立果和刘沛丰、程洪珍的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海军航空兵机场降落。林立果、刘沛丰乘北京吉普离开机场。刘吉纯过秦皇岛不远，迎面碰上了林立果驾驶的北京吉普。林立果、刘沛丰换乘了吉姆，掉头就走，把刘吉纯乘坐的吉普远远地甩在后面。
20点30分，山海关机场，潘景寅要机械师李平将256号三叉戟燃油加到17吨，然而等到油罐车准备给256加油时，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潘看到天色晚，就准备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
21点，林立果见了姐姐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进了林彪的客厅。不久，张恒昌来告诉林立衡：“主任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六七点去大连，可能还要提前。”对叶群的长期反感，使林立衡判断是叶群要“绑架”林彪。
21点20，北戴河，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姜作寿报告有关叶群要“绑架”林彪的外逃的“阴谋”。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说：“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
21点半，北京，胡萍把航空兵34师某团安政委和李副团长叫到候机室．布置以“训练”为名，调动这样几架飞机：伊尔一18—902号飞机，机长x x x．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254号飞机，机长x x x，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8点左右起飞。安一12—231号飞机，明天试飞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特地把可靠的专机服务员女副队长小孙安排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他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902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起南下广州。
2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报告了林立衡的揭发。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说：可靠。周说：打电话通知张宏，注意观察，如有新情况立即报告。
同时，北戴河，公务员张桓昌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又一个旁证，黄、吴、李、邱并未参加兵变阴谋，由一个20多岁的孩子全面策划如此大的阴谋，与盖世枭雄作对，焉有不败之理？）
林立衡由刘吉纯陪着，跑到58号楼8341部队二大队的大队部，把大队长姜作寿叫出来，报告了情况。姜大队长又打电话请来了张宏副团长。在林立衡向张副团长报告情况的同时，姜作寿向北京作了报告。接着．张宏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
22点20，北京，接到姜作寿和张宏的报告，汪东兴电话报告周恩来，并说林立衡讲，山海关有一架飞机。周立即打电话问吴法宪。吴法宪不知情，说绝对没有飞机。（这事连吴法宪都被蒙在鼓里，说林彪参与了兵变很难令人信服。）
周命吴法宪查实飞机情况。又打电话问李作鹏，要其查一下山海关海军机场是否有飞机。李查后报告有一架三叉戟。
吴法宪问过34师（专机师）调度后，得知有一架三叉戟飞往山海关，说是为改装后训练试飞去的。吴为没报告自己很恼火，紧接着就向胡萍查问此事。
22点30，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查问256三叉戟的电话：“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怎么调去的。”“那——那怎么办呢?”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周恩来。”
（注：256号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5架二手三叉戟中的一架。7月份刚改装完，准备为林彪专用机，此前林彪尚未用过此机）
22点33，吴法宪报告周恩来256飞机确实在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周要吴通知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乘客。
同时，胡萍给周宇驰打电话：“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22点36，吴法宪又给胡萍来了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胡萍满口答应；“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如有人问为什么飞山海关，就说是试飞训练；如果问谁安排的，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根本不知道；如果问训练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潘景寅回答说：“如果问我什么毛病，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然后胡萍给吴法宪回电话，“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障，不能立即回来。”周要吴法宪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此事。
23点10，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这时胡萍想到，周宇驰同他约好，要来机场同他一起南下，如果这个时候来了被吴法宪碰上事情就复杂了，便派人跑到工字房，找到周宇驰把情况告诉了他。（此时周宇驰应该给林立果打过电话，由于机场被控，吴法宪又没参与南飞的计划，林立果和周宇驰知道南飞广州已经是不可能了，出逃苏联的决定也应该是在此时作出的。这些都是推理，林立果、周宇驰都在913中死去，他们究竟是怎么讨论决定的，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
胡萍从吴法宪的态度看出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他要小孙再去找周宇驰，要周宇驰书面确定下一步的的行动安排。小孙又跑到工字房，但没找到周宇驰。胡萍也知道南飞广州的事肯定是流产了，就对小孙说：“你去把准备的东西都撤掉吧!撤得干净一点，明天飞机不走了。”
此时在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正在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
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只有鲁珉还没来。
王飞把周字驰在小楼里说的话重复了—遍，然后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
鲁珉接到通知后，把情况给妻子讲了一下，带了手枪，和妻子一起上了车。大约9时30分，才来到办公楼。他把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鲁珉也认为吴法宪和王飞不是一伙的。）
会上进行了分工，分四个小组，分别负责黄、吴、李、邱，并具体研究了通知这四员大将来机场的方法。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汽车驾驶员、秘书和警卫员的问题。早晨5点在2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出五九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百发。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打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王飞立即宣布一切布置作废，消除痕迹。（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周恩来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开始全面追查飞机的调动，空军的一切动作已经受到严密监控，南飞广州无法实现了。林立衡和周恩来是913事件的两大关键人物。）
这时，在空军学院小楼，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正在把各种器材往卡车上装，准备在13日凌晨5点以前，把这些东西送到西郊机场，装上飞机，以便在13日早晨运住广州。晚11点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得到撤销行动的消息，他立刻宣布：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还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林立果小集团的阵脚已经彻底大乱，暴露出没有见过大场面的致命弱点。）
23点20，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林副主席很好。”周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周恩来怎么知道林彪要晚上飞行呢？林立衡也没有报告这一点。）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使叶群十分紧张，她对周恩来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是不是更重的“敲山震虎”呢？林彪的选择更少了。）
23点35，北戴河，叶群叫李文普一起到林彪那里去。叶群让李在门口等着。她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说了几句话，（很可能是把周要来北戴河的事讲了，因此林彪非走不可了，至于去哪里，估计林彪还是飞广州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叫李进去。林彪说：“今晚反正也唾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李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了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到哪里去了吗?。”胡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
林立果到值班室，给周宇驰打电话：“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北京，周恩来派杨德中立即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以防万一。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控制空军的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对北京部队进行指挥。接着给李作鹏打了电话，要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23点35分，山海关机场，潘景寅接到电话，叫起三位机械师准备飞机起飞，并叫李海彬要加油车给飞机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到17吨。”李海彬说：“那要一个加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李海彬向机场值班李万香要了油车和化验员。
23点40分，山海关机场调废室值班员李万香(航行调度室主任)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李作鹏首先问了值斑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时候抓住李作鹏这点，说他改四人连署为一人命令就可放飞，是有意放跑林彪，李作鹏说，这是诬蔑，当时他是按周恩来的原话传达的。）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北戴河，姜作寿大队长、刘吉纯副科长、肖起明中队长正在商议，准备叫肖起明带几个人到机场，告诉飞机不要起飞，正好834l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来到楼前，刘吉纯建议让于去机场，姜作寿表示同意。于叫了一辆吉普车就出发。过海边大桥时，后面的林彪乘车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了。过了大桥以后，林彪车加速超过了吉普，一会就看不到了。
23点50，北戴河，林彪司机杨振刚开车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先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没开多远，车突然停下，李文普下了车，接着响起了枪声。8341部队警卫科刘吉纯副科长、林办李春生秘书、宋德金秘书和林彪内勤张恒昌一起，坐上一辆伏尔加，去追林彪的车。
林立衡，张清霖第三次电告北京。林立衡：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大哭)，还说他们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24点，北京，周恩来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的报告，林彪乘车出走了，还打伤了秘书。周向秘书打招呼：“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
三、大漠月夜折戟
9月13日
零点零3分，山海关，加油车来到256飞机旁准备加油，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
零点15分，山海关机场佟站长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要及时向上报告。放下电话，已经是零点20分。他和场站史政委一起去找潘景寅。这时林彪坐车已到机场。
零点18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地面有几个人。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正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时年33岁；机械师张延奎，时年26岁；机务中队副队长邰起良，时年36岁；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
零点25分，于仁堂赶到机场，看到飞机在滑行，快进跑道，就向调度室跑，快到调度空后门时，碰到机场的佟玉春参谋长，同佟一起问飞机方向跑。佟边跑边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三枪。机场赵雅辉副站长在电话里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己强行滑出。”
零点32分山海关，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被李海彬喊起来时，尚在赶往飞机的路上飞机就已经起飞了。（康庭梓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据康分析，潘景寅是在林立果授意下有意扔下他们的。）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专机师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飞机没有应答。时念堂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飞机起飞后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外蒙方向飞去。（根据康庭梓分析，256飞机这种飞行姿态很不正常。从起飞的240度调整到340度整整用了14分钟时间。如果是起初就决定是飞往苏联的话，这个方向的调整也就需要1分钟左右。显然飞机起飞时，目的地不是苏联，最大的可能是原定的广州。合理的推断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林立果、叶群才向林彪摊牌，南飞广州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北上苏联，但事后所说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却不太合理。伊尔库茨克离山海关大约1900公里，机上只有12吨油料，用到头也就能飞1500公里，根本不够飞伊尔库茨克。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或乌兰巴托都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林彪在作一个胆怯的逃难者，还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的殉难者之间犹豫了很久，也就使256飞机用14分钟飞出了那个拐拐停停的奇怪的大弧线。也许是无法忍受彭、刘那悲惨的下场，飞机最终向北飞去。）
1点05分北京，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毛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汪跑过去报告毛和周。毛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同意毛的意见，汪又跑回值班室，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1点55分，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在军委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传达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璞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至２时２０分左右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空令”传达完毕。吴法宪传达此命令时省略了“林副主席”的名字。
2点25，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坠毁地点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9人无一生还。从飞机13日0点32分起飞到2点25分坠毁，共飞行113分钟，飞行高度在2500-6500米，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从入境到坠毁共30分钟。平均每小时耗油4吨半到5吨，飞机飞行近两小时，飞机迫降时机上最少还有2吨半油。（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数十年来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由于飞机上机组人员不全，通信员、领航员、副驾驶均不在机上，飞机又没有按正规航线飞行，因此迷航的可能性很大。当按照飞行时间测算应该到达温都尔汗时，偏偏那天温都尔汗停电，而温都尔汗西北的贝尔赫矿区却是灯火通明，潘景寅极有可能把贝尔赫当成了温都尔汗。当无法在贝尔赫找到机场而且自己位置又不清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最佳的地点迫降了。而三叉戟的燃油箱又偏偏就在机腹位置，对不放起落架的迫降是最易起火爆炸的位置。潘景寅的技术再好，也难免产生机毁人亡的悲剧了。）
2点半，周恩来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中央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
此时，在沙河机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及临时叫来的陈士印来到沙河机场。陈士印摸黑把陈修文叫醒执行紧急任务，一起赶往直升机库，准备启动3685号直－5飞机。203团部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有关周宇驰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时是3点零2分，他向团长刘景样作了报告。警卫连王连长接到团长有关制止起飞的电话，骑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5飞机，还没赶到，飞机已起飞。
3点20，空军司令部报告周恩来，据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和周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3点25，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政委王辉球全部在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李德生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3点40分，203团团长刘景祥才接到杨庆升政委通知，说他在2点30分接到禁空命令。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人，就同意放行了。后来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由于查无实证，最后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
4点16分，陈修文和陈士印驾驶飞机瞒过周宇驰，掉头飞返北京，4点30分左右飞过宣化市，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向西郊机场飞去。机场上，时念堂命令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打开跑道灯。飞机降落不成功，又向怀柔飞去。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几圈后油尽。周宇驰打死陈修文，陈士印驾驶3685号直升机，落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于新野开枪打陈士印，误伤周宇驰。下机后，见无法脱逃，周宇驰建议集体自杀，喊“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伪死，自首。
9月14日
8时30分，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大使：通知中国，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于13日凌晨两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乘员9人全部遇难。
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马上报告了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
9月24日
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从机场送李先念出访后，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吴法宪迟到10分钟，9点10分进入福建厅。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913事件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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