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东欧剧变

1.

    过去20年，最有趣的新发现来自苏联、美国和德国的档案馆，来自东欧、英国和法国档案馆的发现稍少些。这些发现为研究1989-1991年的政治史带来了亮光。因此，我们发现比如苏联政治局在柏林墙倒塌那天，即1989年11月9日根本就没有讨论德国问题，相反聆听了一场令人惊慌的报告。尼古拉·雷日科夫总理（Nikolai Ryzhkov）谈了让波罗的海国家脱离苏联的准备工作和它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可能影响。雷日科夫说“我已经闻到了整体崩溃的气息”。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读到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对柏林墙倒塌表现出的溢美之词：“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杰作。他已经意识到历史的脚步，帮助历史找到了自然的通道。”让英国人感到羞愧的是得知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多么无耻，背叛了她对德国的公开承诺。按照切尔亚耶夫的谈话记录，撒切尔夫人在1989年9月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北约联合公报中写的文字可能不同，不过别在意，我们并不希望德国统一”。（萨罗特依据英国的信息自由法也得到了英国对这次谈话的记录。她记下的内容是“上面没有包含这些评论，但它是被重新编辑过的。” )

    所以，在历史研究的经典的兰克派史学进展中，我们了解到比当时高层政治的这些传统的秘密领域更多的东西。但是，关于群众的社会动荡及其起因、使得1989年被称为革命或者一系列革命的年代的公众行动等，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新东西。

    我曾长时间站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布拉格的这些人群中。他们的行为既鼓舞人心又让人困惑。什么因素促使这些个人来到街上，尤其是在早期，这样做显然是非常危险的。是什么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体行动的？在布拉格，是谁第一个从口袋里拿出钥匙串，举过头顶摇晃，这个举动被30万人模仿，就像中国大钟一样产生出令人震惊的声响？

    像乔治·吕德（George Rudé）曾开创性地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群体的历史学家, 汤普森（E.P. Thompso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试图弄明白早期阶段群众抗议背后的动力学。当代历史学家在掌握更好资源的情况下（比如电视、影碟、电台脚本等）迎接这个挑战，他们不仅从上面而且从民众着手试图分析1989年的事件。

    撰写1989年动荡的每个作家都需要和几乎难以避免的人类癖性做斗争，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事后聪明的偏见”，也就是认为实际出现的历史后果比当时真实的其他选择可能性更大的倾向。^[1] 实际发生的事似乎一定要发生。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谈到“追溯性决定论的幻觉”，于是对已经发生的事进行解释。正如一个学者在1989年事件几年后评论说：谁也没有预见到它的出现，但人人都可以在事后进行解释。阅读这些书，我再次想起波兰哲学家莱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的“无穷丰盛法则”，即对任何一个既定事件都可以找到无穷尽的解释。

    玛丽·艾利斯·萨罗特的《1989》的一大优点是她使得事后聪明偏见变得清晰起来，系统性地探索了没有采取的其他道路。比如她提醒我们，东德在1989年10月9日的莱比锡是多么接近流血行动：当局调集了包括警察、士兵和秘密警察（Stasi）在内的八万人的部队，医院已经接到通知要做好收治受害者的准备。她查看了辩论过但没有实施的构成1990年新欧洲秩序的外交模式，包括依据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持续存在而建立的泛欧洲安全机制的模式。

    每个作家都有专业的、地理的和学科的偏见。记者、政客、外交官、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转型论者、社会运动学者、经济学家、研究国际安全、非暴力抗议和国际关系的专家都带着自己独特的经验、方法、比较框架和专业术语来研究1989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最后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同样的事。

    成功有很多父亲，人人都有一个最喜欢的人。波兰人和天主教徒强调波兰人教皇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他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对波兰的激动人心的访问。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则挑出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在打开铁幕让东德人逃亡西方的贡献。(《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梅耶在根据他采访的当事人的丰富多彩的个人回忆而写成的书被称为1989年的“幕后故事”。在英国或许如此，但在德国，这故事已经讲述过多遍了。)俄国人则总是把最大功绩归于戈尔巴乔夫。左派德国人为他们的缓和政策（détente）所谓的“东进政策”（Ostpolitik ）说好话，美国右派则把功劳归于罗纳德·里根。(罗梅什·拉纳沙尔给他关于里根1987年在柏林的演讲“推到这堵墙”的书拟的副标题就是“终结冷战的城市、总统和演讲”。)

    视角的多样性没有任何错误。每个人都可以揭示大象的不同部位，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头庞然大物。但是每当一个作者抓住单一因素，然后说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解释，是唯一的答案时，你就知道他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前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史蒂芬·科特金在把注意力转向不是十分熟悉的国家的时候就落入这个陷阱。^[2] 《非公民社会》中包含了对共产主义失败的很多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历史解释，但它被刺耳的修正主义者论点破坏了。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显示的，1989年不过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内爆”。这个党国体制或者“非公民社会”（对应他认为的当时异议者和西方知识分子称赞的想象的或实现了的“公民社会”）除了波兰外，“摧毁了自己的体制”，“对反对派的关注陷入了虚幻的领域。”

    他辩论的顶峰在这句话“GDR [东德]是在银行倒闭后暴露出来的庞氏骗局。” 现在，这个说法在教室里作为挑衅性言论或许可以，但在书中作为严肃的命题就有点荒唐可笑。不错，多亏了历史学家安德烈·斯坦纳 （Andre Steiner）和杰弗里·克普斯坦因（Jeffrey Kopstein）等的详尽研究，我们现在更清楚地明白了东德硬通货欠债的规模以及它对1989年秋季共产党领袖的影响。在接替曾经向多数同事掩盖问题严重性的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自欺）成为党的领袖后, 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要求得到一份关于国家经济情况的真实报告。在10月底，有人告诉他东德“依赖资产阶级最大可能的贷款。”但国家不是银行，更不可能是庞氏骗局。国家可以在沉重债务负担的情况下存在很长时间。国家不可能简单地“倒闭。”

    东德是一个特殊国家，是苏联占领区演变为苏联的卫星国。只要核武装起来的超级大国愿意承担保护卫星国的责任，这个国家就可以继续存在。^[3]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认为让苏联现代化的最好机会在于和另一个德国（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合作。戈尔巴乔夫觉得不值得为支持东德镇压而冒险失去这个机会。如果他或者其他苏联领袖打另一个不同的电话，东德可能还要存在很多年，虽然可能是悲惨的危机四伏的帝国的很悲惨、欠债、危机重重前沿地区，但决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事件。

    科特金经常提到的银行倒闭的比喻表明他的主题中还有其他缺陷。银行倒闭，大量惊慌失措的储户就会一窝蜂地冲进银行提取个人存款。他们没有其他目的，他们没有组织，他们也不期待更好的银行，更不要提在不同政权下的不同银行体制。这显然是科特金想要论证的观点。^[4] 总是把波兰情况看作例外，他认为1989年上街的人群不过是“缺乏相应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

    所以，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从群众抗议到全国范围的大罢工的“天鹅绒革命”的迅速发展，他写道“没有一个活动是受到异议者或者公民论坛的鼓动。1989年后不久这个论坛被废除。”所以大罢工是自发的。当30万人在温塞斯拉斯广场高呼“哈维尔上台”（Havel na hrad! ）时，并不意味着哈维尔的传记、个性、或者高度闻名的领导能力与它有任何关系，这不过是共产党体制的另一个“内爆”。对于任何亲临现场的人，或者简单地阅读过详细研究过天鹅绒革命的捷克或者西方历史学家的仔细描述的人来说，这个说法就像庞氏骗局的说法一样站不住脚。这是踩高跷的修正主义。

    群众动员和非暴力抗议时刻的意义在于考虑到从前存在的某些条件（包括小型反对派群体和孤立的政治犯如哈维尔和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像公民论坛这样临时性的常常混乱不堪但肯定是组织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够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出现。这是研究1989年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现象而不是否认它。声称东欧中欧的群众运动或者反对派与这个结果无关是非常荒谬的，简直就像宣称只要“人民”就可以颠覆共产主义和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帝国。随着历史不断推进，我们必须理解机构和结构的复杂互动关系。

2.

    实际上，1989年的本质在于多个因素的互动，不仅是一个社会或者党国而是许多社会和国家在进行一系列相互交织起来的三维象棋比赛。虽然1789年的法国革命总是有外国维度和反响，成为伴随革命战争的国际事件，它最初来源于一个大国的内部矛盾发展。1989年欧洲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事件，我说国际事件不仅仅是因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是边界两边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所以因果关系链条要包括个别国家对起自己社会的影响、社会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国家对其他社会的影响（比如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人的直接影响）、社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如东欧群众抗议活动对苏联的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这种混合关系已经被分解成群体、派别、个人、包括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样的独特人物。

    矛盾的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实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梦想。1980-1981年波兰看到了工人革命，它反对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共产主义者梦想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传播革命，在1989-1991年，革命确实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最后彻底瓦解了共产主义。但是这个故事更多是非预期后果，而不是有意识的行动，更不是历史必然性。

    所以1989年发生的事只能在一丝不苟的、详细地按先后顺序重构预期事件和非预期影响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多个方向，多个阶段，一天一天的，有时候甚至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情况下来理解，如11月9日柏林夜晚的情景。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尤其是错误报道，电视的报道本身就是因果关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当一个值得信赖的、慈祥的播音员晚上10：30在西德电视台新闻中宣布“柏林墙大门已经大开”（虽然当时还没有大开）后，报道帮助它变得大开了。因为它增加了东柏林人涌向西德的洪流（他们也看这个电视，更倾向于相信西德电视台），希望越过边界来到西方，西柏林人则在另一边迎接他们的到来。^[5] 自由欧洲电台的错误报道说1989年11月17日镇压夜晚，一个名叫马丁·斯米德（Martin Šmid）的学生被杀，布拉格的学生游行帮助壮大了捷克天鹅绒革命初期抗议的人群。（在我看来最好的，当然也是最可笑的回忆录是格尔基·达罗斯讲的这个学生在第二天回家时，焦躁不安的父亲告诉他，有人报道他死了。)

    我们需要的详细的、国际性分析的模型是哈佛学者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关于苏联和东欧关系的著作，到现在为止是以系列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著作中的章节的形式发表出来的。^[6] 他的研究建立在广泛挖掘苏联和东欧档案，加上众多已公开发表的材料，克莱默揭示了帝国中心和边缘的互动关系的错综复杂。他的结论是他所说的“流动”主要是在1986年和1988年从苏联到东欧，在1989年时是朝两个方向相互流动，在1990-1991年则是从东欧反向苏联流动，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最后是俄罗斯被鼓励模仿东欧的榜样自我解放。如果大型学术出版社还没有打算将克莱默的研究集结成书出版，那他们现在应该这么做了。

    苏联和东欧的互动虽然重要，但只是更广泛的国际背景的一部分。在1989年上半年，美国新政府在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和异议者联合推动的变化做出反应时，非常克制。我们从苏联和东欧档案中获得的信息证实了华盛顿的评价实际上过于怀疑了。(在杰弗里·恩格斯编辑的一本精彩的学术著作文集中，梅尔温·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注意到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Dick Cheney）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或许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的行为暂时性异常。”布什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那些长着胡须的异议者看起来更像1960年代从伯克利出来的愤怒青年。维克多·塞贝斯坚在一本包含众多清晰照片和清脆叙述的书里，详细描述了总统在1989年7月在布达佩斯会见匈牙利著名异议者基斯（János Kis）的情景，总统后来告诉手下说“这些人真不是领导这里的适当人士”，做预备学校改革的专栏作家可能好得多。

    不过，即使华盛顿的谨慎态度部分来源于错误的评价，这实际上也是它能够采取的最好立场。这个时候和1956年的情况不同，莫斯科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在挑动东欧的大锅。相反，布什个人亲自敦促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作为政局的稳定者竞选波兰总统，他满足于不做任何能够颠覆戈尔巴乔夫的事。萨罗特暗示美国人的谨慎克制让苏联也更容易后退，让事件在东中欧的场地上展开。或许有点夸张，有人可能说华盛顿正是因为判断失误才做了正确的事。

    荣誉应当属于有功之人。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一直到1990年，这种最初的超级谨慎态度变成了完全有意识的克制（“不要在墙上跳舞”是白宫和国务院走廊上经常听到的感叹语）和一些非常印象深刻的治国才能的结合，支持科尔（Helmut Kohl）按西方条件统一德国的渴望。但是在从波兰2月份圆桌会谈到11月份柏林墙倒塌的那具有决定性的9个月时间里，美国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没有做的事。

    这对于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更是如此。克莱默认为，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好几个场合悄悄地敦促东欧共产党领袖朝更大胆变化的方向努力。但是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贡献是接受在苏联帝国外围边缘发生的变化，而不是试图放缓或者扭转这些变化。

    当科尔问他对于匈牙利决定打开通向奥地利的铁幕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匈牙利人很好”。 ^[7] 另外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89年8月的波兰，在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试图组建非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政府的时候。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位领袖拉科夫斯基（Mieczys?aw Rakowski）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交谈。“当我[拉科夫斯基]说一个人不能依靠紧急状态的帮助改变局势时，戈尔巴乔夫说新形式的戒严法[ stan wojenny ,波兰语的戒严法术语，该法是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制订]是不可能的，不管多么困难，我们决不能再用这样的办法摆脱困境了”。^[8] 在非计划的、临时性的群众推倒柏林墙后，东德共产党最后一位领导人埃贡·克伦茨收到通过苏联驻东柏林大使转交的戈尔巴乔夫的口信。克伦茨回忆说，苏联领袖祝贺他采取了“果断的步骤”。正如德国作家汉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注意到的，他是新型英雄的典范：退却的英雄。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后撤态度是建立在比布什更深刻的误解基础上的。他错误地相信这种变化将会在苏联的边疆停下来，他认为苏联是个国家而不是不同国家组成的帝国。相反，正如克莱默显示的，东欧中欧的革命性变化直接促成了苏联本身的解体。研究苏联大清洗和乌克兰饥荒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多年后询问戈尔巴乔夫如果他知道这会导致后来出现的这些变化的话，他是否要做同样的事。他回答说“可能不会。”^[9]

    认为自己有能力创造历史或许是超级大国的特征。重大历史事件肯定是由大国创造的。但在从1989年2月到11月的创造新世界的9个月中，美国和苏联基本上都是消极的助产士。他们通过没有做的事创造了历史。两巨头都站在后面部分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小国的小民众所做的事的意义。

    1989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年份之一。实际上，我很难再想出比它更好的年份。它也是全世界关注欧洲的一年，尤其是中欧，在关键时刻关注柏林。如果用准黑格尔意义上的术语，世界历史是在旧大陆的心脏创造出来的，越过马路就是黑格尔的大学，现在被称为洪堡大学。20年后，我试图预测(尽管继续和其他欧洲人工作以证明这是错误的)这或许是最后一个场合，至少在相当长时间里，创造历史的地点在欧洲。今天，世界历史已经在别处创造了。如今在洪堡大学有了世界精神咖啡馆（Café Weltgeist），但世界精神本身在移动。关于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长期和辉煌的角色，未来几代人或许要说：没有什么比失掉它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不管怎样，1989年的长期影响才刚刚开始出现。它们也属于1989年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撰写这个历史。20年过去了，更聪明的年轻历史学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应该精通多国语言，同情当权者和普通民众，文笔良好，拥有终身教授岗位，课时任务不重，拥有雄厚的资金可以到各大洲进行广泛的研究，工作习惯上是斯达汉诺夫式的（Stakhanovite）（前苏联的一个矿工，由于在增产运动中出众的勤劳而受到表彰和奖赏）的，私人生活上是隐居的。他要开始写这本必要的、几乎不可能的代表作：一种瓦格纳式的现代史“总体艺术品”（Gesamtkunstwerk）。如果幸运的话，他或她应该在2019年之前，即在庆祝30周年的时候完成这部杰作。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下一篇将探讨1989年后的历史以及“天鹅绒革命”的前景。

^[1]请参阅Baruch Fischhoff的独创性论文, "Hindsight≠ Foresight: The Effect of Outcome Knowledge on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i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Vol. 1, No. 3 (1975).

^[2]封面上说“史蒂芬·科特金著，格罗斯也有贡献”序言说该书起源于作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进行的研讨班课程，但没有具体说明格罗斯的贡献的确切性质。因为格罗斯是现代波兰杰出的历史学家，我猜想这个贡献很可能是关于波兰的章节，它受到我下文指出的缺陷的危害最小。

^[3]当然，困难，如果东德大部分人通过匈牙利逃亡西德的话，但是这个违反事实的假设显然涉及莫斯科指导其他卫星国，包括匈牙利要关闭铁幕防止东德人向几十年前一直做的那样出入。

^[4]在另一个尾注里, 科特金说“无价的银行倒闭”的比喻被 Steven L. Solnick用来指苏联。《盗窃国家：共产主义机构的控制和破产》(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但是索尼克用它描述官员盗窃国家的行为。索尼克写到“和银行倒闭不同，这些腐败的官员不是要求合法财产的储户，而是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的雇员。”虽然在东欧中欧转型期存在的这种“统治集团的私有化”因素，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开始解释1989年秋天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在索尼克的关于苏联的分析中说明问题的，这个比喻简单地被错误地用在了东中欧问题上。

^[5]更详细的描述可参阅Hans-Hermann Hertle, Der Fall der Mauer: die unbeabsichtigte Selbtsauflösung des SED-Staates (Second editio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9). 同一作者的纪录片电视节目《柏林墙倒塌：改变世界的50个小时》(English edition: Icestorm International, 1999)值得一看。

^[6]最重要的一组文章是“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在苏联内部引起的反响”，分三部分在《冷战史杂志》发表 Vol. 5, No. 4 (Fall 2003); Vol. 6, No. 4 (Fall 2004); Vol. 7, No. 1 (Winter 2007).也可以参阅冷战国际史项目发表的研究报告，他写的一章是《公民抗争和权力政治：从甘地到现在的非暴力行动的经验》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收藏, Adamishin, Box 1, p. 26. 我得到这个资料是得益于斯坦福大学的同事（Norman Naimark）还未发表的论文“超级大国和1989年的东欧”，我对超级大国作用的分析得益于与他的交谈。

^[8]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Rakowski 1989年8月22日的日记，多亏了东欧部负责人Maciej Siekierski的帮助而查阅。本人的翻译。(请注意：Rakowski文献还没有编目，还不对公众开放)

^[9]来自Robert Conquest的个人信息。

^[11]See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译自：1989! By Timothy Garton Ash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