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反思苏联解体悲剧

日期：2008-03-18 作者：尼·伊·雷日科夫 来源：新闻午报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反思苏联解体悲剧——总书记“梦想把共产主义埋葬”
自从统一国家苏联毁灭以来，出现了无数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对于种种事件带来的后果、实现的手段、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生活的前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解释。本书作者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他全面叙述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的全过程，以独特的视角深刻分析了事件的整体内在逻辑。
国家领导层赞成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我，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良心变得有多快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意见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大杂志”的印数直线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时代，该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过8000份。
我还记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发了疯似的想方设法为报纸杂志扩大纸张供应。不得不大量提高从芬兰等国进口纸张的数量。既然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意见的路线对头，那就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出版部门有纸张来印刷自己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评过去以及批评当时的“停滞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莫斯科新闻报》和以柯罗季奇为首的《星火杂志》表现尤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罗季奇任命为《星火杂志》主编的那段往事。在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乌克兰。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柯罗季奇很了解，反对把他调到莫斯科来。但利加乔夫作了最后的决定。他以特有的固执一心一意要提拔这个人，认为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改革者。我的家庭藏书中有一本未来《星火杂志》主编的书——《仇恨的面孔》，是讲他的美国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后来，等到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又跑到美国去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其实是躲到那边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学校，学生和老师又知不知道，这位教授过去是怎样写他们国家的呢？喏，利加乔夫和他的战友们却读过这么一部作品，而它无疑对总编的任命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和良心变得有多快。
利用言论自由毁灭而非医治社会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开性大行其道的时候吧。出现了好多“大胆”的电影、戏剧、书籍之类的东西。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范围放得越来越开了。再有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当时有个说法叫“格拉斯诺斯奇”（公开性，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字典对这个词都采取了音译的办法）。这些很快就变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纯粹是吮吸着手指头生造出来的信息。它们都越来越公开地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为了这一点，首先当然要利用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遗憾的是阴暗面在斯大林时期还真不少。当然，从那时起，几十年都过去了，国内好多东西都变了，国家也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但过去的那些东西还是成了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而且正如后来所见，很快又成了破坏它未来的武器。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可是支持公开性以及其他民主过程的政策却一直没有变。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6月，简化我国公民出国手续的决定开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对他们再狠点！”“扭断他们的脖子！”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他们果然这样做了！
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戈尔巴乔夫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摘自《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
延伸阅读
苏联解体是个“大国悲剧”
苏联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影响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如今，苏联的兴亡史、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及其后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对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我们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赴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来华访问，我也曾当过翻译。我结交了很多苏联朋友，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苏共和苏联的逝去，这些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对苏联解体之谜格外关注，对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苏联解体前的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对彼时的真实景况和内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意义。雷日科夫这些年写过不少书，但他对此书特别重视。他说：“这本书我写了十多年。”书的主题是苏联解体——这是对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叙述苏联发生在1989至1991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备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可是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他和整个俄罗斯思想界一样，开始了对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此书。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回答我心灵和理智的呼唤。”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清明和超脱。痛定思痛之余，15年来，雷日科夫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他曾同数以千计的本国和国外思想精英交换看法，促膝长谈；也曾无数次深入底层，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还曾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著作。此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全面回顾了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说法很多，以致许多资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扑朔迷离，迷雾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当时身处最高决策层，因此对于历史关节点的把握就非常准确，对于此起彼伏的各种事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就叙述得更合乎逻辑，也更为清楚。这种系统、明晰、中肯、准确、全面并具有独特视角的叙述，对所有想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人，都将是莫大的帮助。
雷日科夫在叙述这些事件时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当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党内反对派和以所谓“民主派”为代表的社会上的反对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另一条则是苏共领导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是如何一步步丧失领导权，而苏联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体垮台的。其间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各种社会力量的起伏动荡，各种国际力量的相互作用阐述十分深刻细致，值得深思，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这本书虽属宏观叙事，但却始终保持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叙事风格，结合了大量历史细节，以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言和关于某些问题的悬案，可谓做到了有根有据，深入浅出。而且事事讲来心平气和，有睿智的长者之风，读起来引人入胜，发人警醒。
无论如何，苏联解体都是一个“大国悲剧”。前苏联70年的历史已经成为蕴藏丰厚的研究资源。在当前我国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轮“大国研究热”的当口，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样一部解剖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崩溃的著作，无疑很有意义。我相信，此书的翻译出版，定能引起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定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苏联研究以及其他内容广泛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是为序。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