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剧（6）——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大 国 悲 剧（6）——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译　

    

第6章  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上）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
    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
    我要阐述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凭着道听途说得知的。
    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

                               民族主义运动坐大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国内积累的问题已经相当不少。因此苏共中央总书记倡导改革，实行对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开展革新的方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赞同。于是，涌现出不少支持这一方针的社会运动。显然，运动的参加者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各有各的看法，而且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各州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得出结论，认为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为这种结论的产生提供了口实。我想，许多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他去视察西伯利亚时发出的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自下而上”的压力当然就要触及到苏共。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到在萨哈林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的第二天我对他说：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有问题，包括党内问题，应当用别的办法解决。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激发了不说上百，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对于“左派”和“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来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对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确具体行动纲领的人，总书记总是愤怒地进行驳斥。他没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这样的纲领。他是一个即兴做事的人，可以说这种即兴的办事作风过于经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
    以我看，改革年代（1985—1991）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着手进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对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放松硬性控制，实行公开化等等的阶段。
    第二阶段我认为应该从1989年年中算起。它的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夺权斗争的展开。这一阶段的“开篇”之作，是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指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民族主义”的癫狂相对于全苏整体来，开始得更早，即从1988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在开始实施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正为头顶上的荣誉光环而得意洋洋。1986年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说：“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了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陶醉了，他忘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的特点。请注意，苏联有近三亿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构成都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之所以不简单，还在于它虽强大而富饶，但相当一部分人民对此却毫无知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者必须得一步一个脚窝，无论是方向、规模、速度还是时机，都要找得特别准。也就是说，行动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纲领。但总书记却没有纲领。
    戈尔巴乔夫着急了。现在很难判断，当时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不知是出于性格，还是受到谁不断催促：时间不等人哪！我看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划者们利用总书记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推行他们自己的路线，以更快地动摇国本，消灭他们所仇恨的社会制度。当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牵着总书记的鼻子走到对国家已构成危机的第二阶段时，总书记束手无策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想，他掉进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开始乱套了，权力也丢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丧失了。这恰好应验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阶段，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进反对派转入进攻，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支持蜕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性例证，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立陶宛的“萨尤基斯”，以及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正是它们引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的“进军”：最初是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独立经济核算，而后就是退出苏联。
    最具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是“萨尤基斯”。它在夺取政权和争取立陶宛退出苏联的斗争中，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其实，“萨尤基斯”通过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在该共和国攀上政治巅峰之后，却并不善于解决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灭的下场。甚至连立陶宛取得独立也难以挽救它的危亡。类似情况实际上发生在所有民族主义社会运动身上。特别明显的是到了90年代，他们的领头人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彼得罗相等人纷纷淡出政治舞台。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他们的活动都留下了否定的评价。
    当然，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
    “萨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开始举行一次次群众大会，其决议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对上级党任命的干部说不，要断了他们捞油水的路子！”）、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不过后来才明白，像“萨尤基斯”这样的运动，虽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国开展改革的口号，但要达到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们想要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并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当时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参与，“萨尤基斯”才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实体。该组织近95％的成员是立陶宛人，其行动特点是效率高，组织性强，战术步骤周密。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财政问题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错。
    运动迅速积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还是一个刚组建的只有36名成员的自发组织，仅过了10天，就掀起了一项政治行动：对1941年驱逐200人出境的决定提出抗议。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前夕，它在格底米纳斯广场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集会，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送行，并以新运动拥护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交委托书。7月9日，又有好几万人前来迎接这些代表归来。“萨尤基斯”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这样的姿态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维尔纽斯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组织上开始成形，这一天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条约的纪念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首次宣布了“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使得“萨尤基斯”不仅与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渐行渐远，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远。但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人民大众对于改革的结果很失望，为“萨尤基斯”在相对短暂时间内掌握群众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端摇摆不定的行动，也助长了“萨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义性质的增强。实际上，党中央已经不再参与群众的事，开始退避，结果它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具有两重性。例如，中央委员会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和舍佩季斯开始公开参与“萨尤基斯”的事务，并声称支持它的活动。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萨尤基斯”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来到立陶宛，会见了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领导。当他了解到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脱离苏联时，便耍了一个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发表演说，高谈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又向他的“学生们”详细说明，为达到主要目标须采取什么方略和战术。
    后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站在苏共立场上的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1991年1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于是广泛开展了“萨尤基斯”思想的公开宣传。事变席卷全共和国，局势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领导层中不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维尔纽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尝试：用强力手段去制止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示威性地出动了民警和特种部队。维持秩序的人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被“萨尤基斯”在宣传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传画上，引起立陶宛社会的巨大反弹。当局的行动被称为是“对改革派对人民显示民主意志的镇压”。
    接踵而来的便是共和国的政权危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党的领导人松盖拉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替他的是经苏共中央同意和批准的布拉扎乌斯卡斯。当时他赢得“萨尤基斯”很多积极分子的好感。局势部分得到缓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开了“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这一活动的广泛群众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参加者中，有1122人为大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到会的有各侨民中心的活动家、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诗人马尔钦基亚维丘斯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当中有一位当时“萨尤基斯”领导人的父亲、90岁的兰德斯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他曾叛变附敌，担任过亲德国法西斯的政府部长，在向希特勒效忠书上赫然列有他的签名。那份效忠书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发出的，名曰《立陶宛独立临时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立陶宛临时政府感谢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国总理、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无畏的军队解放了立陶宛的领土”。
    耐人寻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委托布拉扎乌斯卡斯以他的名义向成立大会转达“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且强调说，他从“萨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加提高苏维埃立陶宛的声望”。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了？是认不清这个滑向民族主义立场的运动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着权力但又正在失去权力的领导人的巧妙应对？我认为是后者。而且，在这种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迹谁都能看明白。
    “萨尤基斯”也没有欠下人情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您根据我们的具体行动作出评价，并在苏联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决权起促进作用。我们信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把您的话写在宣传板上。我们的运动不会离开党指引的路线，不会离开在生活中实现建设性深刻变革的道路。”
    同时又向莫斯科发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致敬电，其中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说到和想到俄罗斯人民时，当我们谈到‘国际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像您一样的人。您的一切活动，您不久前对立陶宛的访问，都使我们相信并证明您的这些话绝非空谈。”电报是发给谁的呢？当然是发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的！这封信刊登在共和国各家报纸上，并通过广播和电视播出。
    这条新闻不仅立即为立陶宛全国民众和密切关注这一行动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知晓，而且事实上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因为 400名与会记者中，有103人来自全世界各家通讯社，代表了17个国家的大型报刊。对于“萨尤基斯”来说，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持，反对的不仅是地方“保守主义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会众全体起立，对中央政策的讨论和支持共和国主权思想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字一顿的欢呼。反俄的、反苏的发言，“俄国人是占领者”、“从立陶宛撤走占领军”等口号，也同样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欢呼声。苏联国家元首对之表示敬意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成立大会巩固了“萨尤基斯”作为共和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选举了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由220人组成，其理事会由35人组成。兰德斯别尔基斯教授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此前，该运动争取到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阿特基米马斯》（《复兴报》），印数20万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萨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应当指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30个决议，在很多地方都违反了该国当时的法律和宪法。
    “萨尤基斯”运动领导人兰德斯别尔基斯是何许人也？我想援引他过去的战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亚维丘斯的话来做一个说明。这位作家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这么一段：

    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谚语：教授要是当家，百姓就要倒霉……我们的教授本想当一个钢琴家，跟德瓦里奥纳斯学过琴，三年级时老师给他下了个评语：“年轻人，别再折磨自己，也别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钢琴家。”于是年轻人成了个研究音乐的学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丘尔立奥尼斯艺术特色的书。但他既不是音乐家，又不是音乐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搞阴谋他可是高手……他常说：“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却僧恶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话都说过：下流胚、赤色坏蛋，等等，现在又骂他们是野蛮人……

    克格勃少将施罗宁写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隐蔽动机》的书，让我们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为他的肖像再加上几笔吧：

    为了给这个小兰德斯别尔基斯做一个全面评价，有必要提一提他与原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克格勃的接触。我在该共和国的同事们对我说，他曾主动找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提供克格勃机关感兴趣的情报。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准许他出国探望那边的父亲。当然，肃反人员是没有白吃干饭的。直到获得关于立陶宛侨民组织的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克格勃机关收到感兴趣的一系列人员的具体材料之后，他们才为小兰德斯别尔基斯的出国开了绿灯。无疑，有一种想法直萦绕在这位活动家的心头，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动接触克格勃的真相掩盖起来。所以当他步入政坛之后，就对同他保持工作联系的那位工作人员下了手。
    但兰德斯别尔基斯想掩盖痕迹的企图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议会下设的调查议员与国外特工机关联系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议会议长兰德斯别尔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称为“苏维埃占领”的时期，兰德斯别尔基斯也不仅能够前往德国探望父亲，而且还可以到奥地利去，同在当地做生意的哥哥会面……
    兰德斯别尔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国务决定当中，就有整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的决定。他还要求把缴获的和查找出来的有关被强制押解到德国去的人员的文件上缴，似乎这些文件对于恢复名誉的委员会开展工作必不可少。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亲自率领苏联克格勃代表团就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恢复名誉是非常重要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给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些文件并没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经确认得知，与兰德斯别尔基斯家庭和亲属有关的文档已从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文件？该书作者说出了缘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们都参与了在法西斯占领立陶宛期间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涉及他们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维尔纽斯当局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行动的参与者提起过什么公诉。众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对待犹太居民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残酷。被消灭的犹太人，其数量与立陶宛国内人口之比，在欧洲是占头一位的！当地居民充当法西斯帮凶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实例，数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当然，立陶宛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为希特勒在这里消灭的犹太人，有从法国、意大利、挪威、丹麦驱赶过来的。此外，战争一开始，就有犹太人从波兰逃到这里来。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老兰德斯别尔基斯的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杀害了……

    人们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阴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时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呢？遗憾的是直到过了这么多年，有人才闹明白自己是被人骗惨了。立陶宛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苏联的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是这样。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萨尤基斯”的成立大会使得立陶宛共和国本来就复杂的局势更加动荡，民族对立更加突出。反对“外来移民”的行动展开了。不耐烦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占上风，敌人也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这场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国广播电台、各种媒体以及数不清的顾问和密使，都一齐掺和进来。
    当时立陶宛共产党和该共和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1988年的10月，他们就下令从党员和团员交纳的党团费中扣出几个百分点去支援“萨尤基斯”。共和国境内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指令。靠着这些，到1988年12月，“萨尤基斯”的领导人掌握的可支配资金已达数十万卢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让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以大展拳脚，发动宣传攻势。
    成立大会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先是1988年11月在维尔纽斯，然后又在整个共和国，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人集体中，开始形成国际主义者运动。后来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当局为该运动注册的名称是“争取立陶宛改革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一事实，至今民族分离主义的媒体都坚决避而不谈。该运动号召民族平等，主张使用两种官方语言（具体地说，就是俄语和立陶宛语，而波兰语可在两族混居地区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使用），实行社会平等，争取立陶宛未来的经济与民主发展等，但不主张共和国脱离苏联。该运动领导人明白，只有苏联才能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保障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其实，他们本应首先得到以布拉扎乌斯卡斯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舍佩季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起码的支持。但“统一运动”的国际主义者多次向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呼吁，却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不仅拒绝了这个运动，更糟的是开始迫害和诋毁它的成员。
    在实际上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的情况下，反对瓦解苏联的该运动领导人这时便直接找了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一事实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觉的和目的明确的。
    新一轮政治对决出现在1989年的年初，当时围绕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维尔纽斯体育宫附近，运动领导人伊万诺夫发动该运动支持者，召开了10万人大会，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当地族群的平等，坚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萨尤基斯”领导人深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慑，开始丧失他们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对共和国政治形势给出了明确的评价。会上对共和国领导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上的疏漏进行了分析，试图制订出一个具体行动纲领，并且明确宣告，共和国党组织未来的活动只能在苏共组织内部进行，而共和国切合实际的主权也只能存在于苏联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萨尤基斯”领导人开始孤注一掷了。他们专门发表了《声明》，号召抵制全会决议。该《声明》实际上成了他们大选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选举前夕，“萨尤基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候选人。依靠巨额经费支持，加之国家媒体也在为他们宣传，在全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分配的41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基斯”有34人当选。
    接着就开始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对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纲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由于自己人数较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机会不多，所以就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各委员会和小组会上。就这几个代表团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都事先做了安排，优先照顾那些持民族主义态度，同时在工作中又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对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平、交往能力、演讲能力、是否善于说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条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不是为达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目的，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议员会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共同给代表大会定下了辩论的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小组积极开展活动，而该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正如所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帕尔姆进入了这个组合的领导机构。由于对大会的一切情况都进行电视转播，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就能够对本国代表的原则性、积极性和政治倾向性作出判断。
    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力图使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每个议题只要稍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便马上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三国代表的帮助。我身处冲突漩涡的中心，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干嘛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政客的侮辱？我虽然明白，他们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在特定条件下定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依然无法想象后来的一切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脱离苏联。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的秘密议定书特别感兴趣。他们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这份文件。它成了摧毁苏联的某种政治杠杆，成了把苏联归入“占领者”一类的一个借口。
    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及其多数领导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如群众大会、“圆桌会议”、游行、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即要求对苏德之间的这份条约，特别是对其附加秘密议定书给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苏联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在这方面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讲坛。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在入骨三分的电视摄像机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条约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电视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国转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好运道真是千载难逢。在叶利钦的“民主”时期乃至后来，社会活动家们（不论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什么候选人）的电视讲话都是按时间分配的。想要延长出镜的时间吗？掏钱吧，而且还不是小钱。可当时一切都很简单。到了1989年6月1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利普玛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成立一个法律评估委员会。得到推荐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最激进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摩尔多瓦的，以及亚美尼亚等地的代表。
    围绕这一提案展开了辩论。头脑清醒的意见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例如议员伊•亚罗威和塔林市一家企业的经理就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从他们的共和国开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结果来看，非爱沙尼亚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领者”和“殖民者”。持类似意见的是科学院院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尔菲洛夫。他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条约对双方均已失效。可是发言赞成设立委员会的有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莫斯科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科学界代表，以及以活跃著称的俄罗斯代表们。而如今，这些人也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行为感到极大愤慨。
    戈尔巴乔夫要求讲话。他的发言总是那么颠三倒四：他告诉大会，无论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德国，都找不到秘密议定书的原件。而且还援引了与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接下来他却……又支持设立调查文件的委员会，可是据他讲，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还是推荐了雅科夫列夫进入委员会！一天后，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反对 6票，弃权 7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应该指出，与秘密议定书相关的情况可不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不止一次问戈尔巴乔夫，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文本是否存在，也问到卡特诺事件。回答斩钉截铁：我们手上没有这个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认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对议定书的法律评估就无从谈起。雅科夫列夫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副本就足够了，因为从 194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1939—1941年间苏联与纳粹的关系》文件汇编之日起，这个情况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苏德条约的附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我本人不止一次问过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没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张画在高级绘图纸上的地图送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画着1939年军事行动之后的疆土边界。地图上有两个签名：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还有斯大林用红铅笔做的几处有利于我方的改动以及他的铅笔签字。在这张“地图”上，恰恰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国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再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几年之后才知道，戈尔巴乔夫竟然欺骗了中央政治局的战友，欺骗了苏联人民代表，欺骗了我国的所有社会公众。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时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的卢基扬诺夫根据当时形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在一个专门的处里，保存着一些严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约一年后，新任综合部部长博尔金也向总书记报告说：在政治局的特别档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特诺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法，他将这些未启封的文件袋交到总书记那里。虽然按条例规定，做启封之类事情的应该是中央综合部部长，但戈尔巴乔夫亲手拆开了这几个文件袋，里面就有条约文本和上面我提到的地图。就这样，包括我在内，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包括雅科夫列夫，从秘密文件袋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图。博尔金请示，要不要让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了解一下这些文件，或在会上向政治局通报一下。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不用，还补充说，必要时他会亲自拿给有关的人看。总书记亲自将几个文件袋封固后，退还给中央综合部下属的政治局特别档案室保存。顺便说一下，有消息说，在50年代以前，这些文件曾存放在外交部，后来才转到苏共中央。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博尔金也知道。但前者有意识地隐瞒了这个消息，而后者则按总书记的要求，也没有扩散消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雅科夫列夫也不知情，他只是见过那张地图，并报告了大会。
    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取缔后，包括政治局档案在内的所有档案，都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管辖。这时，文件被公开了，某些文件甚至还转给了其他国家，如波兰。
    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秘密文件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会利用秘密条约或协定来保护或满足本国的利益。这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订有双边秘密协定。1917年11月列宁公布了协约国的《秘密条约》，其中明确规定英法两国将会得到什么。答应划给俄罗斯的是奥匈、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国的部分领土。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立陶宛代表团为脱离苏联而展开活动时，总是以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和约》为依据，说其中规定给予它主权。可就是这个条约，其中也含有一个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了立陶宛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农政府俄罗斯军队”对抗波兰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允许使用立陶宛领土，同时规定该国须保持中立。这一协定保证从波兰撤出的红军得以经由立陶宛领土通行无阻地回到俄罗斯。立陶宛遵守协定的行动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相应的回报。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虽饱受战争折磨，正处于饥饿之中，但仍于 1920年10月16日向立陶宛政府划拨了相当于300万卢布的黄金。此前于1920年8月14日，红军统帅部依照《莫斯科和约》，已将维尔诺市及其相邻地区移交给立陶宛军队。对于这些事实，如今的当权者却全都忘记了，反而肆无忌惮地利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议定书大做文章。
    各种各样的秘密条约和协定在现代史上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约也就在苏联同当时的德国签订和约的同时，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两周之前，即1941年5月 10日，希特勒的代表、纳粹党“老党卫军”的缔造者鲁道夫•赫斯乘飞机飞往大不列颠。英国人给赫斯一案规定了60年的保密期，可是接近到期的时候，又把它延长了60年。看来我们二战中的盟友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还不能公开这些档案。
    让我们再回来谈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的问题。这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苏联进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或以其他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意图。今天，每个人在文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内容。而且，议定书的第一条就说，立陶宛在维尔诺州的利益为双方所承认。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也就是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在首都考纳斯作出了对波兰有利的决定，从法律上放弃对维尔诺和维尔诺州主权要求的一年半之前。
    这些文件所提到的划分“利益范围”的问题，既不是瓜分主权国家，也不是达成侵占它们协议。事实上这是谈判双方为军事和政治活动划定分界线的协定。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条分界线，那么，由于西方国家的默许，早在 1939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就被德国占领了。那么，世界也早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现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主权国的政治家们又向谁去质询这个条约的问题呢？也许只有去问希特勒了？他们敢这么做吗？苏联挽救了这些国家，挽救了它们的人民免遭德国纳粹真正的军事占领之苦，然后又尽其可能帮助被它解放了的波罗的海三国加速发展。没有良心的人咒骂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联和红军是“占领者”，而这些国家人民的子弟，他们的父兄，却同苏联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而并肩战斗过。
    我深信，总有一天，客观的历史学家会对二战前夕欧洲的态势，以及那时斯大林的作用作出评判。很多人是从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而不是1939年的立场观点去审视苏联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发动的战争已经逼近我国大门，我们迫切地需要赢得哪怕是几年的和平时间，以便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极其残酷的搏斗。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被希特勒安排了极其悲惨命运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乃至对全世界来说，如果苏联的疆界没有向西推移，那么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将更加惨烈。这也就意味着二战的过程将会更长，更加血腥，更具破坏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按他的话说（《记忆的漩涡》一书），工作枯燥而沉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持极端立场，积极支持他们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尤利•阿法纳希耶夫。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个人的观点耐人寻味，他说：“其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很多意见和要求都是可以赞同的，但若要对苏联提出指控性的决议，大会终归还是不会通过。”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避而不谈，1989年7月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是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而是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他在附函中谈到了人民代表包括苏共党员坚持不让步的情况。为了赋予自己在与“好斗的波罗的海分子”进行斗争中以坚定的“党性立场”，雅科夫列夫向政治局汇报说，他成功地拿掉了阿法纳希耶夫及其同伙提出的“谴责同法西斯签订协议”的要求，否定了秘密议定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有直接关系的看法，等等。
    在雅科夫列夫的附函中，就这位或那位人民代表持什么立场，提供了大量消息。但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他在附函中这样说：
    “本可以作出努力，以求在委员会结论的草案中加进这样的观点，即欧洲领土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因此应该以既成事实为准，而不是以1939年与德国的协议为准。如果能达致这种共识，那么，主张恢复三共和国‘独立’的人士，就只好改变自己的战术了。”
    道理的确如此，但接着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雅科夫列夫在附函中使用的字眼儿那么谨慎，像“作出努力”，为什么用“本可以”，而不用“应该”？况且他清楚地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承认不承认议定书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该议定书并未包括在条约批准程序之内，而且就纯法律的角度而言，该议定书也无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再有，整个这份“友好”条约，正如前面所说，经过 1941年6月 22日的一把战火，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因此，附函的作者只不过重复了一个公认的道理，即战后欧洲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这就是它要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1975年赫尔辛基全欧会议结论性文件所规定的国际法准则。
    1989年12月24日，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雅科夫列夫就委员会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同一天，大会就此问题通过决议。下面让我引用其中的一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 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约束力。
    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

    表决这项决议的结果是：1435票赞成，517票反对和弃权。
    虽然措辞模棱两可，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凭借这样的决议，还是从法律上肯定了波罗的海人的胜利。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种情况恰好与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20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相呼应。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建立，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对历史上立陶宛据以加入苏联的文件提出正式谴责，这一切仿佛汇成了一股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流，把主张立陶宛脱离苏联的人引上了一条直通目的地的道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工作迟缓，促使围绕该问题出现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对有关议定书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应在该议定书签署50周年时，即1989年8月23日之前，向大会作出答复。提出要求的同时，还通过了许多威胁性的决议案，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甚至出现了多次绝食行动。可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委员会主席却跑去休假去了。这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官方面再次蓄意逃避回答实质问题。紧接着就有了反应：1989年 8月 23日，发生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稍后将加以说明）。根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断定，雅科夫列夫拖延委员会的工作是有预谋的，其目的就是在此期间为进一步加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破坏性力量打好基础。
    本章笔者将对此人在苏联解体前最后几年中的活动给予更多关注。不久前雅科夫列夫去了黄泉世界。民间有句话：人死了，要么只能说个“好”，要么说声“还可以”。看来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活着的时候做了太多的坏事，那么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为你在人世上造的孽接受上帝的惩罚。
    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因此，还有必要在我们这个罪孽的人间，对他的所作所为再作一点评判。许多活在纪元前的和其后两千多年间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是都在受到人们的评判吗？关于个人在历史上地位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过——像拿破仑和希特勒，列宁和斯大林，还有伟大国家的破坏者叶利钦，统统都在被评判之列。
    关于雅科夫列夫的情况，最近20年来已经谈得很多，但是依我的看法，还有不少“画外音”没有收进来。比方说，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1983年开始的，当时雅科夫列夫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
    与此相关，我想起了自己在苏共中央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有人向他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等在接待室，应约来见他。我收拾起文件打算离开，可安德罗波夫请我留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详细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
    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我并不认识雅科夫列夫，但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没少听到关于他的事。他曾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才成为把他派到加拿大的因由。那篇东西我是在乌拉尔看到的。因此我自然有兴趣知道，安德罗波夫对这个人是什么看法。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就这样，戈尔巴乔夫想要把雅科夫列夫从“流放”中——后来这个人常这么说——召回的意图也就落空了。愿上帝保佑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流放”的机会！不久安德罗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
    此人对自己国家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个帝国，其中的加盟共和国似乎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他的思想、主张、全部活动，表明他对养育他的俄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没有一丝的尊敬。本章已经详细谈到了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事变中扮演的反面角色。在高加索的时候，他也助长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事态的白热化，实际上煽起了亚美尼亚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火。他把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完全视为异己。大家都清楚，与阿富汗的边界对于我国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可是他却认为，跟阿富汗的关系仅仅是那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事。
    我们追踪雅科夫列夫的生平和活动，不能不看到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伪善。对他来说，我国历史的整个苏维埃时期就是一团漆黑。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当直言不讳成为时尚的时候，雅科夫列夫才开始讲真话：他彻底否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他混迹苏共达数十年，爬到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对待苏共却完全抱仇视态度，全然看不见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1991年8月之后，他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
    自诩为“改革”创始人的他（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强烈地仇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谈到集体农庄时总是怒火冲天，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所有制所持的绝对否定态度。关于这一点，斯塔罗杜布采夫曾对我说起过——当年他在加拿大旅行时，有过机会与雅科夫列夫大使一对一地交谈过好多个小时。
    但是令所有人特别震惊的是他对我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所持的无耻态度。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那场战争的参加者，并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这个人为诋毁反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那场战争中，人类，首先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我们现实中的一对凶狠的家伙，他们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个是改革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行上，都是狼狈为奸．互为补充。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正是党指引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这两个政客全都背叛了自己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历史已给予他们以符合实际的应有评价。而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社会就越是能够深刻而客观地评估我们祖国的这两个“该隐”的所作所为。
    1989年夏末立陶宛形成的局势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恐慌。加之，如前所述，8月23日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签署50周年的日子，“萨尤基斯”搞起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行动。其规模之巨大，政治情绪之炽热，很大程度上都同前述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委员会对1939年德苏条约定性工作的拖沓有关。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众灌输，委员会在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掩盖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夕几年间的真实意图。
    “波罗的海之路”在维尔纽斯的行动是从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始的。这一行动由立陶宛独立联盟发起组织，参加者有共和国各地区人民阵线的代表。
    游行者手持标语牌，上写：“戈尔巴乔夫，从立陶宛撤走红军”，“俄国占领者，回家去”，“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发言的人都声言立陶宛受到“占领”，号召立陶宛退出苏联，等等。演说者当中有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莫斯科“民主联盟”的代表。当天，全国性的联盟“青年立陶宛”在一些区的中心，在维尔纽斯市和帕涅韦日斯市，号召青年人公开退缴了军役证。
    一个叫做“手牵手”的行动达到了空前规模。几万人手牵手组成人链，沿维尔纽斯到塔林的公路排开，蜿蜒好几百公里。在这一行动中，动用了大量大客车和多达3万辆的私人小轿车。群众集会沿着整条公路展开。而且大众传媒，包括外国媒体，对之做了大力宣传，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对之进行了直播。种种情况表明，这一切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民众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要发动这样的行动，必须有大量时间进行准备，如果认为莫斯科对此毫无知晓，那就太天真了。但总书记那几天正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专门委员会主席梅德维杰夫也跑到南方疗养去了。而代表大会上对苏德条约作法律与政治鉴定的委员会的主席，也跑到瓦尔代疗养去了。
    当身在克里米亚的总书记从电视上看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后，立即指示苏共中央紧急准备一份声明。很快这个声明的全文就通过媒体传达到全国居民。文件的署名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罗的海人开始核对，苏共中央全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结果发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委员没有人与会——这是当然，因为这个会根本没有开过。而且负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梅德维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只是在报纸上才见到了这份声明。现在真相大白，原来这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起草的。他们只靠几个人的力量，就把中央委员会的紧急委托搞定了。
    声明在全国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很多共和国和州的民众，由于搞不清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把对这些事件作出的惊恐反应，误认为是一种应得到全社会支持的行动。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人们的情绪却是另外一种  样子。分离主义圈子里的人由于自己那些不体面的事情被直接点名而出现短暂的休克之后，开始群起而破坏这份声明的声誉。立陶宛共和国的很多社会团体，包括立陶宛共青团中央、文艺界各协会、妇女联合会、某些全国性文化团体，均对它采取指责的立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媒体也加入了低毁声明的大合唱。在声明发表后的仅仅几天时间里，“美国之音”广播节目就提到它39次，BBC25次，“德意志之声” 27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1次，加拿大广播电台8次，瑞典广播电台4次。
    这些消息都不是由通讯机构的记者发布的，被发表出来的全是议员、社会活动家及其他知名人士的发言。在此期间“萨尤基斯”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共和国报》，为此兰德斯别尔基斯从美国运来了最新的印刷设备。报纸用立陶宛文、俄文、波兰文、英文出版，后来又出了德文版和法文版。
    这里应该提一下，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是如何评估他个人在这些复杂而矛盾，并对后世全国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他写道：“抛开我在制定该文件（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时所起的作用不谈，应当承认，我对事件采取了过于情绪化的反应。”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文字游戏：“抛开……不谈”。离开政治舞台后，他有义务诚实面对历史，承认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与他直接有关。他可不是一名旁观者，或者口中念念有词但不知说些什么的布道者，而是一个大国的一把手。
    与此同时，反对军队的宣传也高涨起来。在考纳斯等城市发生了试图袭击部队仓库的事件，出现了抵制秋季征兵的号召书，在共和国的主要城市继续开展退还军人证和征兵通知的运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要求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撤军的号召书上签了名。民主党和“立陶宛自由同盟”在克莱佩达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提议组建民族军以“抗击俄国坦克”。要求以“背叛人民利益”罪审判支持《声明》和发言反对分离主义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声明》的效果“同预想南辕北辙”，他援引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维亚里亚萨的一句话，后者在与戈尔巴乔夫电话交谈时说，爱沙尼亚人对文件基调的领会非常不正常，很多人为了表示抗议而交回了党证。“在爱沙尼亚，”他说，“除了极端主义者，从来没有任何人提过退出苏联的要求”。
    （《环球视野》摘自《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