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产业模式之辩 人才和政府扶持缺一不可

　　“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无论按照国家对软件产业的期望，还是按照企业对国家需要实施软件产业的希望，还都有相当的差距”，在6月15日2005第九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由神州数码发起的尖锋对话论坛上，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汝林发表了这一看法。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曹玉书在6月14日软博会开幕当天也指出，中国的软件产业与软件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首先，软件产业主要靠国内需求来支持，产品销售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而受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软件市场尚不完全成熟和规范，软件市场的巨大潜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软件寻找混合模式？

　　按照刘汝林的说法，到现在为止按照47号文件的目标，软件产业的发展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他认为，从软件发展的模式从世界上来看有三种：一种是美国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从软件核心技术开始一直到应用软件，一直到产业形成规模，美国模式形成的是真正的软件产业。

　　第二个模式是印度和爱尔兰模式，他们的特点是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没有特别大的需求，但是也有他们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制度和西方比较接近，使得印度在外包上做得比较多。“但是好又好到哪里去，又有多大的规模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很难。”

　　第三种是日本模式。日本在几年以前很少有纯粹的软件公司，特别是很大的软件公司，都是一些小公司，可以说，日本是以硬件带动软件发展，或者说是嵌入式的。“当然有一些大公司其实也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是并不通用，构不成产业，仅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因此，刘汝林认为，目前这三种模式都不是很成功。“对中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纯粹靠外包，把世界上所有都包给我们可能也不够。因为需求就是这么多。同时本身我们也有相当的市场，并不一定要靠外包。”

　　但是，靠很分散的小的软件企业来带动软件的发展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刘汝林觉得，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应该走混合模式。

　　IBM大中华区软件部总经理宋家瑜则认为，中国软件应该利用外包做为起步的契机。“我觉得本地这些软件行业要把外包当成一个改进品质的方向，而不把它变成主要的收入。”他指出，做外包业务会跟一些国际大公司合作，由于这些公司对于软件开发的制度要求、品质要求和测试要求都是一个国际的水平。

　　宋家瑜认为，这样的高要求显然能够成为国内软件珍贵的外包经验，并能够借此培养出自己的高素质团队。当达到同等的水平时，再应用到国内的开发工作时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

　　对整个产业的发展，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郭为也有类似意见。他认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应该走应用路线。“讨论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于产业本身的增长要素，更要将产业发展放到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中去，才能更好地洞察产业发展状况，以及把握产业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郭为认为，当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关键。IT服务产业具有知识和资本含量高，产业附加值高的特征，同时，信息技术和IT服务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信息技术和IT服务产业既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又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过，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前于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就是，技术水平已经远高于应用水平了。

　　可以见到最近几年的技术热点，无论是3G还是数字电视，谈了很多年，可是直到现在为止，3G和数字电视还是没有推广开。刘汝林认为，这就是缺少应用的表现。“为什么缺少应用？很大程度上是软件的原因，搞系统、搞设备的人在那里折腾，这个产业也没有发展起来。从国家来看，从整个行业来看应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体来看，他们的观点当中都在建议中国软家产业能够走一条自己的路。只是如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张宏江所说，“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才和政府扶持缺一不可

　　2000年的6月，国务院颁布18号文件，大力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明确提出了2010年我国软件产业追赶世界水平的发展目标，并积极从投融资、税收、人才、政策等多方面为软件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样的发展环境也引来了众多跨国软件巨头对中国市场的高投入，Adobe公司就是其中之一。Adobe中国公司总经理皮卓丁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从软件行业的发展来看，总的感觉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起另外一个硬件来讲，软件的发展就是太虚弱、太微小了。”因此他有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是二十年，中国的本土是不是能够打造出一个像如今这么火爆的做硬件的国际性跨国公司。

　　皮卓丁强调，政府会对软件产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然，他没有忘记Adobe公司本身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当初Adobe PDF产品第一个用户是美国国税局，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各个政府部门都开始用PDF作为它的标准文档，这才使PDF成为了一个通用的工业标准。

　　所以政府对软件产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皮卓丁表示，软件企业在中国也同样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不管是美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还是任何国家的企业不依赖政府扶持是不可能的事情。”

　　宋家瑜同样认为，政府对整个产业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政府的投入，尤其在高速成长的国家里有很多政府项目，不管从税务、财政、电信等等，这些项目在投入时，是不是有一个整体中央政府最高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用这些项目的投入来扶持软件业。”

　　但是，宋家瑜也提到了政府对软件企业扶持当中的一些问题。通常在政府信息化项目的招标时，会把标的分成好多小的份额，分别包给不同的企业。宋家瑜说，“这时候好像是人人有饭吃，各个吃不饱。”因此，他提出，如果重点扶持大的公司或者是比较中型的公司，有侧重点的扶持会有利于重点软件企业成长。”

　　另一个难题则是软件人才的培养问题。

　　曹玉书也表示，人才是软件产业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我国软件企业规模大多都是比较小的，90%以上的企业人员不超过100人，人员超过1000人的只有10家，最大的软件企业也只有三四千人，与国际上大的软件公司相比相去甚远。

　　而包括全球的员工达到4万人的美国微软公司在内，美国前四大软件公司员工数均超过万人。同时，人才问题也导致中国的软件开发过程无法与国际接轨，在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宋家瑜指出，高校培养人才与市场结合不足的问题，现在应届毕业生是不是找到好工作跟他拥有的技能是有关系的。目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跟市场需求的技能是平行的，缺乏一个交集。学校通常自己掌握时间、课程，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市场对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