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育儿、政府主导和中国模式-华尔街日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3:30:41

郭凯

王二有个儿子。孩子生出来之后没有好好照看,长到五六岁的时候,面黄肌瘦,发育不良。这时候王二才重视起来,开始舍得在孩子的营养上花钱。另外,王二对孩子的一举一动都看管得很严口口夏天不让下河游泳,冬天不让上山玩雪,怕孩子出危险,受风寒。总之,一切王二觉得对孩子不好的事情,王二就肯定不会让孩子做。

就这样没过几年,王二的孩子个子长高了很多,也壮了不少,成绩也不错。孩子由原来班上最矮最瘦不太引人瞩目的人,一下变成了班里的几个大个子之一,而且品学兼优。很多家长都向王二取经,希望传授育儿经验,特别是怎么把一个体弱的孩子在不长的时间里养得这么好。

王二想了想,觉得自己育儿的成功经验总结起来至少有两条:一是要舍得在孩子的身体上花钱;二是要严格管教,帮孩子做正确的选择。有的家长觉得第一条还比较好理解,但是第二条就不那么显然了:做家长的,未必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是最好吧?是不是还是应该适当让孩子做点自己的选择?更何况,孩子总要长大独立的。王二对此不是很同意:我自己的孩子我最了解,当然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最好。此话说过没多久,学校里就有两个孩子下河游泳差点出事。王二这下更加觉得自己的正确:我们家的孩子,一直不让下河游泳,所以从来不会出这样的危险,这当然是对孩子好。

中国经济的成功,已经早就不是新闻了。一个例子是,林毅夫、蔡口和李周合着的《中国的奇迹》1994年就已经出版。这本书最近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原因就是“中国模式”这个名词变得十分流行。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在为其寻找理论根源的时候,找到了《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必须得说的是,《中国的奇迹》是本好书,我读过好几遍,家里的书架上中英文的版本都有。只是“中国模式”提法的流行和一本16年前就出版的书并没有任何关系。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增强和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变弱,以及这背后看似极不相同的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模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笔者已经在《王二养生秘诀、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一文中讨论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和华盛顿共识并不矛盾,中国的成功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中国和美国,究竟哪个国家的经济更接近于“自由放任”也是值得讨论的口口在劳动力市场,在产品安全,在消费者保护这些领域,中国可要比美国自由放任多了。但必须得承认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控制和影响确实要大大超过美国政府。中国一直有着积极的产业政策;政府和国有企业还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垄断着核心的行业;中国政府在放开一些重要市场和价格的时候还非常谨慎,比如说金融市场,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这些特点,简单说就是政府主导,在这场危机中似乎都成为了中国的优势。正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开放,因此中国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损失微乎其微;正因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大量资源,主要银行都是国有,中国政府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动用最多的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正因为中国有着直接的产业政策,才让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在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个新兴行业里有了一席之地。这些难道不都证明了“中国模式”确实存在优势吗?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的成绩。但一个危险是,把一个在具体情况下成功的经验过于一般化。

如果只看王二孩子成长经历的后半段,你也许可以得出王二是个好家长的结论。但是如果从出生就看起,事情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有产业政策,也没有开放金融市场,政府也控制着大量资源,为什么经济就一点都没有成功?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如此成功?《中国的奇迹》一书,恰恰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解释:政府主导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战略,违背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带来的不会是繁荣而是各种扭曲;而如果政府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遵从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那才可能带来经济的成功。因此,同样一种“模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里面的关键是政府的政策是不是顺应市场的力量。政府不是用来否认和替代市场的,而是用来弥补和支持市场的。

当然,历史是历史,现在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未来。我们真的有把握说,王二的孩子今后一定能成才吗?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多管也许是应该的。可是孩子越来越大,家长继续那么管,恐怕就会阻碍孩子发展。如果什么都不让孩子尝试,什么风险都不让孩子担当,什么都按照家长说的做,这样至多只能培养一个好学生吧?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孩子的成长一样,也是有阶段的。如果说政府主导在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这完全不意味着同样的成功在未来10年、20年可以被复制。

Microsoft不是靠政府支持发展起来的,Google没有拿一分钱政府投资,Facebook是从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起家的。中国在不远的未来,必然需要由依赖投资出口拉动增长,转型为依靠科技创新拉动增长。那样一种增长模式,要求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要求一个灵活的资本市场,要求允许很多很多的失败。这些不是政府主导所能提供的,这些也不是有了产业政策就能发展起来的。

2006年的时候,宏观经济学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用来形容格林斯潘时期的低通胀、高增长和低波动。不少经济学家欢呼雀跃,认为终于找到了缓解经济周期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法宝。当然,随后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而大稳健的背后则是一个大泡沫。很显然,那些宣布胜利的经济学家高兴得太早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就不能只把政府主导和一时一事的成败联系起来,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宣布胜利,犯上面那些经济学家的错误。我们要历史的看,要面向未来的看,要看自己,更要看别人。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些,也许我们会稍微谦虚一点:政府主导,也不是万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