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中国的细密网络

新华网 （ 2008-09-05 10:51:36 ） 来源： 《环球》杂志
《环球》杂志前驻东京记者/蓝建中
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区域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日本人的中国研究领域之广泛，方法之严密，也的确令人咋舌。可以说，我们想得到的地方日本人在研究，我们有些没想到的地方日本人也在研究，甚至比我们自己研究得更仔细。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日本人开始担忧被中国超过，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对中国就愈发关注。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甚至超过对其最大盟友美国这一点就可见一斑。
研究中国的细密网络
论及日本的中国研究，那可谓是由来已久，一以贯之。
中日文化纽带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汉语言文字。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因此尽管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正越来越多，但“知华”人士的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深度，比日本还是要略逊一筹。
日本研究中国的学会和团体，可以称得上是不计其数，它们有的隶属于大学，有的隶属于企业，有的隶属于政府机关，各个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会刊。其中，大学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基地，从先秦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朝廷制度到客家语言，范围极为广泛。
目前，日本最大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会是日本中国学会，其次是东方学会、东洋史研究会，然后就是各大学、学院的专业学会。
九州大学有一个中国哲学史学会，每年出版《中国哲学论集》；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则出版《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大阪市立大学中国学会出版《中国学志》，以《周易》的卦名顺序排号，该校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推出的则是《人文研究》。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可以说是日本大学中研究中国的代表性机构。庆应大学法学部部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国分良成担任代表，麾下包括众多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不久前故去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小岛朋之也是研究中心成员。
日本的政府机关中也有大批官员在研究中国。日本外务省的“中国学派”是一批承担中国事务的职业外交官，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留过学，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或外务省中国课任职，长期从事对华外交，熟知中国事务，被称为“知中派”。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知中”并不等于“亲中”，“中国学派”了解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以维护日本的利益。
除去专家学者和官员，日本各界民间人士对于中国的关注也令人不能小觑，虽然由于日本媒体倾向于报道一些负面的消息，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日本人关注中国。记者在驻日期间，就几次因日本人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而自己难以回答而感到汗颜。
令人关注的是，在日本，即使是那些刻意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仍然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参与在美国报纸上刊登为慰安妇问题辩护广告的日本右翼学者樱井良子，曾在北京的一所学院与中国学者进行过交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在公开场合称自己有中国朋友。
同时，日本国内有一些恶意丑化中国或者专以搜集中国阴暗面为卖点的文人。他们其实是为了迎合日本社会一小部分人的情绪，但他们的“成果”很难称得上是研究，真正的学者对此是不屑一读的。
研究中国三字经：“专、细、深”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可以用“专、细、深”三字来概括。
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专”。目前，很多日本专家往往集中于一点进行研究，有的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有的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有的研究现代中国戏剧；虽然日本几乎没有伊斯兰教徒，而伊斯兰教信徒在中国所占人口比例也不大，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伊斯兰教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日本学者重视横向交流，很少有因文人相轻而闭门造车的现象。“21世纪中国综研”就是一个横向联系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的虚体机构，它在创立声明中指出，该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收集主要学者的成果，广泛结交同仁，观察新世纪的邻国中国，同时致力于收集、分析、展望信息，发现能够重新建立日中关系的途径，广泛传播并且加以应用。”
“21世纪中国综研”的课题范围很广，包括以东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环境及民族主义等研究领域，以及东亚睦邻关系的构想、东亚经济圈课题等等。
尽管研究课题很宏观，但其网站关注中国之“细”的程度，也令人颇感意外——一条关于“100个大姓占中国全部人口的84.77%”的这个似乎没有很大学术价值的消息也在该机构的网站上得到了详细介绍。
对中国留学生资源的利用，也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之所以能够“深”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赴日留学生在入学后选择研究方向时，不少人会选择和中国相关的课题，而一些日本导师也乐于让自己的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毕竟熟门熟路，比日本学生研究起来更方便。
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国内某顶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换留学生，一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发现，他的研究课题竟然是北京各季节风向变化和空气环流情况。
通过中国留学生，日本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涵盖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数据库，无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还是在特殊时刻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找差距
直到今天，在相互研究中，中国还落后于日本。这固然与研究方法和学术方面的原因有关，同时也关乎心理因素，即在看待日本时的“情绪化倾向”和“文化优越感”的共同作用。
在“情绪化”和“优越感”的影响下，目前，包括一些媒体在内的部分中国机构对日本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有些人只在“有事”时才关注一下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就很少有耐心去钻研。
以国民性格的研究为例。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看法一般包括中国人“好面子”、有些人喜欢“窝里斗”，中国人对外“好施仁义”，等等；反观中国人对日本人民族性格的研究，则存在着一定的“脸谱化”倾向。这样的对比足以值得中国人警醒，因为通过对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的掌握，也是达到在交往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手段之一，研究“浅表化”的一方容易吃亏。
环球杂志2008年第17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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