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北魏帝都风范的映射

云冈石窟：北魏帝都风范的映射 
徐建国（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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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塞外名城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作为北魏帝都、辽金陪都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云冈石窟与北魏建都平城有着极大的关联，云冈石窟体现出了明显的北魏皇室文化，本文就从云冈石窟体现出的大窟大像的皇室气象、帝神合一的皇室心理、华丽细腻的皇室典范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塞外名城大同作为北魏帝都、辽金陪都迄今为止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了。作为三代帝都，这里有雄奇壮丽的皇家工程云冈石窟，有古老庄严的皇室祖庙华严古刹[1]，有光彩夺目的皇室照壁九龙壁，它们相互映衬，尽显大同古都风采。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直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为止，平城作为北魏都城近百年之久。“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经过苦心经营，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一座堪与君士坦丁堡比肩的世界级大城市，书写了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至今，大同仍有北魏帝都的遗存，那便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皇家工程，
      “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窟”（《大唐内典录》卷四），其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洞窟达到53个，石雕造像五万多尊，气势磅礴，蔚为大观，体现出了皇室的恢弘气势，成为大同古都的标志品牌。

      一、大窟大像的皇室气象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十六公里武州川峡谷的北岸，而武州山历来是皇帝祈福的神山，在北魏明元帝未即位以前，就到过武州山祈福，即位后又每年来到这里祭祀。《魏书·礼志》（卷一百○八之一）中记明元帝祭祀情形：
          
      太宗永兴三年（411）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只。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
           在云冈石窟雕凿过程中（公元460—494年）[2]，献文帝与孝文帝曾六次行幸于此。
             皇兴元年（467）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魏书·显祖纪六》
           延兴五年（475）五月丁未，幸武州山。《魏书·高祖纪七》
           太和元年（477）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魏书·高祖纪七》
           太和四年（480）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同上）
           太和六年（482）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赐贫老者衣服。壬午，幸方山。（同上）
           太和七年（483）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寺。（同上）
          
      因此，武州山是北魏统治集团的一座灵山，而作为皇家工程的云冈石窟修建于此也不足为奇。日本学者长广敏雄认为皇帝的行幸就是为了大佛的落成法会，行幸的467年是昙曜五窟，475年是第9、10双窟，480年是第13窟，482年是第5窟，483年是第6窟的完工。
           从早期和中期洞窟来看，洞窟形制高大，气势宏伟，显示出皇家气派。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大唐内典录》卷四《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
          
      武周川水又东流，水侧有石，只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郦道元《水经注》
      以上文献不仅记述了云冈石窟的山川地貌、自然风光和恢弘气势、壮观景象，同时也反映了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石窟营造壮举。
          
      云冈石窟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分上下两层，下层窟前有一较大广场，上层为平台，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石窟洞内空旷，宽大深远，底边宽达40余米，两侧深达15米，窟高近20米，形制高大，气势磅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如此巨大的石窟内，只在石窟后室壁面的三分之一的位置雕凿三尊佛像，即本尊坐佛与两菩萨立像，除此以外洞窟四壁别无雕像。而且，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据此推断，在北魏时期，第三窟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窟，这不仅在中国石窟史上，而且在世界石窟史上都极为罕见。据传，法果和尚在北魏定都平城（398年）时，奉命建成了佛教的三大建筑“五级浮屠、耆阇崛山、须弥山殿”，而这三大建筑之一，就在今天的云冈第三窟，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北魏鲜卑族定都平城之后，就在附近的武州山上选址，希望通过如此巨大的石窟形制以凸显他们一统大业的恢弘气魄。同时，这也使得武州山成了神山、灵山，而后昙曜选这里开窟造像，根源也在于此。
          
      早中期云冈石窟的佛像形态高大、气宇轩昂可以看出北魏皇室高贵气派，昙曜五窟的五尊主佛，体态敦厚，面容慈祥，形体巨大，造像高度分别为13.5米、15.6米、15.5米、16.8米、13.7米，有一种顶天立地、高大魁梧的雄伟之感。《魏书·释老志》也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于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雄伟，冠于一世。”
      第5窟主佛释迦牟尼像通体高17米，为云冈石窟众佛像之最。日本学者关野和常盘大定认为“也是现存中国石佛中无与伦比者。其伟大到如此程度，而姿势的整齐、躯体比例的适当，是无可挑剔的”。[3]在这些巨大的主尊佛像面前，人的渺小衬托得尤为明显，因此，人与佛像体量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参拜之人无不虔诚地拜倒在佛的脚下，由衷产生崇敬之感，达到上层统治者震慑底层民众之意。
          
      从晚期石窟来看，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由于迁都洛阳，主要是中小官吏以及民众建造，洞窟形制以及佛像呈现出中小型的特色。因此北魏在平城建都时期，云冈石窟就成为繁荣时期北魏王朝的代表之作。

      二、帝神合一的皇室心理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沙门是不礼教王者的，由于这一做法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相悖，加大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距离，对佛教的普及与发展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为了调和此矛盾，佛教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认为只有适应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才能得以迅速普及发展。于是，先通过翻译撰写文章以及举办“俗讲”，大力宣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忠孝观”，以此争取民众的关心。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沙门法果首开戒条，带头敬奉皇帝“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4]他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即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为帝王造像就是崇佛。法果主张的“现在的皇帝就是现在的如来”的思想被北魏佛教长期的继承下来。如果说法果提出的只是思想上的崇拜，并没有实践成果，而以后则把“礼拜天子”、为皇帝祈愿的行为付诸于实践。
    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浚恢复佛法之后，即“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皆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5]云冈石窟第13窟本尊弥勒佛像的颜上足下则有黑痔为证，这怎能说是一种巧合。因此，云冈石窟开创之历史，开窟造像融“如来”与“帝”为一体，视“神”与“帝”为同格。早期洞窟昙曜五窟内（第16窟至第20窟）五尊巨大的主佛分别代表了北魏建立皇朝以来的五位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浚。中期洞窟第5窟的主佛为献文帝拓跋弘，第6窟后室中心塔柱南面下层释迦牟尼佛为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史称冯太后）。晚期洞窟第3窟的主佛为隋文帝杨坚。云冈佛教石窟艺术中这种为皇室贵族造像、“帝神合一”的皇室心理贯穿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发展和石窟艺术创造的全过程，“摹拟当今天子之容颜，正是一种新型的佛像融合”[6]，而此种为皇室造像的石窟艺术成为一种特有的云冈模式，一直延续和影响到龙门石窟以及中原内地其它的佛教石窟艺术的创造。龙门西山南段中部的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而规模宏大的一座石窟。它开凿于公元493年或此之前，考为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营造的功德窟。至景明初年，宣武帝下令仿照云冈石窟，于龙门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后营建石窟各一所。永平中年，宦官刘腾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所洞窟即龙门石窟宾阳三洞。

   

     在云冈石窟中大量出现了“二佛并坐”
      龛像，如第7窟后窒北壁下龛、第9、10窟前室北壁明窗东西侧、第6窟中央塔柱下层北大龛，第18南壁拱门东侧等都大量雕刻“二佛并坐”图案。据云冈研究所王恒统计，云冈石窟仅二佛并坐龛就有385个之多，“二佛并坐”
      已成为了石窟建造的一个热点题材。二佛并坐的题材与佛教义理密切相关，它来源于佛经《妙法莲花经·宝塔品》：

          
      尔时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悉已来集各坐于师子之座……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尔时多宝佛，于宽塔中，分半座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

          
      二佛并坐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是当时北魏王朝皇室斗争的真实写照，表明了北魏建都平城以来献文帝、孝文帝时期由冯太后摄政，“二皇”“二圣”两重天的格局。同样，第7、8窟和9、10双窟的出现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石窟中所雕凿的大量“二佛并坐”龛像，正是皇权与佛教义理相结合的生动注脚。北魏统治者依据佛教义理，把现实中“二皇”“二圣”并存的格局与佛经中“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并坐的情形相关联，这也是“帝神合一”的皇室心理的形象代言，藉此也表明北魏统治者由皇室争斗向和谐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在北魏中期和晚期石窟雕凿中，如在河西、陇中、陇南的石窟中，二佛并坐的形象也有体现。如马蹄寺北寺第8窟上方顶部；炳灵寺第169窟第11龛和第125、126和第128窟内正壁；麦积山第128左右两壁、第133窟上段中部等，壁画与石雕都有这种佛教形象的表现。不难看出，“二圣”、“二皇”政治影响力的深远。

      三、华丽细腻的皇室典范
          
      既然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工程，那么其雕凿必然体现北魏皇家气象。在云冈石窟早期建造（公元460—470）文成帝、献文帝时期，此时期的石窟为16—20窟，即昙曜五窟，石窟雕刻吸收了印度犍陀罗“服兼厚毡”的雕刻技艺，石窟雕刻为粗犷豪放、厚重浑朴的西域情调，表现了北魏皇室虽出身游牧民族但积极向上的精神。
          
      石窟建造中期（公元470—493）孝文帝时期，此时期的石窟为1、2、5、6、7、8、9、10、11、12、13窟，是云冈石窟的主体工程，石窟雕刻吸收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凉州（今甘肃敦煌）石窟艺术精华，也吸取中土传统的线刻手法，雕像雕凿细腻，装饰华丽，呈现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皇室典范，也成为云冈石窟的主体特色。
           在云冈石窟中，第6窟的雕刻最为繁缛富丽，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认为它是“最豪华、最完美的洞窟。”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语)
      在此洞窟内又以中心塔柱雕刻细腻，美妙绝伦，塔柱上层四角雕凿九层汉式楼阁，每面有立式佛像一尊，佛像四周饰有飞天、莲瓣、坐佛、火焰纹；下层雕刻坐式佛像、菩萨、弟子、力士，其中以下层北龛的二佛并坐，显现了孝文帝与冯太后的“二皇”并立之用心，同时环绕于塔柱下层四周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又整齐而连续镌刻有三十三幅佛传故事浮雕，这些雕刻无一不精，共同辉映的整个洞窟富丽堂皇，无与伦比。被誉为“音乐窟”的第12窟，清初曾命名为“佛籁洞”，其洞窟内那布满四壁的十方诸佛、层层叠叠的飞天伎乐就是一个为皇族演奏的宏大音乐仪式，逼真地再现了演奏皇家音乐的场景，那些伎乐人所持的乐器，有箜篌、五弦、弹筝、排箫、曲项琵琶、筚篥……形象逼真，刻画细腻，也给研究音乐史的学者留下了宝贵资料。
          
      第9、10双窟洞窟的外貌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式殿堂建筑形式，上雕宫殿式屋顶，下凿雕镂精美的列柱，颇具汉魏以来中国建筑“金楹（金柱）齐列，玉舄（柱础）承跋”的遗风。前室巨大的石柱俨然就是一所宫殿的廓柱，而双窟的后室拱门，既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拱门，成为前室与后室联系、出入的通道，同时又巧妙绝伦地将拱门雕刻成一座气派典雅的北魏宫殿的大门。宫殿中的屋檐、斗拱、叉手等等一应俱全，形象逼真，构成一座雄伟壮丽精美的北魏宫殿模型，再加上殿顶上的兽饰和宫殿外花草图案的装饰图纹，更加衬托出北魏皇室贵族雍容华贵的气派。第9窟前室门上屋顶左右，刻右手持戟，左手持金刚杵，上身着甲，下身着战裙及长靴的金刚力士像，第十窟前室拱门两侧刻近3.5米，头戴羽冠，右手举金刚杵的金刚力士像，这些金刚力士立于宫殿门左右，虽然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冲刷，但神态威严，形象逼真，他们正如尽职尽责的卫兵，护卫着皇室宫廷的安危。

      云冈中期洞窟，窟内装饰改变了早期石窟简单随意的特征，而显得更加细腻灵活。如第9窟明窗两侧雕刻梵志坐束帛座形象，两侧楣尾雕刻二龙反顾，窗楣下沿雕刻飞鸟6只，楣内雕刻坐佛像9尊，窗楣上方雕刻双手合十供养菩萨20身，最上方雕刻飞行夜叉10身，狭小的空间内竟然雕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佛像、飞鸟、菩萨、飞天形象，构成完整统一，精致细腻的佛教内容，使人在礼拜佛像的同时，也在叹服云冈石窟造像的繁缛细腻之美。而如9—13窟均为彩绘，色彩绚丽斑斓，华丽典雅，故被称之为“五华洞”，呈现出北魏皇室富有、精致、恢弘的气派。
          
      公元494年后，由于受到迁都、六镇起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等因素，云冈石窟进入了造像的衰退期，晚期石窟由国家级别转为民间开凿，以中小型窟龛为主，华丽高贵的皇室之风逐渐消失，转为朴实的民间特色。因此，云冈石窟所呈现的精致、华美的皇室风范是与北魏建都平城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北魏统治者正是借助云冈石窟这个神圣的佛的世界，显现北魏皇室文化，以此来彰显其民族自豪感。云冈石窟之所以能闻名中外，也正是由于所呈现的北魏皇室风格。

           注：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云冈石窟文化价值研究”（晋规办字[2009]8号）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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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辽金时西京（大同）之大华严寺，因其于“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因其庋藏有当朝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故而从一开始它就具有皇室祖庙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大华严寺之佛教信仰、义理、思想、教化和形式、气象等皆有国家或皇室的色彩。(王建舜.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P29.)
      [2] 云冈石窟开窟的年代有两种说法：一是北魏明元帝神瑞年中（414—416），二是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学者一般认同为460年，宿白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论文中认为：公元460年，云冈石窟开始雕凿。
      [3] 关野和常盘大定：《山西云冈》
      [4] 《魏书·释老志》
      [5] 《魏书·释老志》
      [6]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J].考古学报.1978(1),P76.
      [7] 王建舜. 云冈石窟双窟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P71.
      [8] 袁行霈. 陶渊明的哲学思考[C]，国学研究(一)[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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