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智慧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9月20日17:46　　他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他就是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费孝通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绿国、马林诺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

　　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算是死过三次的人：第一次是在大瑶山误入虎阱，第二次是在昆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想过自杀。他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行行重行行，三访开弦弓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大学从医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他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虽然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事实上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拆“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真正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

　　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的价值。《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弊，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19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在对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进行了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费孝通敏锐地发现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片面地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上，破坏了传统的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而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甚至在60岁高龄还下大田学种棉花。这段光怪陆离的生活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300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他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小城镇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小城镇和边区两个思路，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提出了“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进而从块状的发展模式，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先后提出了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开发区以及珠三角开发区等等构想。

　　“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

　　费孝通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常对基层干部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他及时总结当地干部群众的发展经验，特别注重的是找到切实可行的富民路子，从来就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针对中国农村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好操作”，而最重要的就是“好操作”。他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每到一地先虚心当“小学生”，认真做社会调查，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介绍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谈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发展的路子。

　　他不仅重视汉族农村的发展问题，也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他又四上大瑶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首先是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他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了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问题以及国企改革的思路。从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的产业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面对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费孝通一生都在致力于让农民生活得更好，从而使我们迅速而健康地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江村调查开始，他就不断地推进自己的思路。如何让农民吃饱饭，解决温饱问题，他主张农工相辅，发展家庭手工业;如何让农民富起来，他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无论是集体所有制的“苏南模式”，还是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或是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或是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他都大力支持四处宣传。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前后，费孝通又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了“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一生研究的五大战略性课题

　　费孝通先生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已经离开我们五周年，但他留下了七百多万字的丰厚思想，面对中国农村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和多民族国情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他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和“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特别是从“行行重行行”中得出的学术思想和富民思路，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一是他在1983年提出来的“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勃兴带动下的小城镇发展，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差不多30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已经从“离土不离乡”到现在的“离土又离乡”。第一代农民工外出赚钱是找副业，像钟摆一样在城乡之间转换，老了还会重新回归故里当农民;当农民工进入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开始出现既不甘心回村，也留不了大城市的困境，他们往往会选择县城和乡镇一类的小城镇，作为自己回乡创业和生活的地方。在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已经超饱和的情况下，下一步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重点还应转回小城镇。重新研究小城镇大问题，应当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二是费老在1984年就开始了“边区开发”研究，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构想。现在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最快、政策最宽松、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候，反而西藏、新疆连续出现了恶性事件，不能不反思只靠物质支持、投资拉动、交钥匙工程，路子是否走得偏小了一些?今天重读费先生的自然和人文两个“生态失衡”，“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提高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能力”等见解，就会意识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后，又面临着新的转型和更深层次的展开。

　　第三是费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士绅》、《乡土重建》这条线的研究，到1949年以后就基本断掉了。解放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当我们今天面对基层社会组织普遍松弛，虽然不断强调要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加强社区建设，却总是见制度不见人。要改变基层社会的软弱无力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时代发展进行创新研究，重新理解中国的乡土性质，重视乡土中国的重构和发展问题，特别是乡村和基层精英的培养，这是事关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课题。

　　第四是颇受大家重视的文化自觉问题。费先生从边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接着提出了社区研究要上一个台阶，要从社会制度看到人，注重人文心态研究，明确提出社会学要扩大研究边界，在他80岁生日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而不同思想，晚年反复说到的就是文化自觉。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获得文化上的自主能力，就要不断做到文化自觉，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

　　第五是知识分子定位和责任问题。费老在上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曾经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为发挥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奔走，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而沉默20年。改革开放初期费老一被“解放”，就重新开始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不断为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而鼓与呼。费老学贯东西却扎根乡土，历经坎坷却无怨无悔，一生为强国富民“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公”知识分子等都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实践中，找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定位和社会责任。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资料链接

　　费孝通与王同惠的生死之恋

　　费孝通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爱情的开始很普通，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在共同感兴趣的学问切磋中相知，渐渐产生了感情。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婚礼。9月，这对新人应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但是，谁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此次学术之行兼蜜月之旅，竟然会有着一个生死离别的结局。

　　费孝通误人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她与费老结婚才108天。

　　在奠定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