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党生:大国经济要依靠内需才能长久发展[中国改革论坛]

何党生:大国经济要依靠内需才能长久发展7月的CPI数据出炉之后，宏观经济的走势有些让人迷惑。
 
一方面，人们最熟悉的CPI在持续走低，PPI虽在跳高，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却在大幅回落。同时，对经济下行的忧虑日益加重，日前市场盛传决策层即将出台一揽子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其总额高达数千亿人民币。
 
 
另一方面，按照GDP平减指数等更为全面的指标，中国的通胀压力还远未消除，而且今后生产要素价格正常化必将使一部分隐性通胀压力显性化，例如8月20日，政府再度上调了火力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
 
 
在反通胀的凌厉言论下，股市大幅下挫，楼市则开始企稳，局部也出现了价格下跌的局面。近期的走势到底是宏观经济走出通胀的初期，还是两个通胀波峰之间的波谷呢？对于大局的判断，无疑将成为今后政策走势的关键。假如是前者，那么货币政策即使不用立刻放松，至少也不应更加紧缩，而汇率则可以放缓升值的步伐，更为宽松的财政措施可以出台救助企业。假如是后者，不但紧缩的宏观政策不能松，汇率还需要大幅调整来应对今后更为严峻的形势。
 
 
孰是孰非恐怕一时难以断定，而更理性的观察和分析则为当下之急务。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霍德明教授，请他来发表对宏观经济和产业升级的种种看法。
 
 
 
央行对冲难题
 
 
 
《21世纪》：近几个月的CPI涨幅下降之后，国内有很多人都在为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艰难生存状况呼吁，有人觉得紧缩政策可以放松一些，有人提出了减税的措施，也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一点了。而官方最近也将今年新增贷款额上调了5%，据说是要求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上半年的经济增速是10.4%，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仍有下调空间。如果照经济增长的逻辑论证，应该说现在的问题是紧缩的不够，而非过头。
 
 
上半年经济增长10.4%，看来劳力密集型出口企业还是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虽然很多人说那么多中小企业都撑不下去了，但从产业升级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还是很需要的。更何况CPI增速现在还远远在3%以上，假如用GDP平减指数这一更为广泛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通胀，那么通胀的压力可以说还远远没有放缓。另外，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停留在17.5%的超高水平上。
 
 
《21世纪》：目前CPI走低，但PPI却走高，有人认为PPI是CPI的领先指标，PPI的价格上涨压力最终会传导到CPI上，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下游制造业有非常庞大的过剩产能，因此PPI的上涨更多的将是造成企业利润的减少，而非CPI的上涨，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经济学里PPI是CPI的领先指标在中国适不适用？凯恩斯第一课就讲，当存在大量失业的时候，公司扩张生产是不会引起工资上涨的。同理，很多公司在竞争，当上游成本涨了，制成品的售价却不敢上涨。这时候存在几种可能，要么企业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消化这些成本，要么就减少自己的利润率，或者通过涨价向下游转移压力，实在不行还可以倒闭。但中国存在一定的价格管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以上这些经济规律的顺畅运行。从现象上看，CPI的涨幅甚至比PPI更早地冲高，这难道说在中国CPI是PPI的领先指标？所以我想在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受到价格行政管制扭曲的情况下，去谈论PPI的上涨压力是否会传导到CPI上的问题，这是没有意义的。
 
 
《21世纪》：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央行的对冲还是比较有效的控制了通胀。
 
 
霍德明：但对冲是有成本的。比如说，为了吸收外汇，人民银行发行了相应的人民币，又为了不增多市场上的流动性，央行又通过发央票的方式回收了这些流动性。这里要注意，发行央票本身是有成本的，主要是央行要付给商业银行利息，那么这个成本怎么支付？央行本身是没有生产资格的，它可以印钞票，但这不是生产资格。财政部是有这个资格的，主要就是征税。发行央票的成本如何弥补？肯定要有其他的来源弥补。假如央票越发越多，利率越来越高，到时候市场不愿意再购买央票，这怎么办？
 
 
除了央票之外，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这个方式的成本更低，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利率只有1.89%，而央票的利率一般都会大大高于这个。但这种做法的成本也很高，比如现在每100元的储蓄，其中有17.5元都被央行抽走了，这实际上是一笔税，我们姑且叫它“存款准备金税”。为什么是一个税？当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它不但降低了M2增速，也把更多的资金从市场上转移到了央行手中。央行可以拿着这些人民币相对应的外汇去购买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的利率高于存款准备金的1.89%，因此央行就可以利用其中的利差，就有相应的收入了，所以在本质上，这是对存款所课的一笔税。
 
 
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这笔钱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政府的一笔收入，而有收入就有花费。假如这时候一些国企亏损比较严重，政府动用了这笔收入进行救助，那么实际上，这会部分冲抵之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效果。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紧缩银根，一方面又可能将由此产生的财政盈余支出出去，那这对于当前的反通胀无疑不是一个有利的现象，而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亟待提振内需
 
 
 
《21世纪》：去年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生之后，美联储想尽一切方法救援美国的金融体系，甚至不惜用通胀的方式。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5%，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能将面临着巨额的净福利损失，而且历史上发生过此类事件。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英镑官方外汇持有者开始对英国的外贸逆差表示担心。不过，这些外国中央银行被告之，英格兰银行不会放弃英镑同黄金(资讯,行情)之间的联系。1931年9月20～21日，当英镑最终不可避免的贬值后，许多外国中央银行遭受重创。这些中央银行因在外汇储备管理上的失误饱受批评。那么结合以往的历史，您对今天这样的局面如何看待？
 
 
霍德明：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在过去很多年，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等因素，中国每年都有巨额的双顺差，这些外汇在结汇之后大都变成了官方的外汇储备，然后很多又被重新投入美国的资产市场，购买包括美国财政部债券(资讯,行情)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这实际上相当于再借钱给美国。这里要注意，美元的购买力本质上只是由美国政府的信誉做担保的，假如没有了这个信誉，美元将只是一张纸。
 
 
其实这样的问题不是今天才遇到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就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运转良好，这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是有贵金属作保证的，因为按照协议，在这一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但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发现，假如将欧洲各国所持有的美元全部加起来拿到美国去兑换黄金，那么美国的黄金储备是无法支付这一数额的美元的，因此他当时就下令法国必须将手中的美元及时从美国那里换回黄金，以备不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尚且如此，今天的美元早已没有与任何贵金属挂钩，其汇率风险无疑是更大了。而且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将更加难以判断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在不断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方式借钱给一个富国。美国7月CPI较上年同期上涨了5.6%，假如所购债券的利率低于这一数字，这将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净损失。即使长期来看外汇储备的收益为正，但那也仅仅是会计意义上的。从经济成本的角度看，中国借钱给美国，2%或3%的利息，却没有将这些资源投入到国内的生产中，这无疑在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而美国却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等方式投资中国，获得了远高于2%的利润，等于说借钱给外资让它再来中国投资，赚中国的钱。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假如美元剧烈贬值，那么当中国对其他币种外汇的需求超过自身所有，需要用美元进行兑换时，这无疑也意味着外汇储备的缩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一定要依靠内需才能长久发展。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如中国很小，那么的确可以通过出口的方式和大国经济捆在一起发展。那么当这个大国，比如美国，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也会很好，经济自然很好。但当它的经济下滑时，我们恐怕就很难不受拖累。所以假如我们认为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那么我们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那种不顾一切促进贸易、出口创汇的想法必须废止。大国的增长最终要靠内需，而以此为基础的可持续增长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正途。
 
 
从这几点看，人民币升值不但是中国走向内需、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降低中国的双顺差、减少外汇储备增量的前提，而这也将减小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风险。
 
 
 
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制度
 
 
 
《21世纪》：按照您的思路，升值将是解开目前多重困局必经的一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出口企业对国民经济来说只是一个部分，它们的利益只是局部利益，但由于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出口带动的，所以我们也会比较担心，假如人民币真的大幅度升值，那么这会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出口企业倒闭，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呢？还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鞭策中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霍德明：这方面我可以讲讲过去台湾地区的经历。1985年、1986年新台币开始升值，新台币从40兑1美元升到38兑1美元的时候，出口企业就已经叫苦连天了，它们说汇率升到36.5它们就完了，台湾经济就要崩溃了。但后来升到28兑1美元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倒，台湾经济也没有倒，最后一直升到24。
 
 
实际上汇率升值以后，精彩的事情发生了，产业自然升级。原来制鞋的和制伞的全都转移出去了，因为成本变高了。而现在台湾的支柱产业，例如IT业，就是在升值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全部都淘汰了，升级到了新的产业，因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高附加价值产品了。
 
 
另外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美国教书，1990年我回台北的时候，新台币的汇率是25兑1美元，所以那时候回台湾教书至少薪水不会太差，有美国的70%到80%。于是你可以看有很多人才愿意回来工作，这从整体上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假如汇率不升值的话，制鞋的估计会永远赖下来，产业也很难升级。
 
 
《21世纪》：尽管经济史上有很多经济体都在本币升值的同时顺利的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也有一些经济体在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增长停滞的现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部分拉美国家。所以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现实的忧虑，就是假如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业被淘汰，但高附加值的却没有随之建立起来，而是出现了一个产业的空档期，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在何处呢？
 
 
霍德明：很多时候的确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却没有跟上，这时候怎么办？不过看看世界经济史，可能情况和我们的担心还是不同的。比如你提到的拉美国家，的确出现过上年增长10%，本年经济大幅下滑的局面，但那些国家的制度环境和中国是很不同的。在拉美，很多国家都有频繁的政治动荡和严重的通胀。但相对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政策的连续性较强，基础设施比较发达，投资率很高，这都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长远因素。所以我并不认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一些低附加值的企业转移他国之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出现严重的空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老实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好，要通过增加竞争和制度建设来实现。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台湾地区的决策者就在筹划发展高科技产业，将一些原本在美国的尖端科技产业引到台湾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决策者这方面还是蛮有远见的。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台湾哪有本钱搞高科技？高科技产品往往都是需要高额的研发投入的，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才，但后来台湾的科技园区在海外招聘了很多人，而且这些人做的很好，高科技现在已经是台湾的支柱产业之一了。我想这也是当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关注短期的经济发展，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上的建设。制度建设其实是零零散散的东西，不用一一列举出来，但它是永远需要做的，不论是否有通胀发生。例如我们经常说要自主创新，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在法律层面上，我们怎样去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松懈下来，因为自主知识产权就是在这样的制度改进过程中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
 
 
《21世纪》：汇率的变化表面上主要是和进出口行业相关，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来说，人民币币值的调整恐怕将对整个产业结构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那么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您认为像中国目前这样的状况，本币升值后其产业结构将会如何变化呢？有人认为服务业会崛起，有人认为高科技行业会获得机会等等。
 
 
霍德明：经济学永远不会告诉你具体的产业将会怎样变化。就像之前说的，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业现在发展的相当好，这绝对是1986年以前没有预料到的。对此，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1998年的时候，我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建设委员会(简称经建会)里担任审计委员，负责对一些产业融资项目的审批。因为当时台湾地区的邮政储蓄机构要把其大部分的存款上交到经建会，而不能全部用于放贷，所以我们手中就有大笔的资金可以调配。当时我们需要用手中的资金去进行投资，帮助台湾实现产业的升级，但到底应该帮助哪个产业呢？其实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企业都在申请投资液晶面板制造，也就是LCD。每个企业的申请额都非常高，可能有500亿-600亿新台币，总共是8000亿新台币。这是非常大的一笔钱，而台湾之前又完全没有做过LCD，所以我很紧张，害怕投资失败。但现在LCD在台湾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行业，虽然台湾的产品大多是中端和低端，但利润率还是很不错，而且市场很大。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担心有点多余。假如市场运行的基本环境还不错，那么企业家自然会从中找到机会的。下一步做什么产品，这是我们随时都面临的问题，台湾现在也是一样，LCD之后做什么？现在大家有共识，有结论吗？没有。没有怎么办？会不会出现旧的已去、新的没来的局面？我觉得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么这方面就不会有严重问题。换句话说，政府要想的是如何改善市场运作的环境，而非具体的产品和产业。
 
 
《21世纪》：但有人可能也会觉得，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足以支撑那些更新更高的产业发展，虽然这方面一直都在改善。
 
 
霍德明：这个看法我觉得就更不合理了。举个例子，现在的银行绝大部分还是国有控股的，而这种结构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根本还是在观念上。我们不应该担心某个产业淘汰后，其他的是否可以接得上来，那个说也说不准。但是我很确定，制度上的一些桎梏打破之后，经济自然会发展的，比如银行业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效率之后，中国的实体经济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这也是民营银行的优势之一。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大家为了升值与否而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冠以出口企业的生死存亡之类的有点“情绪化”的表达。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不太习惯这种情绪化的争辩，但我慢慢细想发现，假如企业家不出去“找死”，那么企业哪有生的机会呢？坐在家里等，最后肯定是活不了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很多小业主就是拿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个样品去国外参加展览会，当时他们也不会英文，对国外的市场也不熟悉，只知道手中的商品应该卖多少钱，但就是这样，海外的订单慢慢就被他们争取回来了。你觉得这些小企业家、小商人出去找订单那么容易吗？每一个小企业家出去都可能是“找死”，他被拒绝多少次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不去“找死”怎么会有生机。所以在经济学上，企业总是生生死死，政府应该做的只是把制度建设好，而不是去替企业家决定企业生死的问题。
 
 
 
企业能力是经济实力的体现
 
 
 
《21世纪》：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认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听起来不错，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优选择，比如香港就实行了联系汇率这样的固定汇率制度，其货币政策完全是被动的跟随美联储，但其经济照样发展的很好，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香港确实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但香港是一个小经济体，过去这么多年港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了，香港人也从来不会争取独立的货币政策。
 
 
独立的货币政策有什么作用？简单来说，当一国面临来自外界的经济冲击时，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调节这种冲击。假如某经济体的居民习惯了这种外来的冲击，那么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前就掌握在欧洲央行的手中，那么德国或者法国就没有权力去决定本国的货币政策了，你也可以说它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21世纪》：说到香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香港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度，这也就意味着香港引入了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至于香港的通胀目前处于不断攀升的阶段。但相对来说，它的通胀并非固定汇率制中很高的，这是为什么？
 
 
霍德明：香港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假如美联储施行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让美元贬值，香港的通胀应该比现在高的多才对。对此，你可以看欧元区，欧元近一年时间兑美元有了很大的升值，才把CPI控制在4%左右，海湾的一些石油出口国也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但CPI已经超过了10%，但香港的汇率没动，货币政策那么宽松，但通胀依然只有百分之五六，这是怎么实现的？这其实是反通胀的另外一种途径，就是企业的快速调整。假如本地企业非常灵活，其生产可以随时调整，那么通胀所造成的影响将会减小很多。在这方面，香港恰恰是一个典型。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很多出口商认为汇率升值自己就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出口商能力有限，无法随着外界状况的变化而进行积极的调整。假如我们的出口厂商能力很强，经营非常灵活，那明天人民币升值10%，这些公司就会马上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改变以消化相应的成本。说穿了，这是一个经济体实力的表现。
 
 
假如中国的出口厂商都有那么灵活，可以迅速适应外界环境的改变，那么它们就不会害怕人民币升值。假如中国所有的公司都那么有能力，可以随时调整，那么中国的实力就会很强。不过很显然，内地经济目前还不具有香港经济那样的灵活性，因此我们才更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
 
 
《21世纪》：经济学上有一个恒等式是国内储蓄-国内投资=贸易顺差，近期有人根据这个恒等式提出，中国的通胀有一部分来自于贸易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占款，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必须要减小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在国内消费多年无法启动和储蓄率高居不下的状况下，扩大国内投资将可以有效地反通胀，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霍德明：这个论点似是而非。注意这种说法，它已经把一个恒等式关系转成了一个因果关系，比如说它认为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必须要减小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但恒等式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在这个等式中，谁是因，谁是果？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有大量的资源借给国外消费，但这是因为国内消费不了吗？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太便宜了所致？比如我们的汇率和能源价格都是偏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比较便宜，而污染的成本也比较低，因此中国制造的价格实际上是无法反映出其背后所包含的机会成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产品的价格便宜，而且利润高，因此生产者比较愿意出口而非内销，但这一切的代价是我们一系列的价格扭曲和贸易促进政策。
 
 
恒等式关系仅仅代表了一个会计意义上的相等，谁是因谁是果，要具体分析。你提到的说法认为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导致了贸易顺差，实际上可能是贸易促进政策导致了贸易顺差，并最终造成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高额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