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激辩大国发展

中国学者激辩大国发展 金融开放成焦点
第一财经日报 2007年2月12日
吴敬琏质疑“精英”说
宋蕾
2月1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内，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论争，或许将开启今后数十年的一个命题。
昨日下午3时，“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以“大国发展中的挑战”为主题在此召开了2007年的年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等在内的学者、官员掀起了一场围绕“发展挑战”的观点对接和争论。
吴敬琏在会上表示，一些发达国家走向社会稳定，实现持久繁荣，需要有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人群），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吴敬琏说。
纵览全场年会，与会学者关注的话题还延伸向了体制建设、对外形象转变等，其中对外开放尺度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焦点。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过程中，要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开放的形象。“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解决行政审批的问题，不解决行业垄断的问题，开放意识始终不能够成为主流。”
而对于金融行业的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表示，在大国发展开放的过程中，最容易出波动的是金融，要警惕金融开放中闯关的思想，“我们要想起（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闯关，最后引起社会上的一些不满问题。”
夏斌同时表示，大国要有负责任的形象，在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形象，但开放政策要有所调整，开放也不意味着越彻底越好、越快越好。
对于大国经济的调控，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表示，当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努力地避免两种行为，政策的随意变动和中央职权下的统一行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最后发言时表示，在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坚定对市场取向改革的信心。
详细报道
大国发展中的挑战
宋蕾　徐以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于昨天下午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论坛成员吴敬琏、龙永图、王建等做了主题发言。
与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等就大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展开了讨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出席论坛，并将发言整理如下。
吴敬琏：大国发展要有人文思想基础
我讲的题目是《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题目我觉得不太贴切，因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我们是正在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因为好几代人为此而努力，到现在才看见曙光。所以我们很需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走得更顺一点。
我对后发优势的体会，主要是后发国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犯前人的错误，吸取人家好的经验，使得路走得更顺一些。所以我很赞成在大国崛起前面讲的一句话，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星辰。
有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做得比较好，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增进得比较快。一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四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民主和法治可以看成是两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经济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就是市场配置，一种是计划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
但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混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是商品或者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的。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多少都经过重商主义的阶段，重商主义代表了企业。但问题就在于重商主义的政策能给国家带来长期的繁荣吗？
重商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强度的干预，另外就是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
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初期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葡萄牙、西班牙就是。重商主义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是让葡萄牙、西班牙发展很快，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此外重商主义还造成严重的腐败。
其次，是民主与法治。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法治和民主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
实行法治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个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法治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人们最近也有议论，有人说，有法治就能够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实时间可以先后、重点可以不同；另一方面，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要保证法律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要保证法治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这是人文思想的基础，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学和文化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讲增长模式转变，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这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理论科学，或者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应用、技术的普遍运用。而基础科学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文艺复兴后来的思想运动所打下的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对我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真正走向社会的稳定，持久的繁荣，都有一个基础，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形的社会，中间阶层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开始，中间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阶层，开始壮大，但是总的来说人数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情况在20世纪，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增长模式转变以后，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人数增加，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形，而这个中间阶层其组成人员是专业人员。
在一本书里讲了一个数字，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1900年是1000万，1970年是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在1900年是500万人，1970年是3800万人，增加了600%，白领工人的总人数比蓝领还多。
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所以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非常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
（演讲者为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报记者徐以升根据吴敬琏在“200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
龙永图：承担大国义务
我讲一下关于大国崛起中中国的形象问题，特别是国际形象。中国需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树立这样一个形象的着眼点是什么？着眼点就是要让全世界，至少大多数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在这方面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应该建立起负责任的形象。这包括两个方面，塑造守规则、按规则办事的形象；塑造承担起大国义务的形象。
其中，怎么样在全球树立守规则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加入WTO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接受WTO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说明中国是按规则办事的，这是中国加入WTO最重要的国际战略。其次，承担义务。虽然中国现在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要成为大国就必须要承担起大国的义务。
中非论坛以后，中国愿意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起自己的义务，还有关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问题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早动手、不承担起义务，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今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一点不可否认。
二是应该建立起开放的形象。首先要继续中国的市场开放，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是始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做好。
怎么样使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匹配，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在对外开放关系中采取更加宽容、更加理解、更加包容的心态和政策也非常重要。
王建：只有靠自己“创新”
所谓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说有哪些我们以后必然绕不过去的事情，我们面对哪些难题是必须谨慎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大国崛起之路就有可能走弯路，甚至走不过去，我主要想讲两个对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变动互相适应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我们改革差不多30年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这近30年当中大家都共同接受一个观念，就是说保持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这是中国在推动社会化进程当中、保持经济连续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已经累计接近到质变的时期。怎么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适应的问题？在中国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可以说没有什么特色，还是在重复重化工业的老路。吴敬琏老师一直批评重化工业的道路，强调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我觉得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用传统工业的资源煤、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来建设我们的工业化社会。我们必须得走出一条新路。虽然我们现在也提出来创新型国家等，但是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技术路线，不能复制传统工业化的路线。对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此外，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但此“创新”的含义还不是我讲的创新的含义。发达国家基本的重心已经转到虚拟资本，转移到金融资本市场，这个变化使他们在物质生产里继续追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要走新的技术路线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别人替代不了。
发达国家技术是比我们先进，但是对新的技术路线，他们感兴趣的程度恐怕很小。他们也没有技术创新的精神。所以，历史的责任在我们肩上，中国人怎么能够突破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郑京平：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
所谓大国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什么叫经济学的定义呢？大国，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还有一种定义，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人口、国土等总量方面定义。这两个定义有很大区别，要讨论大国，更多的应该用第一种定义。
除了商品以外，还要看到服务、货币和金融资产领域谁说了算。
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压力；第二就是国际上的竞争压力；第三就是转轨比较缓慢。但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大国的机遇首先是定价的话语权，可以制造适合自己的国际竞争环境，可以用率先发展的优势创造条件，可以不依靠对外市场实现规模，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现在处在总量大国，但是有些行业、有些方面是世界价格的制定者。今后如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是能够在更多方面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
海闻：避免两种行为
大国是具有绝对经济量控制的国家。中国10年前应该讲不是大国，而现在是。大国不会对国际市场有影响。
既然存在大国特征，我们必须要避免两种行为：一是政策的随意变动；二是一个政策的统一行动。小国可以做，大国不能这么做，因为大国的总量太大了。如果有一个政策下去以后，各个省都这么做，那么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千万不能在面临市场转型的时候马上想到政府调控、政府控制，政府控制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张曙光：不要再与“崛起”失之交臂
讲大国崛起，我认为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大的折腾？这个问题在现在该提出来。我们曾经是大国，经济规模也很大，在近代为什么失之交臂呢？为什么落后呢？我看很重要的问题不简单在经济上，而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
政治方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崛起条件成熟了没有？缺哪些条件？我想市场化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方面要政府放手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政府彻底放手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对于市场必要的政府监管。
现在我们两个过程都在做，但都很难。
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在进步，但是家族式的身影在政府机构里面仍然出现。我觉得近代与“崛起”失之交臂恐怕与此也有关系，而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与此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再次失之交臂？哪些问题阻断了我们？这样思考对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夏斌：要警惕金融开放中想闯关的思想
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什么？市场经济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还有投资问题、农业问题都是重中之重。但我认为，在大国崛起开放的过程中，最容易出波动的是金融。要警惕有些人，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潜意识有一种闯关的思想。
大国要有负责任的形象，在开放的问题上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形象，但我们的开放政策有所调整，并不意味着就不想继续开放了，此外开放也不意味着越彻底越好，越快越好。
左小蕾：要防止资产泡沫
中国现在遇到了在崛起中的新问题，特别是遇到了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大家谈到很多关于资产泡沫的问题，这是中国目前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对大国崛起充满信心，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日本当时非常相像，在本币稳步升值的压力下，在资本大量流入、外汇汇率不断增值的情况下，泡沫经济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循环形成，最后破灭。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可能会造成经济上的衰退，还可能会遇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