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焦裕禄身后纪实

焦裕禄身后纪实－－我和兰考　　任彦芳著
引子   焦裕禄老领导的期望
焦裕禄继任者的遗愿
1960年，在中国最困难的年月，为了支持农业，我的继父调到兰考作县委副书记，1962年，我母亲从信阳铁路公社副社长的位上离开，为了与丈夫同甘共苦，也到了兰考；1962年10月，我去兰考探亲，看望母亲，不久，焦裕禄调来兰考，与我家做了邻居；1963年冬，我再次来兰考，便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熟悉起来，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们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兰考。我母亲因为这位真正共产党人的离去，难过的精神受到了大的刺激，而住进了开封医院，我来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老焦的动人的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当时未得到批准；我回到长影，多次向同志们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我终于得到长影党委的批准，给河南省委，及开封地委开介绍信，让我来兰考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在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由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我和张钦礼在一起下乡挖过台田，多次和他交心谈话，与他熟悉了；半年之后，地委派周化民同志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接焦裕禄的班，成为焦裕禄身后的第一位继任者；1965年8月，根据地委安排，我们创作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我和新来的县委书记周化民同志在一个村，做为县委四清分团的副团长的蹲点大队。过了四个月，新华通讯社记者来兰考，写出了著名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震动了全国；这之后，我便调出工作队，参加了由文化部领导的电影《焦裕禄》创作组，这就到了1966年2月，我有感于多少来对焦裕禄的感情，完成了长诗《焦裕禄之歌》。这年三月，我们全体创作人员正深入生活构思剧本时，接到上级令，回到北京，按着江青《文艺座谈会纪要》精神总结，这就让人们感到无法进行下去，这个剧本不能不让人痛心地夭折了！而后不久，创作组的人员回各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兰考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谁也想不到的悲剧！
我的命运便自然地与兰考不可分开。我关注着兰考，关注着兰考百姓，关注着我相识的同志的命运，这是与我命运相联的命运。
1966年3 月，我在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时的愿望。在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我记住了同志们的希望和要求。
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失去，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1967年，我回到兰考，看望我关心的朋友们。没有想到，这次到兰考来，却给我带来了灾难；我在河南省开封和兰考的言论被转到了我所在的长影，成了一个悲剧的导火索，我开始被掌权的造反派关起来，于是有了近五年的审查。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得到彻底平反，退回了我交代的材料，共有约六十万字，而关于《我和兰考的交代》就有近二十万字。
1980年，我由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借调到兰考来，本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在宣传焦裕禄中的一些失实，这是因为当时主要听取张钦礼一人所讲，张把自己说成是焦的亲密战友，而因此给兰考造成了大灾难。我在兰考生活了三个月，对兰考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调查了事实真相。更令人高兴的是兰考发生了巨变，多年的讨饭棍扔掉了。我见到不少老同志，他们都希望我把这兰考的历史写出来，我便决定写一部长篇纪实。作为一个兰考的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完成老同志们的愿望。
这之后，我每年都去兰考，而这种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全书。
我把书打印出来，发给所有知情的老同志，听取意见。然而，这部书却一直没有找到出版社。而老同志们却因身体状态，这种要求出版的希望更加强迫切起来。
我没有想到，到2006年6月，我书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之一，焦裕禄身后的继任者周化民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出版，便永远离开了！
周化民同志，您一路走好
2006年6月25日上午九时许，我正校对长诗《焦裕禄之歌》，准备收入我的文集长诗卷里，有电话响，是周化民小女儿打来的。她说，我爸爸前天走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什么？她说：前天上午，爸还和往常一样，和人们说话，谈笑，中午吃了饭照例睡觉休息。下午二点，市委来电话在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妈妈去唤他起来，却叫不醒了。他就是这样平静、没声没响地走了。妈妈说，通知您一声，不要来开封，天气热，要保重自己。
我说不出话，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昨天还看化民写的《风雨历程》，我把这本书和他给我的书信放在一起，珍藏在我的书柜里，这一柜全是有关兰考的，有他常常写信询问的一部纪实长篇《谎言的悲剧》原稿和几次修改打印稿。我一次次回答化民，说这部长篇的出版进程，数个出版社看了，最终都不敢出版这部真实写焦裕禄和兰考的书。这部写出我与兰考四十多年亲自经历的书，记录了焦裕禄，也写了张钦礼、周化民，写了兰考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本来的同志战友，如何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最终演出了人生的大悲剧。
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战友，他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青年时代，焦还曾给周介绍过女朋友，可见亲密。但在文革中化民却被打成“反对焦裕禄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兰考各村批斗，打折了肋骨，鲜血洒遍了兰考各个村落；当年的《人民日报》竟点了周化民的名字定成走资派，这是全国三千个县委走资派里惟一在中央大报点名的。周化民在兰考隔离时，我去兰考，竟不识时务去看望了这个曾和我一个村搞过四清一起在贫农的家里四同的县委书记。我只说了一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吧！我内心的意思是你是打不倒的。这样，我也就被兰考揭发把材料寄到了我当时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由此做导火线，把我圈起来，让我交待“反对焦裕禄支持走资派的罪行”，从此我也同样走向灾难的深渊；而长影的造反派到了兰考，让周化民交待我的问题，也由于他的事实求是而挨了长影外调造反派的毒打。这些血的记录现在虽不能面世，却永不会让人遗忘。
我与化民同志因曾命运相系，所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人，他是我最尊敬的兄长，是我母亲称为真正共产党员的好同志。去年，母亲病重，他拖着带病之身，柱着拐杖也到医院去探望；母亲去世，他亲自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是我与周化民最后的一次见面。我想只要有机会回开封，我第一个要看望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如今，我的开封最亲近的人走了。我有多少话要说？我记得上次离别时，他最后说的话是：“我和张申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盼望你写的《谎言的悲剧》出版呀。晚了，我们就看不到了。香港卫视总算把兰考真相说出了一点，也算是一点安慰吧。”他说的是去年五月，香港卫视在《寻访英雄》拦里要反映焦裕禄，记者找到我，我谈了真实的焦裕禄，并介绍他们务必去开封找焦裕禄后继任的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我当场给化民通了话介绍了香港卫视的记者李小春。后来这个节目在七月播出，在世界各地都有较强烈的反响。我为化民说出了他多少年要说的话而高兴。我想虽然那部书还没有出版，这也多少是对在兰考受过灾难的老同志的一点安慰，不至于让真相永远埋藏在人们的心底。
化民同志，您平静地走了，你心地坦荡地走了，你无怨无悔地走了，你无愧于人民，你是真正地共产党员，所以你走得才这样平静坦然。你放心地走吧，你对我的嘱咐，我会牢记，我想，那部写兰考真实历史的《谎言的悲剧》总有一天会面世的，那时我会面对着你的遗像让这书页化成纸钱，做为对您灵魂的祭奠：化民同志，我尊敬的兄长，你的灵魂安息吧！
我请网上给化民送去一束洁白的百合花，写下这样几句话：周化民同志，您一路走好！
惊闻噩耗，万分悲痛
风雨历程，记录一生
胸襟坦荡，两袖清风
血凝兰考，情系开封
生为百姓，走亦平静
将书面世，为君送行
彦芳、月朋率全家敬挽6月25日于北京
化民同志一直关心着我写的《谎言的悲剧》，然而，他匆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没有见到它的出版，这是我的心事。在我写这篇怀念化民的小文时，我又反复看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他看了那部书稿后写出来的意见，也是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追求和信念：
我们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因此，我们在一直追求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真理的前提是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非常真实，真诚，不能有半点虚伪和伪象，更不能“见利而忘真”。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和处理事物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思想路线。
根据这一原则，我认为任彦芳同志所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是符合这一原则的。作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向有关同志直接采访，询问，了解每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经过，同时又通过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去核对与证实每件事情的真情原委，用大量的生动事实来揭穿和批驳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及其产生的恶果，使人分清是非，明辨真伪，看后深受启发。其中涉及到我的某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实事求是的，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的真实情况。
我对这本书的突出印象是真实感较强。为此，建议能够快些出版为宜，与读者早些见面。这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精髓——实事求是这一重要原则，推动当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我是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的。在“文革”中受到了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迫害，制造了很多谎言，罗列很多罪名，并登在当时整版的《人民日报》上，后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四人帮”后，经中央批准，由河南省委为我平反，并将平反文件发到全省县以上单位。
周化民    2004。1。6
我没有想到，这封给我的信，竟成了他最后的遗愿。
今天重看这封信，我想到老同志的想存下真实历史的愿望，这是一代人的愿望。
就在这同一天，我又接到了当时与焦裕禄一同在兰考工作的老人刘呈明，也给我写出了他对这部书的意见：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任县委书记时，我任县委副书记。我们相处很好。
我看了任彦芳同志写的《谎言的悲剧》一书原稿，觉得很好。首先是书的名字，谎言一定要产生悲剧，这是从古至今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谎言不是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才是我党的正确路线。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也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剧。
作者通过长时间调查了解写成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说起谎言，在文革中的兰考县说的太多了，甚至说要党的领导人身上。所谓“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个天大的谎言，焦裕禄同志如在天有灵的话，他是不会承认他这个“亲密战友”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出很多证据那是封的假亲密战友。还有谁要是反对所谓的亲密战友，就是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把他和焦裕禄、毛主席划成等号。因此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一个小小的兰考县在文革中打死致死一百多人，致残打伤上千人。。。。全县的生产和群众遭到的损失和破坏更一言难尽。这就是所谓亲密战友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谎言造成的悲剧。
我希望这本书早些出版，以便澄清是非，明辨真假凝聚人心，加强团结，更好的在党的
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刘呈明    2004。1。6
一直是焦裕禄的老领导老上级的张申同志，现在已八十八岁高龄，他到今天，只有有朋友去看望他，他便问，我写出的这部书何时出版，我知道，他是期望，能够早日看到这部书，这是老人的一件心事。
张申同志看了我写的这部书，最早给我写了一封信，写出了他的愿望和期待。
彦芳同志：
你好。托转孙玉尊同志的书已送到。他已给你去信，想该收到了。
《谎言的悲剧》书稿早已看过，是一本好书，望早日出版。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事都是真实的。当时（1952年冬——1969年秋）我是中共开封地委书记，书中人和事我都亲身经历过。在那种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中我也是谎言的制造者，传播者。但当悲剧初现时，曾因直言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反“右”后，谎言风愈刮愈烈，悲剧也愈演愈大愈深。痛定当思痛，以警后人。目前，某些当权者制造的谎言还少吗？悲剧也常见报端。悲剧来自谎言，谎言导出悲剧。谎言出悲剧的教训是深刻的。迅速出版该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重锤敲警钟，勇于面对历史，敢干宣传真知，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可重复。幸甚。
新年即到，祝新年好及全家康乐。
张申2003。12。26
2003年12月，我写兰考的又一部长篇纪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我去河南看望老同志，他们看到这写兰考在焦裕禄身后第九任县委书记朱恒宽同志事迹的书，自然非常高兴，为焦裕禄精神的在兰考的发扬而欣慰；同时，他们便关心起那早写出来的这部记录历史的书的出版。因为他们是这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他们不在，怕有些事情后人说不清楚，便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张申的信里所说，我送的书便是那部写兰考现实的长篇。我把它送到看过《谎言的的悲剧》书稿的老同志，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再做修改。我没有见到当年在开封任专员的孙玉尊同志，便请张申把书转给他。
我回到北京，便收到了孙玉尊同志的来信。
任彦芳同志：
你好。
昨日（12月19日）上午我在家中等你来访，因我临时有事外出未能在电话中和你交谈，请原谅。今天下午（12月20日）张申同志收你赠我的书送来，我非常感谢你。鼍外还有一事就是前几年你写的那本《谎言的的悲剧》一书，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出版？此书初稿我看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我希望该书能很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才好。你看如何？希望你今后能经常来河南。再来郑州时，欢迎到我家做客可好。此致
敬礼！                 孙玉尊  2003年12月20日
那几年，我是经常回河南省的，每年的五月十四日，是焦裕禄逝世的纪念日，我便去兰考参加纪念活动。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我在这一年六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焦裕禄的长诗《党魂——焦裕禄之歌》，为向兰考党组织汇报，我来到县委，这时听到广大群众和干部反映，说现任的书记，是个实事求是的书记；于是，我留了下来，在兰考深入生活半年，写出了一部反映兰考现实的长篇纪实。这是我对现实兰考的思考作品；因为我在这之前，写出了对兰考历史思考的《谎言的悲剧》，这新写的书可以作它的姐妹篇，故原起名叫《真话的心碑》。
写出这部书，我便去了美国，一年后回来，那部写历史的书没有结果，这部写现实的书，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时，才定下放下写历史的那部，把这部书改名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送给老同志的那部书。
200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兰考县委隆重纪念，我应邀参加。见到了焦裕禄身后的几任书记，有我书中写过的周化民，有在兰考转折时期任书记的 文同志。他们都关心这部写历史真相的书何时能够出来。我无法回答兰考的同志和百姓。
历史在沉思，时间在深化着思想。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面对历史，是虚弱的表现；现实是历史的继续。
就是在这纪念焦裕禄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我在《谎言的悲剧》这部书里所写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曾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在五月七日，即焦裕禄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周离开了人间。
历史到这时，应该有一个总结了。时间过滤了个人恩怨后，会看历史更加客观。
当事人在一一离去，当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如果不在他们还健在时，记录下他们经历的真实，必会留下历史的遗憾。
今天终于可以回答老前辈的期望，终于可以告慰走了的老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