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图为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956年9月，中央八大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主席台上。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他在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56年6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
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做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对毛泽东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为了把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5月5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查。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了，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从当时的情况看根本是无法反对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选择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政治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3年“大跃进”，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渡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摘自2007年12月《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