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 第六章　　新政与萧条：洛克菲勒家族 第七章 第八章

第六章　　新政与萧条：洛克菲勒家族

　　占领制高点“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
　　——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质问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停止用黄金偿还债务的决定

　　摩根家族的衰落
　　1931年9月，英国和一批欧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标志着把纽约建成以金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只要看看这个1919年凡尔赛和会以后由摩根家族公司建立的国际银行信贷体系和债券认购制度有多么脆弱，就会发现这次失败合法合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
　　1930年，美国的农业萧条已经蔓延到全国，1345家银行倒闭，主要是小型农业银行。继续营业的银行也面对着不断加剧的储户提款、深不见底的衰退、信贷资金限量发放和更深的萧条，更多的银行倒闭。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下降螺旋。1931年又有2294家银行关闭，这个数字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1932年又有1453家银行关闭。1932年是大选年，危机已经从个别银行蔓延到所有的州。从内华达州开始，各州州长宣布全州“银行放假”，试图制止恐慌挤兑。不久，密歇根这个工业州也给银行放假了。
　　外国中央银行担心美国最终会让美元对黄金比价贬值，以刺激工业出口、遏制失业扩大的趋势，它们和其他美元持有者开始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最终必将来临的危机已经无法避免，这更加坚定了美联储不惜一切国内代价坚守黄金平价的决心。1931年10月，美联储在一周内将贴现率从1.5%提高到3.5%，增加了一倍多，试图在当时实行的金本位制下做到“失去的黄金收于货币流通”。
　　这么高的利率毁掉了美国国内银行复兴的任何希望，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危机。这一切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的银行储户挤兑。从8月到11月，包括流通货币和银行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下降了8%，在美联储短短的历史中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在高利率之下，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并没有按照“高利息吸引金钱”的理论而增加，反而发生了惊人的下降，损失达11%。
　　从1929年10月的股市崩溃到1932年年底（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就职之前），美国国家财富的蒸发规模令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从大约88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年底的420亿美元，连一半都不到了。
　　就在1929～1933年纽约股市垮塌的混乱当中，在全美国好几千家小型地区性银行破产的浪潮中，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在纽约银行的最高层发生：谁将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呢？
　　如果不算1861～1865年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的公债主导了美国的资本市场。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溃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美国公债就达到160亿美元（1930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2%。到1946年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公债达到278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70%。在仅仅16年之内，联邦政府的名义债务就增加了17倍以上。
　　美国的银行业务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为股票买卖和国际信贷融资，转向为联邦政府的债务融资。银行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债券的交易机构，而不再是商业贷款人。在几乎40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都无法恢复到1929年达到的水平。
　　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后果，就是在国际投资银行业的权力大大缩小，特别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银行从事的那些国际投资业务。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这些银行向欧洲或拉丁美洲发行债券而赚大钱的能力也随之失去了。
　　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20世纪20年代摩根的继承人和本杰明·斯特朗与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保持了亲密关系，从始至终摩根家族不断深化和扩大同衰落中的伦敦金融城的交往，以此建立了它如日中天的国际影响。
　　1931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的诺曼正在疯狂地、徒劳地竭力将英国保留在金汇兑本位制之中。此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告诉诺曼，英国政府的救援计划必须和摩根公司一起制订，该公司仍然是女王陛下的政府在美国的财务代理。如前所述，这是自1914年以来摩根一直占据着的能赚大钱的位置。
　　摩根公司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是，英国必须大大降低失业救济金的标准，遭到内阁成员的多数反对，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英国工党政府为此下台。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写道，纽约的银行家要求以削减英国失业救济金作为贷款的前提条件。摩根保证要组织一个纽约和其他银行的辛迪加，筹集2亿美元的巨款，以此拯救英镑和摩根的金本位制。
　　结果，摩根还是太晚了。1931年9月19日，麦克唐纳政府宣布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事件标志了摩根将英国和伦敦金融城财力结合起来建设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统治计划的失败。
　　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将不再让摩根公司作为他们在美国的政府独家金融代理。这是摩根自1914年以来一直在扮演的角色，曾给摩根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此摩根家族的内部权力在美国企业界明显衰落下去。鲨鱼最善于闻到鲜血，尤其是对手的鲜血。
　　摩根在纽约金融界的首席地位遭受的第二次和毁灭性的打击，发生在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正式名称是《1933年银行法》。为了减少将来的股票和金融投机泡沫，该法令禁止拥有公司的银行同时拥有包括保险和投资银行在内的其他金融公司。它还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存款提供担保。
　　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是支持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唯一一家纽约大银行。大通银行主席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奥尔德里奇计划》是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核心。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3年的前几个月一直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尽管遭到摩根和纽约的其他银行的强烈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大通银行向洛克菲勒旗下各公司（如标准石油公司）提供传统的（实业）贷款，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它越来越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这一点和摩根很不一样。
　　在摩根最虚弱的时候，洛克菲勒不失时机地在对手的后背上插了一刀。大通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银行不正当行为的调查中不仅洁身自保，还能被描画成新政的“友党”，这在华尔街那个行当中十分罕见。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轻蔑地说成是“自己阶级的叛徒”，因为他发表过攻击华尔街贪婪和腐败的讲话，说他们是“经济保皇党人”。罗斯福政府的措施，如设立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则被传统保守的华尔街银行家视为迈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大步。
　　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后者的营业范围是购买、出售和承销公司证券。《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通过的时候，全国的银行尚在恐慌之中，罗斯福政府刚刚开始执政；一度强大的摩根家族遭到此项法令毁灭性的一击，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黄金危机和美元缩水
　　1934年1月，以美国为中心的金本位制仍在带病运行，政府又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运行状况危急、需要政府援助的银行，结果触发一轮新的恐慌挤兑，遭难的是数千家资本匮乏的小银行。
　　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两天后颁布了一项全国银行假日法令。每一家在美国的银行每周都要关门四天，不能存款也不能取款。总统先生表明他蔑视正式的法定程序，他只援引了一项1917年的《与敌方贸易法》作为他的法律依据。按照这个逻辑，持有以黄金为担保的美元的外国人，现在就成了“敌人”。
　　美国国会在3天之内就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使总统的行动合法，并授予他采取进一步行动所需要的几乎全部法律权力。1933年4月5日罗斯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或拥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联邦政府没收了本国公民的黄金。黄金是永远的通用货币和偿债的最终手段，国家大规模没收黄金就是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强制侵犯，换来的只是印在纸上的支付承诺。公民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在不断恶化的萧条中只能期望将来会有好光景。没有几个人能明白黄金的复杂运转。
　　同时，政府还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1933年6月，国会宣布传统的黄金条款合同失效。可是，有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这类合同已到期，其中有按揭合同、寿险保单和铁路债券等。黄金条款本来是预防通货膨胀的手段和全额货币偿还的保证；债权人可以根据合同条款，要求以货币或黄金两者中的任意一种作为支付的手段。现在不能这么做了。债权人再也不能要求用金币偿还私人债务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当被问及对国会废除黄金条款（罗斯福的诸多紧急稳定措施之一）的看法时，他怒气冲冲地反问道：“嗨，总统先生，那不成盗窃了吗？”当美国财政部宣告不再用黄金还债时，伦敦称之为“美国式违约拖欠。”
　　巴鲁克赚钱，别人赔钱
　　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走出金融危机并趁机大大增强了自己拥有的权力和财力。他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金融托拉斯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融资专家,华尔街在国会的政治“捐助人”。他不仅是威尔逊、胡佛、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还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
　　巴鲁克在当时是最推崇坚持正统的金本位制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发了大财，他的身份是以古根海姆家族为首的美国铜业托拉斯的股票推销人。
　　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16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克领导国防部的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后来的军工委员会的前身。在美国参与战场拼杀的时候，他是军工行业事实上的统治者。在这个职位上，正如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所记录的那样，巴鲁克把美国工业的主要部门组成了企业卡特尔，还帮助铜业等行业建立了大规模的托拉斯，如同价格同盟一般，就这样从战时的生产中赚了大钱。
　　巴鲁克充分利用了他在国防部机构的职位，获得内部信息。在一份有记录的实例中，巴鲁克曾经在美国参战前两周向他在铜业卡特尔的生意伙伴们通风报信，暗示他们把黄铜价格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向美国政府出售重要的战争物资——黄铜，数量巨大。两周后的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Ibid.,p.271.这一切都发生在巴鲁克担任涉及公信力的敏感职位期间。
　　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欧洲战争之后，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中巴鲁克的谋私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遭到报纸的攻击。在战争时期，巴鲁克曾提名由他在华尔街的老朋友和商业伙伴小尤金·迈耶，来监督对铜的全部政府采购。当时迈耶是政府战时金融公司主席。内部人交易和利益冲突对于巴鲁克从来就不是问题。巴鲁克后来为他的朋友迈耶获得了很有政治影响力的《华盛顿邮报》的所有权，很可能就是对他的答谢。
　　华尔街崩溃时，巴鲁克被认为是华盛顿的胡佛政府内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会中的民主党力量开始不断上升，在这个时候当一个民主党人可以掌握很多的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当政的时期中，巴鲁克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名望，主要的手法是向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提供大量政治资金。他曾经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权力掮客，能控制国会参众两院60张选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1930年之后，巴鲁克更频繁地被共和党的总统赫伯特·胡佛点名进行磋商，讨论有关对于一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国会，总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在对付国内蔓延的经济危机这一点上，国会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建议。
　　巴鲁克在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之前几周售出手中的全部股票，抢在危机前面赚了大钱。他对此从不掩饰，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几乎被奉为神谕。但是他从来不告诉大家，他的密友、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建议下也这样做了。巴鲁克和丘吉尔都能做到在股市的巅峰期出手，而这事恰恰就发生在英格兰银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了1929年9月的伦敦股市崩盘之前，这总有点令人生疑。人们会怀疑丘吉尔和巴鲁克利用了自己的内部人身份。
　　在1931～1932年的关键时刻，伯纳德·巴鲁克在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进而主导了立法和政治辩论。很有影响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权力在手的国会人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巴鲁克在南卡罗莱纳州庄园的狩猎常客。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也是巴鲁克圈子里的人。
　　在大萧条的头几年里，巴鲁克占据了对华盛顿的经济政策有特殊重要影响的权力职位。那种时代大家都没有经历过。他利用这种影响力所做的事情，日后将要证明对随后的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力主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不要和执政党作对、不要让白宫瘫痪，而是去和胡佛的共和党达成一致。“国家处在一种亢奋状态里，”他告诉参议院的朋友：“它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变革。我们现在不要试图纠正太多的东西。”
　　民主党有许多方案来代替胡佛灾难性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是每一种真正的替代选择在巴鲁克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下都被扼杀了。在这关键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民主党提不出替代胡佛自由放任政策的方案，这个不作为状态与80多年后的2008年国会对共和党7000亿美元拯救华尔街的史无前例的提案进行辩论时我们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沉默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巴鲁克是这样说服国会的：商品价格的下降在1930年10月已经到底，“自然疗法已经发生功效。我不相信政府可以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每一次政府插足都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有一次他对一群民主党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说：“商业必须经历被绞干的艰难，然后再从头开始。”好像国民经济只是一台巨大的洗衣机。一位在座的经济学家提出抗议，如果走这种放任自流的路，政府是在冒街头发生暴乱的风险，巴鲁克这样反驳他：“用催泪瓦斯总是可以对付的。”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全力以赴地反对一切政府市政工程支出和借此缓解失业的建议，他轻蔑地说那叫“岗位膨胀”。1931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巴鲁克认为国家正从衰退中复苏”，而同版上的一篇报告却是反映67000名失业者在纽约市排队登记找能救急的工作。巴鲁克呼吁提高税收，目的是在危机中保持政府预算的“平衡和健康”，他坚持认为所有能发挥作用的公共支出都将使美元膨胀。他的眼睛永远只盯着黄金，从来看不见大众的福利。
　　巴鲁克成功运用他对国会中民主党人的影响力，说服他们支持胡佛的共和党提出的破坏性财政紧缩政策。在国家更深地陷入经济萧条泥沼的时刻，巴鲁克瓦解了制定替代性经济政策的所有努力。在萧条的年代里，巴鲁克坚持不懈地把通货紧缩当作国家政策一直鼓吹下去。
　　巴鲁克的战略核心是金本位：他要防止国会修订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任何尝试，不惜一切代价使美国坚守金本位制，即使英国和其他24个国家在1931年年底已放弃了该体制，他也不会改变，正如他写给参议员好友吉米·伯恩斯的信中所说：“这个国家是不能脱离金本位制这个基础的。”
　　巴鲁克力促国会和胡佛政府不要放弃金本位制。胡佛的财政部副部长是小奥格登·米尔斯，也是巴鲁克在胡佛时代在阿拉斯加金矿的商业伙伴，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巴鲁克的老朋友小尤金·迈耶，他刚刚被胡佛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董事。
　　在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显然将赢得1932年11月的总统大选时，巴鲁克迅速转向，加入罗斯福联盟，而他先前曾反对提名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巴鲁克开始在纽约银行的金库中私自囤积金条，向欧洲的供应商购买黄金，还从他自己的阿拉斯加朱诺黄金矿业公司购买。1933年2月，即罗斯福就职典礼前的一个月，巴鲁克已经有66个金条。他在此时突然停止了购买黄金。巴鲁克已经得知了当选总统罗斯福的黄金政策，他是精选出来的“智囊团”五个成员之一。
　　1933年4月5日，罗斯福发布了总统通告，表示所有的私人黄金要返还给美国财政部。此时巴鲁克在大家的眼中是“持有金砖最多的个人”。当年的晚些时候，罗斯福政府又宣布，它将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所有新开采的黄金。这是一个错误的恢复商品价格的行动，巴鲁克是主要受益者。巴鲁克还随时向他的朋友丘吉尔通报事态的发展。
　　到1932年2月，在大选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令人震惊的低点。超过10亿美元的货币黄金消失了。一方面是由于黄金外流，另一方面是私人囤积，这些都是随着美国银行业危机的扩大而发生的。根据法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必须筹集到1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当时，联邦储备银行的“自由黄金”数额下降到4.33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周1.5亿美元的速度消失。巴鲁克鼓足力气向私人和公众呼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金本位制。
　　胡佛坚定地宣称，他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触动”金本位制的自动运作机制。黄金继续从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流出，倒闭的银行也越来越多。
　　从1932年5月《费城档案》的一篇社论中可以听见全国越来越尖利的警报声：
　　在3个月内美国必须暂停黄金支付。如果政府要拖到最后才被迫动手，美国就要大难临头了。如果政府现在就采取行动，它还可以控制通货紧缩，结束萧条，赢回繁荣……以现在黄金逃离联邦储备系统的速度来看，6周内市场公开的交易就会被迫停止。要到黄金储备耗尽时他们才会骤然停手——黄金的链条环绕着医治衰退的一切措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打仗一样与萧条作斗争？1917年我们就宣布了黄金禁运，为什么没有人想想这是为什么？……胡佛总统宣布协约国的债务延期偿付，但是却让这些债务国（指法国和英国。）的国民抽走我们的黄金，还把我们朝毁灭的方向推动。我们是不是被奇异的迷思攫住，为什么只要一提到这种贵金属，我们的行为就失去理性？
　　结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3年4月19日宣布，美国已停止美元在金本位制之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他就职后的首次官方行动之一。
　　1934年1月罗斯福按照国会的《黄金储备法》恢复金本位制，这是美元对黄金自1900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贬值。1900年麦金利总统签署的《金本位制法》，曾再次确定1美元的价值为25.8格令（又称“谷”，为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64.8毫克，原为麦穗中部麦粒的平均重量。——译者）黄金。
　　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国置于国际金本位制之下，并规定国内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各联邦储备银行都要把自己的黄金送到美国财政部，换取财政部发行的黄金证券。罗斯福利用该法令赋予他的权力，宣布美元立即贬值59%，既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自此美元保持了每盎司纯金35美元的比率，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一场致命的美元危机，那是标志美国世纪走向终结的起点。此时即１９３４年，摩根家族的相对影响力的衰落已经显露无遗了。
　　洛克菲勒胜利亮相
　　摩根家族在美国权势集团中的衰退，导致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这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从此被一个家族的利益左右和支配，这在美国也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20年代在摩根建立全球美元势力的时候，洛克菲勒集团一直处于幕后。他们忙着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拉丁美洲、欧洲和其他地区扩展标准石油公司的势力，并且还集中力量建立了一个国际化学品工业和军事工业，这正是美国的冷战时代军工综合企业的前身。（请参见笔者的《石油战争》第五章。“军工综合企业”（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又译作“军事工业复合体”或“军工复合体”。——译者）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强大的洛克菲勒王朝实际上由四个兄弟掌管，即第二代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四个儿子：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第三，还有劳伦斯·洛克菲勒。第五个兄弟，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在家族王朝的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太重要。这四兄弟以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詹姆斯.斯蒂尔曼）为中心，建立了在美国权力集团最高层里的洛氏集团。第一国民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中有威廉·洛克菲勒（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兄弟）；大通银行是他们标准石油公司的家族银行，在1933年时居世界银行之首，当大通与洛克菲勒的公平信托公司合并后，即处于洛克菲勒的控制之下。
　　最初华尔街上的大多数人诅咒罗斯福新政，把它看做美国迈向经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大步，可是洛克菲勒兄弟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萧条和危机以及国家的新角色这个巨大的优势，来建立他们的全球帝国。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惧怕出自罗斯福内阁的任何政策。他们的人支配了总统著名的“智囊团”，其中最初的五人并没有正式职位，可是却能左右总统的政策决定。
　　在罗斯福总统身边，有一个最接近最高权力的人，总统的贴身知己，曾是洛克菲勒雇员，名叫哈里·霍普金斯。他为洛氏家族指点如何行事才能对他们家族利益有好处。在他主持“有组织的社会服务”这个团体的10多年里，从头到尾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霍普金斯是美国在战争年代仅次于罗斯福的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被新闻界称为“代总统”。后来他竟然住到白宫里去了。
　　在同一时间里，洛克菲勒家族还与罗斯福智囊团的另一个成员有密切联系，这个人就是影响力很大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A.小伯利。他后来作为洛氏家族的顾问，为洛克菲勒的战后拉丁美洲利益而工作，又是纳尔逊·洛克菲勒自传的合作作者之一。他同洛克菲勒家族的紧密关系从自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当律师时就开始了。
　　由于听从了他们这些人的建议，有助于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政策没有被罗斯福所采用，国家被导向一种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社团主义”式的松散的国家管制。
　　1937年，罗斯福总统（以缺乏对经济学的理解而著名）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他接受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意见：萧条正在结束，过高的政府开支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是最大的潜在危险。
　　于是，罗斯福削减联邦开支，大大削减了整个政府中的新政机构的预算，如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失时机地紧缩了货币供应，给消费者支出猛踩了一脚刹车。在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股市下跌的时候，有200万美国人失业。媒体把它叫做 “罗斯福萧条”。美国第二次陷入了衰退，罗斯福再一次求助于小伯利这样的人和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帮助他制定使美国摆脱第二次萧条的战略。洛克菲勒对此一定是求之不得的。
　　在低迷的股市氛围中，洛克菲勒家族正好可以大展宏图，把手中相互联结的工业和金融机构的网络进一步扩大，因为骨干企业的资产早已被纳入了这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把占多数的中小企业拿来做一下对比，罗斯福新政最善待的，是洛克菲勒集团和最接近他们的《财富》500强企业。
　　擅长调查的记者沃尔特·温切尔曾报道说，霍普金斯承认过，他被任命为商务部长的时候还欠着洛克菲勒的钱，所以他就把商务部部长助理的职位给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洛氏家族第三代第二个儿子。——译者）。1975年9月7日，洛杉矶的《先驱调查者报》指出，纳尔逊·洛克菲勒是被霍普金斯引进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圈的。当时才30多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就任商业部部长助理后不久就成了罗斯福密友，曾与总统在香格里拉（即现在的戴维营）秘密休假。
　　1938年，小伯利成了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任职期间，他可以让从委内瑞拉到巴西和其他地区的洛克菲勒石油等行业得到巨大的好处。
　　巴鲁克、洛克菲勒等大企业支持墨索里尼模式
　　那个时候洛克菲勒在华尔街的利益集团、伯纳德·巴鲁克和大企业的上层圈子下定一个决心，要重组美国的经济，使它按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中央集权的社团主义模式发展。1931年，巴鲁克和他的密友伯纳德·斯沃普（通用电气公司和国民城市银行董事）力主胡佛总统实行一项“稳定工业”的紧急计划，那个计划的真实目的是要使大企业摆脱《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为大型的公司合并打开大门。在萧条期间的股票价格很低，手中有钱的人（如洛克菲勒集团）吞并接管企业是很容易并且很廉价的。
　　斯沃普计划和巴鲁克的想法被胡佛否决了。胡佛是从思想意识上反对国家干预的。当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于1932年反对胡佛的形势变得清晰时，巴鲁克和他的华尔街朋友迅速地转换方向，用无数的金钱来铺路，试图打进罗斯福的内部圈子。同媒体精心策划的宣传相反，罗斯福不是它们描绘的“要把放债人从庙宇里赶出去的那个小个子英雄”，他是东海岸富裕家庭的子弟、特迪·罗斯福的远亲，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华尔街的人，特别是巴鲁克和洛克菲勒等集团的人。
　　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有这样的叙述：“在1933年总统就职典礼后的首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的顾问和金融专家伯纳德·巴鲁克以及他的朋友休·约翰逊将军（后来负责国家复兴管理局）来了。他们拿出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詹蒂莱写的书送给每一个人，我们都十分认真地读了那本书。”
　　社团主义的国家工业复兴管理局
　　同样的一个国家控制下的工业改组计划，巴鲁克和斯沃普在1931年没有能够让胡佛接受，但是罗斯福却接受了。
　　1933年5月，罗斯福在他就职几个星期之后，向国会提议成立国家复兴管理局（NRA）。在萧条的危机当中，这个提案只经过最低限度的辩论就通过了。它的第一任负责人是休·约翰逊，伯纳德·巴鲁克的同事和顾问，准将，曾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战争工业委员会里与巴鲁克一起共事。巴鲁克和约翰逊的这个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国家在战时对工业的紧急动员，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参与过执行。大企业和华尔街从那时到现在始终沉醉于再次手握这种经济大权的梦想中
　　大萧条将会成为他们的机会。约翰逊将是他们的人。在美国政府中，公开认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社团主义”将来也是美国模式的人，就有约翰逊。
　　约翰逊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组织了数千企业，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规章是由同业公会和行业组织起草的，经国家复兴管理局批准加入其中的公司，可以合法标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标志“蓝鹰”。
　　指导国家复兴管理局政策的，是三个工业巨头组成的三驾马车，都是权利无边的人物：沃尔特·蒂格尔，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杰拉德·斯沃普，就是前述斯沃普计划的作者，也是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路易斯·柯尔斯坦，波士顿法立尼父子百货公司副董事长。
　　通过蒂格尔对约翰逊的国家复兴管理局的影响力，洛克菲勒集团现在可以重新把那33家独立的石油公司组合在一起了，它们是最高法院在1911年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下令解散洛氏石油公司后形成的。这只不过是罗斯福总统任职期间，洛克菲勒集团在巩固了自己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决策地位之后，在经济衰退期间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而已。
　　1930年，大部分银行都在艰难争扎，以图生存，洛克菲勒的大通国家银行却兴旺发达。在这段时间里，该银行的负责人是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的儿子，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其父正是起草了1910年哲基尔岛成立美联储的秘密提案的那个人。与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同名的这个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他的妹妹艾比嫁的正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
　　大通银行在1930年金融危机最初几个月的最大的并购行动，是对纽约公平信托公司的并购，小约翰·D·洛克菲勒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这一并购使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最大银行。
　　由于大萧条时期摩根家族的衰落，洛克菲勒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制高点。它们除了控制纽约大通银行和纽约第一城市银行以外，还控制了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大石油公司，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又译作“飞马石油公司”或“莫比尔石油公司”。——译者】）、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索/埃克森）、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德士古）。
　　洛克菲勒集团对大化工行业和国防工业产业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控制范围包括联合化学公司、安纳康达铜矿公司、杜邦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奥林麦吉森公司、壳牌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陶氏化学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合成纤维公司、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城市服务公司、斯托弗化学公司、大陆石油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美国氰胺公司、美国汽车公司、本迪克斯电气公司，还有克莱斯勒。
　　洛克菲勒开始购买通用汽车和摩根早年创建的通用电器的大量股票，也购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当时还是一家新公司）的股票。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洛克菲勒集团手中的工业资本和那些银行，已经稳稳当当地做好了发战争财的准备。他们用不着等待很长的时间了。

　　第七章 策划美国世纪：战争与和平研究

　　“如果把战争目标说成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事情，那么这些目标同世界各国人民就无关了。应当着重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1941年

　　洛克菲勒家族筹划他们的战后帝国
　　J.P.摩根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跑到他的银行大楼外面或者厂区外面去成立免税的基金会来安排他的财富，扩张他的影响力。只是在大量出现报道科罗拉多发生矿工罢工，私人警卫枪杀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之后，约翰·D.洛克菲勒才被他生意上的首席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说服，用自己的财富成立一个免税基金会，从1913年开始，利用这笔免税的资金来扩大家族的权力和影响力。这有一点像是美国的美第奇家族（意大利佛罗伦萨13～17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译者），只是略输文采。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盖茨的指导下于1913年在纽约州成立。盖茨被洛克菲勒称为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生意人。盖茨将精力集中在这个新基金会的部分项目活动上，这些项目不只是要增加洛克菲勒的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撬动为洛克菲勒家族利益服务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在慈善的外衣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绘制世界版图。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几乎不为人知。
　　1939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经费，与美国国务院一起，开始进行一系列绝密的长期研究。该课题被称为战争与和平研究，为期5年，到1944年结束。该项研究的主持人是艾赛亚·鲍曼教授，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负责人，他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的秘密战略顾问机构“探索”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鲍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地理学家，自称是美国的豪斯浩弗，后者是希特勒推崇的地缘政治家。
　　早在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洛克菲勒家族、美国最大的公司和银行的负责人就已看出，美国市场对于他们的野心来说实在太小了。在他们的眼里，美国的“天定命运”，即美国力量的无限扩张，必将是世界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轻松的胜利和从凡尔赛和约得到的欧洲财富，只不过是吊起了他们的胃口。
　　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直接参战还有整整两年时间，洛克菲勒家族就秘密成立了有很大影响力的政策小组。这个秘密小组的任务是由洛克菲勒集团布置的：制定美国战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其所根据的假设是一场世界战争即将来临，而美国将要从这场战争的废墟中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力量崛起。
　　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为人手不够的美国国务院完成了所有的重大战后规划。1942年之后，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变成政府官员，从国务院拿工资，这样他们利用政府的高级职位可以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1939年11月至1942年底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拨出至少35万美元的经费，由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起草了战后的美国经济霸权方案。这是一种投资，就像洛克菲勒家族大多数的慈善投资一样，这些钱在后来得到成千倍的回报。它为战后的美国全球商业帝国确定了方向。
　　“美国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洛克菲勒帝国，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实，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在几十年后由他们授权正式出版的历史纪录中，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对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说了不少话：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年多以前，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设想一项非常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支配了此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机构的紧张生活。仿照“探索”小组的工作方式，以这个计划为中心，他们为对外关系理事会构想了制定国家政策的角色。1939年9月12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和马洛里乘火车前往华盛顿，会晤助理国务卿乔治·梅塞史密斯。当时国务院手中并没有掌握多少供学习、研究、政策设计和制定的资源;在这些事务中，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在二战前夕比他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辈并没有多少长进。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回想起“探索”小组的谨慎的冒险计划：成立一个独立的分析和研究课题组，由它来指导美国在今后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将要出现的、富有挑战性的新世界里的外交政策。这个课题被称为“战争与和平研究”。
　　“这件事高度保密，”艾赛亚·鲍曼写道：“如果被很多人知道国务院正在与外部团体合作，整个计划就将‘搁浅’。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提供资助，开始还不太情愿，但是一旦明白了它的适用性，就掏了差不多35万美元出来。在其后5年中，参加战争与和平研究的人员有将近100人，分为4个专题小组：财经、安全与军备、领土和政治问题。这些小组开会达250多次，通常是在纽约，从晚餐时间直至深夜。他们撰写了682份备忘录提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将这些报告定级为“保密”级，并在相关的政府部门里传阅。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秘密课题有明确的目标：为美国最终继承1914年之前英帝国的角色奠定坚实而持久的基础：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一个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一个无人能挑战的美国对正走下坡路的“英国治下的和平”的继承。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那些决策者，都是从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精英成员中挑选出来的，而且逐渐被钦定的洛克菲勒派系所控制。与英帝国不同，这个美国版本的全球统治理念不是帝国的军事征服和殖民地占领，而是一个以经济目标为基础的控制理念。这也算是一种巨大的改进，它让美国企业巨头把“为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民主和人权当作幌子，以“自由企业”和“开放市场”作为旗帜，把他们的一己私利隐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在战争期间，在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政策战略的影响下，罗斯福被说服去向丘吉尔表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了“拯救英帝国”。被罗斯福省略掉没有说的话是，他们参战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利坚帝国，即后来所谓的美国世纪，连其中最微小的细节都是按照洛克菲勒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利益来制定的。
　　1941年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提交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明确指出：“如果把战争目标说成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事情，那么这些目标同世界各国人民就无关了。应当着重强调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样才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团队所代表的利益可以是任何事情，唯独不是民主。它反映的是美国银行、工业公司和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的少数精英在全球开发出来的利益。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所代表的商业界是与其他的美国人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是实行寡头控制的、坐拥权力和金钱的贵族。
　　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安全小组的记录，为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预见到了这样一些因素：“……过去的那个英帝国会再次出现，……美国可能不得不取而代之……”。美国“必须培育出一个有关世界安排的思想观念，这将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别人，也许相当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他们提出，美国人要想永远保持自己的活力，只有接受无止境扩张的逻辑。1942年，对外关系理事会负责人艾赛亚·鲍曼写道：“只有胜利之后对这个世界的控制，才能衡量我们取胜的意义…… （美国必须得到）在战略上控制世界所必需的（地盘）。”
　　这个秘密小组在另一份E-B19号备忘录中包含了一些关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基本要素的陈述，总结了关于“实现美国至高无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的完整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元素……”他们提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协调与合作，要确定外国行使主权不能超过的限度，使其构成的威胁被局限于世界上的最小区域——那些对于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区域。”
　　美国国务院1944年4月的一份备忘录澄清了这个小组从西方“获取资源”这个概念背后的原则：平等获取世界资源的机会是美国公司才有的，其他人没有。美国要主宰西半球的生产，同时让美国的财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各种形式散布开来。“要保持正在到手的绝对控制地位，警惕地保护美国手中现存的特许权，还要坚持美国公司在新地区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原则”。
　　对外关系理事会财经小组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有纳粹的统治，一个统一的欧洲对于美国来说将是多么危险。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于1941年6月中旬指出，决不能让一个统一的欧洲发展起来，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强大到足以严重威胁美国的“大区域”。一个统一的欧洲被认为“从根本上不能与美国的经济体系兼容。”
　　战争期间，对外关系理事会在美国国务院内部的工作小组确定，大部分非德国世界，必须成为美国的新的“大区域”，这还是只是“伸伸胳膊”的最低限度的“活动空间”。它的最后形态将包括西半球、西欧、远东、前英帝国（正在解体）、中东无与伦比的能源（因竞争对手法国和英国被赶出去而转到美国手中）、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当然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整个世界。中国也包括在内。在帝国的蓝图里没有“谦逊”这一说。
　　“美国世纪”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大约10个月之前，亨利·卢斯（《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东海岸权力精英中背景很深的成员）在1941年2月17日发行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美国世纪》。卢斯在文章中介绍了以对外关系理事会和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为首的洛克菲勒集团正在形成的一致意见。
　　卢斯写道：“暴政可能需要很大的生存空间。但是自由需要的生存空间现在和将来都要比暴政大得多。”他是在公开呼吁美国人接受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新角色，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他写道：“对策就在这里：全身心地接受这个责任和机遇——为我们认为恰当的目的，用我们认为恰当的手段，对这个世界发挥我们的全部影响，充当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
　　这是对美帝国的呼唤，但是没有用这个名称。卢斯为这个帝国披上了理想主义的民主外衣，很像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说的：“纵观整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这个大陆上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和无数宏大的目标。现在，在所有行动和目标的基础上，我们把所有行动和目标都编织起来成为一面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旗帜：这就是自由的凯旋。”他用煽动性的言辞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这种精神召唤，每一个人都竭尽所能，每一个人都展望最宽广的地平线，我们要创建的是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
　　卢斯是精英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出版帝国就设在纽约新建的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生活大厦。卢斯反映的是面向世界的围绕着洛克菲勒的美国企业界和银行系统的新视野。它们需要在战争结束后不受阻碍地使用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这一点中，它们看到了机会。
　　美国银行业和工业巨头需要的空间与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说的“大区域”概念和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的财经小组调查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世界贸易。他们以“美国至高无上的军事和经济霸权”为前提，建议把西半球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美国主导的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了当时仍然是全球帝国的英国。美国的“大区域”要覆盖这个星球上除了苏联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让美国愤怒的是，对于美国的资本渗透，苏联的大门一直紧闭着。
　　早在美国参战之前，洛克菲勒资助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就对战后世界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他们认为这个战后世界的目标将是一个“美国世纪”。他们并没有感情用事。财经研究小组在1940年提交给对外关系理事会和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写过这样的话：
　　对一个自己要在其中掌握不容置疑的权力的世界，美国应提出的第一位要求，是迅速实现全面的重整军备计划……要确定外国行使主权不能超过的限度，使它构成的威胁局限于世界上的最小区域——那些对于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区域。
　　60多年后，小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宣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上面那些话。
　　艾赛亚·鲍曼是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创始会员，是该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组长，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地缘政治家”。他给了“大区域”另一个名称：“一个美国经济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是希特勒为德国扩张寻找经济正当性的一个地理学名词。出于很明显的原因后来这个词不用了。他们用了一个听起来较为中性的名称：美国世纪。洛克菲勒集团对战后美帝国主义的设想越来越清晰了。
　　正如鲍曼和对外关系理事会在国务院的研究小组里其他人所看到的那样，美国新经济地理的倡导者将他们自己定义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的无私拥护者，是帝国主义的敌人。他们会把多国控制作为工具来倡导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鲍曼曾在“探索”顾问组工作。如上所述，“探索”顾问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绝密战略小组。为了掩饰美国的帝国野心，鲍曼干的就是用自由和仁慈的言辞编织伪装的外衣。
　　鲍曼和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所预见的美国对1945年后世界的主宰，将通过一个由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新机构来完成。它就是“美国生存空间皇冠上的宝石”——联合国组织。这个组织体系包括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些新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后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鲍曼的对外关系理事会课题组已经为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后来的联合国组织的基本纲要，并且把总统说服，全力以赴地支持它。在自由贸易和打开世界各地封闭市场的旗帜下，美国大企业将推进他们的方案，强迫打开尚未开放的新市场，以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以及战后美国制造业产品的新的销售渠道。
　　鲍曼的课题组为国务院和总统起草了600多份政策文件，涵盖了地球上每一个能想到的地方，从大陆到最小的岛屿。所有这些都是假定美国在战争中会取胜，而这个时候华盛顿甚至还没有正式参战。
　　对于洛克菲勒和其他具有前瞻眼光的美国决策机构人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力量的强弱将不再由殖民地领土的军事控制来衡量。英国的和欧洲的殖民帝国都已经证明，那种做法太昂贵了，效率太低。实际的权力将直接用经济状况来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倡议者约瑟夫·奈后来所说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其实是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最有控制力的金融系统来支持的。
　　洛克菲勒建立自己的拉丁美洲商业帝国
　　当战争于1945年结束时，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像洛克菲勒家族那样折射出美国大企业的全球观。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的基础，是石油和银行，是这两个行业的全球帝国。这个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纳尔逊、约翰第三、劳伦斯和戴维四兄弟。正是他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在这个家族的眼中，战争的胜利结束是实现他们称霸全球的战略从未有过的黄金机会。
　　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将要在确定所有这些全球利益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谨慎的而且又是决定性的幕后角色。这些利益被聪明地重新定义过了，洛克菲勒的私人利益现在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艾赛亚·鲍曼和他在美国政府里的战争与和平研究的同事们设想和定义的“大区域”概念和发展自由市场的概念，很快就变得明确起来。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对外关系理事会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新的、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的家族开辟的、开发拉丁美洲商业的经济可能性。
　　在战争期间，纳尔逊曾在美国政府的一个高级情报机构——泛美洲事务协调处——担任职务。这个机构在名义上代表的是罗斯福的白宫。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上，纳尔逊可以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打击纳粹渗透美洲和促进“美国式民主”的幌子之下，用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商业盟友身上，这些盟友分布在从巴西、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甚至到阿根廷这样最重要的国家里。他精心地为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这首先是洛克菲勒利益的基础。
　　1940年8月，纳尔逊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泛美洲事务协调处处长，这是美国官方的中立地位所不允许的。为了掩盖这个微妙的麻烦，泛美洲事务协调处把在拉丁美洲促进“美国文化”拿起来作掩护。
　　战争托词：罗斯福的“珍珠港”
　　当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赢得史无前例的第三届总统任期的时候，他对德国发起最终战争的秘密计划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他不仅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了丘吉尔——这样做违反了美国正式承诺的中立立场，而且在导致1941年12月日本决定攻击珍珠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些事件中，罗斯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国会战后公布的秘密档案、其他文件以及罗斯福之死，可以毫无疑问地表明，总统和他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通过对日本禁运石油以及准备美国在太平洋反对日本扩张的军事行动，故意挑动日本进入（对美国的）战争。那些文件还表明，在日军轰炸珍珠港的前几天，罗斯福就已经充分了解了日本海军的行进路线和攻击时刻这样的具体细节。
　　是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挑动日本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以便动员不知情的普通美国人同意参战，建立美国世纪。这是洛克菲勒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组用来实施战后方案的工具。历史学家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珍珠港袭击事件的联合委员会（由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任主席）听取了美国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被定为“绝密”级，20年后才解密。该报告明确地指控罗斯福政府、罗斯福总统本人和陆军部长史汀生。报告指出，日本决定轰炸珍珠港有这样一个背景，罗斯福1941年7月26日发布的行政命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道命令将一切涉及到日本利益的金融交易和进出口贸易都直接置于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该命令的效果是要实际上停止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在东京，它被解释为一种针对日本的战争行动。
　　1941年日本对珍珠港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机群的突袭，造成美国人死亡2403名，受伤1178人，战舰18艘和飞机188架遭到损失。早在11月26日，攻击前的两个星期，丘吉尔曾亲自提醒罗斯福即将来临的攻击危险。罗斯福的回应是撤除珍珠港舰队的防空系统，这是确保日军袭击获得成功的措施。
　　美国海军上将理查森和金梅尔在1941年1月25日共同起草并发往美国海军作战司令的信中，警告过日本有可能攻击珍珠港，这是在袭击发生之前差不多11个月的时候。信中指出：“日本可能会不宣而战，可能采取任何一种形式……日本的袭击可能会针对航运、外围阵地或海军部队。袭击珍珠港或企图封锁航道都是可能的。”
　　此外，还有一些措施是可以确保珍珠港在日本攻击的时候没有防御能力，而且显然是有意而为的。正如上述美国陆军珍珠港委员会的调查显示：
　　12月7日的情况可归纳如下：海军没有进行远程侦察；通常的4或5架PBY水上飞机都出去了;防空高炮和舰载飞机没有进入周日的常规机动状态，航母和舰载飞机都在离瓦胡岛一定距离的位置上；飞机都在地面上，处于停放状态；陆军和海军的位置非常接近；海军除第9和第12特混编队以外的舰队都在港口停靠，这两支特混舰队中有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列克星敦号和企业号两艘航空母舰。
　　除了高射炮固定阵地附近的弹药外，陆军弹药都在军械库里；当袭击发生时，两个战斗联队以及高炮部队都在各自的固定位置而非战斗阵地上。一切都按照反阴谋破坏一级战备的要求集中在密集的范围内。这使他们成为空袭的明确目标。总之，港口的布防完全适合空袭，而日方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7月19日，珍珠港遭到袭击前5个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曾得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日方电报，由代号“魔术”（“Magic”是一个美国陆军信号官创立的电码字，他称呼自己的电码破解人员为“magicians”魔术师，他们的行动计划为“Magic”，如“Magic”外交简报。——译者）的情报小组破译。这一份被截获的从广州发往东京的电报部分内容如下：
　　最近的全面动员令表明，日本已下定决心，要结束英美增援挫败日本自然扩张的努力……最近的目标是非武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但必须镇压那里的抵抗并执行戒严令……我们下一个日程是向荷属东、西印度群岛发出最后通牒。在占领新加坡时海军将是主力……有了在托管地、中国海南和印度支那的潜艇舰队，我们就可以杀伤英美军队，粉碎阴谋抵抗我们的力量。
　　在珍珠港袭击之前整整5个月，美国政府最高层就知道与日本的战争即将来临，其根据是美国情报部门绝密的“魔术”小组截获和破译的日本海军和外交电报。攻击发生前一个月，即11月7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金梅尔收到过海军上将斯塔克发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看来事态正稳步走向太平洋危机。何时爆发尚难断定。我对此的主要反应已如此前致你的信……一个月之内可看到事情的大部分真相。’
　　随后，1941年11月28日，金梅尔又收到斯塔克从华盛顿的来电，部分内容是：“与日本的谈判似乎实际上已经终止……日本今后的行动无法预测，任何时刻都可能采取敌对行动。如果下一个敌对性质的行动不可避免，美国要让日本首先公开动手。”
　　在这个警告之后，金梅尔海军上将接到的华盛顿的命令，是珍珠港不安装防范空袭的远距离侦察设施。Ibid.,p.105.从11月28日到12月5日，金梅尔按照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命令，部署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连同6艘重型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一起，从珍珠港起锚驶往中途岛和威克岛，因此太平洋舰队最先进的战舰耐人寻味地远离了12月7日的袭击现场。华盛顿故意扣下了来自金梅尔的一份重要情报，该情报在袭击数天之前指出日本的目标是珍珠港。而他曾经被明确告知，袭击的目标可能是菲律宾或附近岛屿。
　　正如参议院的调查所进一步指出的：“牛顿海军上将没有收到关于我们与日本关系日益危险的情报。他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命令，并认为他离开夏威夷是一个没有特殊目标的任务，只是前往中途岛，以列克星敦号上的飞机中队增援该岛。结果是，除了例行公事以外，没有任何备战的命令来为战斗机配备武装，…… 港口备战条件没有变化，只有海岸警卫队照例在珍珠港附近海域巡逻，他们为海港的通道扫清了障碍。报告指出，进一步减少珍珠港防御的举措是，“来自珍珠港的巡逻机中队得到命令，去中途岛接替将前往威克岛的飞行中队。这个巡逻机中队于11月30日离开珍珠港”。
　　参议院的正式调查接着指出：“然而，对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正在接近的敌对力量没有任何侦察行动，而这正是已知最危险的领域，我们所要调查的正是这种无所作为有何正当理由。”
　　正如调查所指出的，华盛顿有责任告知金梅尔海军上将，它如何估计敌人最主要的战略行动将会来自何方。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的责任是，准备好应付最坏的情况，并且“当他得到战争警告并按照命令执行一项防御部署时，他必然会思考这样的行动将可抵御所有可能的危险，而夏威夷就充满这样的危险。”
　　华盛顿的巫术
　　参议院报告中有这样的细节：陆军部和海军部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但却秘而不宣。有了“魔术”情报小组截获和破译的日本与她驻外机构之间的通信，华盛顿掌握了有关日本行动目标的大量情报。“魔术”小组的情报是绝密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看到，以保证无人知晓美国破译日方电码这个事实。
　　罗斯福甚至没有告诉丘吉尔这件事！丘吉尔设在切尔滕纳姆的代号为“超级机密”的绝密情报部门也破解了日本密码。当然丘吉尔也没有告诉罗斯福这个秘密。
　　能看到被截获和破译的日本情报英文文本的，只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总参谋长、作战计划部部长和军事情报部部长。在海军里只有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部长、作战计划部部长和海军情报部部长。另外就是国务院和总统的海军助理（他直接呈交机密文件给总统）。
　　12月6日，“魔术”情报小组截获并翻译了电报并于上午9点半至10点之间送达陆军部和白宫，交给了总统的海军助理、海军上将比尔德尔的助理，命令将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交总统。主管舒尔茨将情报送给了总统，总统与哈里·霍普金斯一起阅读。情报也送给了国务卿费兰德·诺克斯，他也看了电报。情报也送给了威尔金森海军上将。
　　这封被截获的电报是东京发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通报，它说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00或珍珠港的清晨，将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日本轰炸美国珍珠港的海军舰队、使罗斯福得以推动国会向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个国家宣战的那个事件。
　　海军上将金梅尔在作证时说：“如果我能在11月28日得知这些重要事实和‘舰只在港’的情报，我现在确信，我将不服从海军部将航空母舰派往威克岛和中途岛的要求。我将会命令第三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从西海岸返港。我会随舰队出海，将舰队部署在实行拦截的海域。这将允许舰队部署打击力量，迎接对夏威夷海域的攻击。”然而，金梅尔却成为珍珠港遭遇袭击的替罪羊并且被迫辞职。
　　丘吉尔于1941年11月26日致罗斯福的信是他们的通信中至今因“国家安全”原因而从未公开的唯一文件。据报道，他警告罗斯福珍珠港即将遭到攻击。
　　对珍珠港的毁灭性袭击给了罗斯福立即宣战的理由。这是一场将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帝国和卢斯的“美国世纪”的战争。
　　即使在美国国会1941年12月向德国、日本和轴心国宣战之后，罗斯福政府中的强势集团和美国工业界中洛克菲勒集团内部和周围的圈子，继续和德国主要的军事工业部门相勾结，这些非法的、叛国的事实在战后都被适时地埋进历史纪录的底层。
　　洛克菲勒衣橱里的第三帝国骷髅
　　美国权势机构中的洛克菲勒集团以及从亨利·福特到杜邦的无数企业老板，都曾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欧洲模式，甚至德国的纳粹主义所吸引。华尔街和美国大工业集团一向是反劳工的。当面临着必须向更广大的民众做出让步的形势时，他们的手段十分毒辣。他们显然很欣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强力对付有组织的劳工、打击工会及其他各种政党（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然而，他们在战前对法西斯的同情之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因素。他们就像在英国圆桌会社里的堂兄弟一样，渴望一场更大的战争，一场在难以战胜的、潜在的对手苏联和德国之间争夺欧亚霸权的战争，一场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参与其中的战争，正如英国的精锐部队英国特种空勤团（英国皇家空军下属的特种部队。——译者）的创始人之一戴维·斯特林爵士所说的，两个大国相互厮杀“流血到死”的战争。这与雅利安人种优越的意识形态和浪漫幻想没有多少关系，尽管直到193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在慷慨资助希特勒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和用人做的活体试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欧洲的废墟上建设美国世纪。
　　1941年美国参战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更名为“埃克森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它控制了84%的美国石油市场。它的银行是大通银行，由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的免税基金会控股和拥有。标准石油公司中仅次于洛克菲勒的最大股东就是德国的法本公司——德国的大型石化托拉斯，它是德国军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洛克菲勒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可追朔到1927年。大约从同一时间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大量资助德国威廉皇帝学会从事的优生学研究。
　　当纳尔逊·洛克菲勒负责的美国政府泛美洲事务协调处在表面上打击纳粹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却通过其主席沃尔特·C.蒂格尔和董事长威廉·法里什，设法运送重要的四乙铅汽油给德国空军。标准石油公司的蒂格尔、亨利·福特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亨利·德特丁爵士在战争爆发之前，都是公开地亲近第三帝国的。（1942年3月25日，美国副总检察长瑟曼·阿诺德宣布，标准石油公司的威廉·法里什对与纳粹相勾结的犯罪指控“不提出异议”。当老布什与1980年当选副总统之后，他的个人财产被存入由标准石油公司领导人的孙子掌管的封闭式信托基金。布什总统提名家族的老朋友，狄龙—里德公司的道格拉斯·狄龙担任财政部长。）
　　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不久，蒂格尔就安排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私人公共关系“斯宾博士”（即“舆论导向专家”，受雇代表某组织向媒体做正面宣传的代言人。——译者）艾维·李，向德国法本公司和柏林纳粹政府提供有关美国对德国重整军备、对第三帝国对待教会以及组织盖世太保的反应的情报。李的任务后来变成了在美国策划亲德宣传运动，以培育美国对第三帝国的同情。李拿的钱是通过在德国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现金账户支付的，而这个国际清算银行正是根据1930年的《杨格（Young）计划》为了管理德国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而设立的。建立这个银行本身就是一个讽刺。艾维·李拿钱的时候，国际清算银行行长是曾经在洛克菲勒纽约大通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的美国人盖茨·麦克加拉。
　　杜邦家族和布什家族也难逃干系
　　后来在德国纳粹空军轰炸伦敦时，英国政府曾抗议标准石油公司给纳粹德国提供四乙铅基（汽油）——高辛烷值航空燃料必需的添加剂。没有它,德国空军的飞机就无法飞抵英国。标准石油、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拥有四乙铅添加剂的世界专利权；1938年蒂格尔在伦敦与法本公司董事长赫尔曼·施米茨的一次秘密会见中,作出安排向法本公司“租借”数吨四乙铅添加剂；他也为日本提供同一种化学添加剂做过安排。
　　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公司，是动手为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和法本公司在战争期间的秘密协议实施合作的那个机构，总部位于特拉华州。通过这些石化项目的协议，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成功地将杜邦纳入了洛克菲勒公司的轨道。项目中包括车用汽油抗爆添加剂四乙铅等。执行这一项目协议的是四乙铅公司，它是标准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合资建立的一家企业。
　　早在1919年，杜邦公司高管就向（德国的）卡尔·博世提出了生产染料的想法。这个博世就是后来的法本公司的创始人、合成氨的发明者、当时任巴登苯胺与苏打工厂董事会主席。博世认为与美国分享德国的专业知识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杜邦公司并不气馁，始终不放弃获取德国技术诀窍的企图。1925年法本公司成立。翌年，杜邦公司高级职员就与它的两个制造炸药的重要子公司——炸药股份公司和科隆-罗特韦勒公司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君子协定”，给予它们在生产新工艺和产品（例如黑色火药和安全导火线）方面的优先选择权。
　　在20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在德国军火工业的投资超过300万美元，使自己大大领先于自己的美国竞争对手。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杜邦公司高官同意向第三帝国出售“军用推进剂和军用炸药”，这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和美德之间的和平条约，而且受到驻德国的杜邦公司高管的警告：法本公司用金钱支持纳粹是“众所周知”的，但杜邦还是这样做了。
　　1934年，参议院就杜邦公司与法本公司和欧洲厂商签订秘密卡特尔协议举行了军火听证会，有关报道在会上向公众做了披露。杜邦家族高管，如拉莫特、费利克斯、皮埃尔和艾琳，都矢口否认，直到有文字证据说明杜邦与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若干德国公司的确签有生产炸药的卡特尔协议。
　　尽管遭遇过这样难堪的曝光，杜邦公司在纳粹执政的那些年代还是进一步发展了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向对方提供过生产丙烯酸酯与合成氨产品的特许，并于1938年将制造丁纳橡胶所需的重要工序提供给德国化学制造商。丁纳橡胶是当时刚刚开发出来的合成橡胶，是制造轮胎的重要物质。
　　即使违反了美国中立的法律，即使派驻柏林的美国大使威廉·多德警告过罗斯福总统，这些战略工业专门技术的秘密交流还是在继续进行。杜邦一直与法本公司拉拉扯扯，继续进行关于贸易协定的谈判，直到1941年它的董事会终于通过投票决定卖掉这家德国公司的股票，“暂停”专利方面的交流，直到“当前的紧急状态”结束。在那个时刻，杜邦公司说的“当前的紧急状态”就是美国向纳粹德国和轴心国正式宣战。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向敌方交出了制造合成橡胶的秘密、先进的乙炔生产工序以及合成汽油的生产方法。合成汽油工序使德国纳粹空军在空中能够继续飞行两年半，使得希特勒的庞大摩托化部队不至于瘫痪。
　　直到德国的装甲部队开进了低地国家和法国，内维尔·张伯伦周围的英国圈子和洛克菲勒集团的华尔街圈子才最后确信，第三帝国将向东而不是向西获得它的“生存空间”。围绕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张伯伦臭名昭著的慕尼黑“绥靖”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怂恿德国向东朝着当时的苏联去扩大“生存空间”，其方式是暗示英国对此并没有兴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的深刻教训，即永远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已在德军总参谋部和纳粹领导层中根深蒂固，而美国人竟然未能体会出来。
　　1938年2月，美国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标准石油控制美国IG公司（与施米茨的法本公司成立的一家美国合资企业）的问题。在调查中蒂格尔撒了谎，不承认他知道任何内幕。随后，他谨慎地在该公司改任一个不显眼的职务，并按照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要求，将他对日常事务的控制权移交给他的朋友、标准石油公司高管威廉·法里什。标准石油公司也向政府撒了谎，说它已改变了政策。但是这种变化完全是表面的。它们改变的只是运输船队的登记地，即改在巴拿马登记，以逃避英国方面的搜查或扣押。它们的船只继续运送石油到摩洛哥海岸以外的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到非洲西北部的西班牙属撒哈拉近海，在那里用虹吸管将石油注入德国油轮再运往德国汉堡。
　　法本公司持有设在纽约的通用苯胺薄膜公司90%的所有权，在有利可图的美国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家挂名公司控制的美国各公司的资产达到1150万美元，在这些公司里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和杜邦公司。
　　这个消息的披露在新闻界和华盛顿引起轰动，导致通用苯胺薄膜公司的资产根据《与敌贸易法案》被查封，导致杜邦公司和另外两个美国公司在1943年遭到起诉，理由是它们有企图控制全球重要战略金属物资的阴谋。杜邦公司最终被判定有罪。
　　1944年1月，特拉华州的那家公司再次作为炸药卡特尔垄断协议中的同谋被起诉并出庭受审。在德国知道这个协议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法本公司监督委员会的卡尔·杜伊斯堡、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卡尔·博世、博世的首席财务顾问格海姆拉特·赫尔曼·施米茨（为法本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设计伪装控制的公司）、威廉·卡勒博士、三四个IG公司的高级董事以及参加起草协议的、深得信任的财务顾问埃尔温·雷斯蓬德克。
　　1941年12月，德国和美国之间开战，并没有影响这一协议。正如雷斯蓬德克在战后所说，法本公司“在战前和直到1945年1～2月的德美冲突期间，通过一条经过巴塞尔的安全路线，一直在向杜邦公司提供极其详尽的情报”。
　　法本公司送到杜邦公司的和它从杜邦公司收到的机密文件“被锁在一个特别的保险箱里，除了三四个特别主管之外，公司里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
　　杜邦和法本公司都参加了大量极其敏感的与战争有关的研究和开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名叫瓦尔特·黑尔特的德国化学家就已经改进了被称为“大旋风B”的毒气，当时是作为除虱剂使用的。这种气体的生产由德国虫害控制学会掌管。该学会资产的42.5%掌握在法本公司手里。纳粹于1942年建立毒气室开始执行“最后解决”的时候，正是这个虫害控制学会提供了大旋风B毒气。
　　战争期间，美国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在1942年提交参议院的一项调查中指控洛克菲勒与法本公司的关系“已触犯了通敌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战地记者保罗·曼宁1944年8月10日报道说，洛克菲勒-法本合作伙伴，通过下属的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各家银行，转移了它们的“外逃资本”。在罗斯福白宫的保护下，洛克菲勒和杜邦公司因违反《与敌贸易法案》的行为只交了轻微的罚款，没有受到其他任何惩罚。
　　在洛克菲勒和华尔街支持第三帝国同苏联打仗的大人物中，还有普雷斯科特·布什，即前总统老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像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小布什一样，都是耶鲁大学精英秘密会社“骷髅会”的成员。
　　布什家族与强大的洛克菲勒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就有了密切的合作。两个家族都从石油和军工赚了大钱。
　　乔治·H.沃克和塞缪尔·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前总统老布什的祖父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布什王朝的创建人。沃克是圣路易斯市的金融家，靠战争合同发了大财。1919年，他被铁路大王的继承人艾夫里尔·哈里曼雇用，担任驻华尔街的哈里曼公司董事长，在20世纪20年代投资于石油、航运、航空和锰金属，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在俄国和德国。塞缪尔·布什开办了在俄亥俄州的公司，即七叶树钢厂，是生产武器的。他于1917年到华盛顿担任伯纳德·巴鲁克联邦军工委员会的小型武器、弹药和军械部的负责人。Kevin Phillips,Bush Family Values:War,Wealth,Oil,February 8,2004,The Los Angeles Times.乔治·沃克和塞缪尔·布什都参与了美国军工综合企业的建设。
　　普雷斯科特·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几个军火公司的负责人，走了财运，那几家公司都是通过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公司（即蒂森康采恩，其控制的联合钢铁公司于1949年被拆分为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和莱茵钢铁公司。——译者）秘密生产武器并且给第三帝国提供资金。布什家族的另一家公司——得克萨斯德雷塞工业公司，生产的是投掷到东京的燃烧弹和原子弹项目用的气体扩散泵。
　　布什家族不仅与有权有势的哈里曼银行和铁路部门有长久的关系，而且与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控制的美国石油工业也有亲密的联系。
　　布什家族与约翰·D.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可追溯到100年前。当时，洛克菲勒说服替他运送石油的、部分属于哈里曼的铁路部门，从七叶树钢铁公司购买运输需要的重型设备。就这样，洛克菲勒让塞缪尔·布什的七叶树钢铁公司发了大财。20世纪20年代，乔治·沃克曾帮助苏联石油工业重建，而正是在担任得克萨斯德雷塞工业公司的董事期间，普雷斯科特·布什取得了国际经验；德雷塞工业公司部分由哈里曼家族银行控股，与洛克菲勒石油行业关系密切。后来德雷塞公司成为哈利伯顿公司的一部分，那个公司由于迪克·切尼（小布什的副总统。——译者）而臭名远扬。
　　作为1929年股市崩溃后改组华尔街权力的结果，艾夫里尔·哈里曼的投资银行哈里曼公司与英美投资公司布朗兄弟公司于1931年合并，成立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其中的高级合伙人是艾夫里尔、他的兄弟、普雷斯科特·布什和撒切尔·布朗。伦敦分行以布朗-希普利公司之名继续运作。蒙塔古·诺曼在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之前，一直是这家银行的高级合伙人。
　　在20世纪20年代，哈里曼已经在为德国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在纽约当银行家了。1934年，第三帝国的第二年，普雷斯科特·布什，即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开始担任德国钢铁托拉斯的联合银行公司的董事。1926年，普雷斯科特·布什的一个密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狄龙-里德公司的克拉伦斯·狄龙，代表蒂森创建了德国钢铁托拉斯，并在这家新钢铁托拉斯董事会里占有两个席位。
　　1924年，联合银行公司在哈里曼公司的曼哈顿办公室正式成立。联合银行公司与蒂森在荷兰的贸易航运银行有连锁业务。它被用作蒂森在德国和美国的企业通过在荷兰的银行跨越大西洋来回转移资金的工具。布朗兄弟、哈里曼、普雷斯科特·布什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像布什一样也是耶鲁大学秘密会社“骷髅会”的成员）都是蒂森在德国以外的金融业务经理。
　　1942年，美国政府外侨财产保管署的利奥·T.克劳利签署了《第248号接管令》，根据《与敌贸易法案》扣押了普雷斯科特·布什的财产。这项命令刊登在含混不清的政府纪录当中，没有向新闻界发送。它只是这样解释说，联合银行公司是为“德国的蒂森家族和/或匈牙利……这一指定敌国的……侨民……而开办的。”
　　战后，美国国会调查人员调查蒂森的股权、联合银行公司和相关的纳粹机构。他们报告说，联合钢铁厂在第三帝国期间提供的德国国民总产值份额如下：生铁50.8%、普通钢板41.4%、厚钢板36.0%、马口铁38.5%、金属管45.5%、电线22.1%，还有35.0%的炸药。这些东西对战争军备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洛克菲勒、哈里曼和布什家族不仅可能曾经在理念上赞同过希特勒德国控制工人、实行指令性经济这些办法，而且他们还向第三帝国的战争集结提供决定性的战略支持，其介入的程度之深，几乎不为人知，归根到底，这一切只是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目的不是支持一个获胜的德国，他们是要创造一个美国世纪，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将要在1945年以后浮出水面的洛克菲勒世纪。
　　布什、洛克菲勒、哈里曼、杜邦和狄龙都在多年前向第三帝国提供关键性支持，作为他们宏大的地缘政治博弈计划的一部分：让欧洲列强，特别是德国和俄罗斯，相互打击，正如一位英国战略家所说:“让双方都流血而死”，从这里打开美国世纪霸权的大门。这是洛克菲勒的“战争与和平研究”课题的真正内容。
　　除了战争期间在德国和欧洲干的那些事情以外，纳尔逊·洛克菲勒还要扮演一个战略角色，这就是为了正在崛起的那个战后美帝国获取拉丁美洲的大量资源和政治联盟。
　　建造洛克菲勒克的拉丁美洲帝国
　　战争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在拉丁美洲的作用，是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前协调美国的情报和秘密行动。他是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美洲事务私人情报负责人威廉·斯蒂芬森爵士之间的直接联系人。斯蒂芬森爵士领导一家挂名公司，名称是“英国安全协调处”。值得注意的是，斯蒂芬森非公开活动的秘密总部设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第3603号房间，离纳尔逊自己的办公室不远。这不会是巧合。洛克菲勒和斯蒂芬森在美洲共同的情报行动中密切协调，同时洛克菲勒正在组织力量，攫取英国在该地区的上等资产。
　　洛克菲勒给华盛顿带来了一支他从家族企业关系网中挑选出来的队伍，其中包括大通银行的约瑟夫·罗文斯基、来自安德森·克雷顿农业商品公司的得克萨斯州棉花大王威尔·克雷顿。纳尔逊的助理约翰·麦克林托克在战后经营的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有广大的种植园，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他做代表，适时地策划了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
　　纳尔逊·洛克菲勒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为他的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巨大的利益扩张奠定了基础。是他提出了美国与拉丁美洲的防务概念，即在冷战期间将该地区的军事精英与美国的政策捆绑在一起，其办法往往是通过残酷的军事独裁者，他们都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支持，并且都保证给洛克菲勒商业上的优惠待遇。纳尔逊称由他支持的拉丁美洲军事独裁者为“新军”。这个模式在若干年后将要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
　　纳尔逊·洛克菲勒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领军人物，当时他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的董事。1938年，他曾经尝试与墨西哥总统拉扎罗·卡德纳斯谈判解决标准石油公司在墨西哥的问题，但没有成功。当时，卡德纳斯已经将标准石油公司国有化，导致美国与墨西哥关系恶化。
　　20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成立了墨西哥美洲开发公司，并且对战后的墨西哥产业进行私人投资。他还鼓励他的弟弟戴维设立大通银行拉美分行。
　　战争期间，纳尔逊担任过罗斯福的泛美洲事务协调处处长，他组织过一个由新闻记者和大报业主组成的拉美网络。他用停止供应加拿大出产的新闻纸的办法来威胁中立的拉丁美洲报纸出版商。不久以后洛克菲勒就可以吹嘘他控制了1200家报纸的发行，只要拿新闻纸来吓唬那些报社就足够了，因为这些新闻纸必须由美国的船只运来。
　　洛克菲勒的媒体工作人员用特别策划出来的、对美国有利的新闻故事充满了拉丁美洲的出版物，其中最多的是有利于洛克菲勒在当地利益的新闻报道。在打击拉丁美洲的纳粹影响的幌子下，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兄弟们正在为他们战后建立庞大的私人商业帝国打下基础。
　　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败之后，美国一直是无人可以挑战的全球第一强国。它用纳税人的钱生产用于战场拼杀的飞机、坦克、军火、炸弹和其他物资，美国的工业因此得以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上得到重构。罗斯福新政以及胡佛大坝、科罗拉多大坝、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美国的铝厂和兵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电力。化学工业中的杜邦公司、陶氏化学、赫克力火药公司等已经成长为巨人。在所有这些成功者中，只有一个集团高居于美国权力的顶峰：洛克菲勒集团。1945年，洛氏兄弟占据了一个新兴的全球巨人的心脏。这个巨人被称为“美国世纪”。

　　第八章 战争与地缘政治冲突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哈尔福德·麦金德，1919年

　　英国地缘政治中被人遗忘的教训
　　“对外关系理事会”（CFR）的领导班子和洛克菲勒集团周围的跨国企业家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干的两类事情，怎么看都是自相矛盾和难以理喻的。一方面,在“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中,他们又出钱又出人。这个研究项目研究的是战后美帝国主导全球的宏图大业，甚至包括操作性细节;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标准石油和陶氏化学、杜邦等企业，又在不惜代价、不图回报、不遗余力地公然支持德意志第三帝国厉兵秣马的备战行为。
　　要解释这个悖论，关键在于理解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且要像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艾赛亚·鲍曼和耶鲁大学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那样思考。他们把英国人麦金德理论的精华浓缩到一个有美国特色的帝国地缘政治蓝图中。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美国精英们，不过是把战争当作一种政策工具，他们的目的很清楚——要扩大战后对世界金融的统治，创造一个美帝国式的“生存空间”（德国纳粹版的生存空间——译者。），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或任何潜在的大陆强国，都必须被“取代”。正如斯皮克曼所说，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战争就是拓展更大的美国生存空间、征服和占领新的市场。世人所谓的和平，其实只能算是“临时停战”，当劫掠某一新地区的财富的渴望突破了某种极限，又一场新的征服战争就势在必行，“临时停战”就会终止。斯皮克曼极有地缘政治远见，他在1938年就写道：“除非欧洲联盟的梦想能够实现，否则50年后世界四大强国很可能就是中国、印度、美国和苏联。”斯皮克曼、鲍曼和洛克菲勒王朝周围的精英就是这样理解国际政治的。他们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作了一个重大的修改：战争是外交手段的继续。
　　英国圆桌会社的主要人物不明白德国最根本的地缘政治要求，德国人特别是希特勒也不清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似乎都严重地误解了英国的基本地缘政治原则。
　　但是洛克菲勒、艾赛亚·鲍曼和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精英们倒是非常明白，在美国世纪作为全球主导力量崛起之前，所有逐鹿天下的潜在对手都必须在战场上拼杀角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彻底排除第三帝国填补法国及其盟友崩溃造成的中欧权力真空这个可能性。
　　早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罗斯福和丘吉尔就有过秘密通信。丘吉尔精明且不择手段地维护着英帝国的利益，试图利用他与美国总统的私交来为英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欧洲战争最初数年里最神秘的一个疑点是：希特勒在向东进攻苏联之前，曾经可以在敦克尔克轻易征服丘吉尔的英国,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悲剧，目的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是相互对立的地缘政治战略的一场巨大冲突。英国有自己的传统地缘战略：分裂欧洲大陆,控制海洋。丘吉尔出人意料地与对手中最强大的美国结盟来反对德国，他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要想维持英帝国全球主导力量的地位，这是唯一的办法。
　　德国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以及军队高层中希特勒的反对派，奉行经济帝国主义而不是军事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纲领，即对东欧的和平渗透（德语称为“对东部的渴望”。——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对苏联的渗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战略会引发对斯拉夫人的残酷军事征服——以战争而不是工业界所希望的经济手段去征服这片领土。
　　而美国，特别是罗斯福、洛克菲勒、杜邦、普雷斯科特·布什和以对外关系理事会为核心的跨国企业界，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纲领，他们要支持希特勒，利用德国的地缘政治设想，在德国、英国和斯大林俄国的战争废墟上实现美国的全球统治，把德国再一次挑战美国生存空间的可能性一劳永逸地消灭掉。洛克菲勒家族和他们的同伙不是什么“亲德”派或者“亲英”派，他们是“美国世纪”派，忠诚于洛克菲勒,好似君主专制一样。对他们来说，时而与纳粹德国、时而与俄国和英国的策略性联盟，只是为了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全球霸权、他们想象的美国“天命”、他们的“生存空间”，或者无限的空间……
　　弗里茨·黑塞是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英国事务顾问。他认为，希特勒军事战略的主要缺陷，在于对英国地缘政治原则致命的错误估计。德国元首想不通，为什么丘吉尔会拒绝和他瓜分世界。当然在那会儿，英国连自身能否生存下去都没什么把握。
　　黑塞看到，希特勒这么做似乎是出于奇特的天真或有害的自负，而反对希特勒的那些高层人物也是一样的无能。在德国外交部、国防军总参谋部内部以及德国银行业和工业界上层（即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派别），也不具备把握英国地缘政治原则的能力。这个错误注定了他们主导的第三帝国政策的失败：在1940年未能与英国达成临时妥协。
　　即使张伯伦想要改辙也不行，他显然在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上陷得太深了。他无法利用盘踞在德国总参谋部核心的高层反对势力，阻止德国在与波兰接壤的“但泽走廊”处采用军事行动的方式解决争议。
　　不知为何,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5月上台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德国的反对派，而他当时公开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英国新任首相在欧洲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支持反对派，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可以大大减少希特勒对西欧,甚至最直接地对英国本土的军事威胁。
　　丘吉尔1940年5月入主唐宁街10号时，德国国防军已经占领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绝大部分、奥地利、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希特勒与意大利结成了军事战略同盟。他与中立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也有合作关系。此外，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就分割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也签订了战略协议。
　　英国发现自己和欧洲大陆的每一个盟友都被分隔开了，可要是打起仗来总是需要盟友当主力的。英国可以并肩作战的盟友一个也没有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有法国和英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呢。丘吉尔十分清楚，那个时刻离美国派兵上欧洲战场去捐躯的时候也还早着呢。丘吉尔并不是不知道德国内部反对派的重要性。甚至在进入张伯伦的政府之前，丘吉尔就已经知道德国内部的高层势力真的希望避免一场新战争,他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会见过反对希特勒的精英队伍中的一些最高层代表，包括埃瓦尔特·冯·克莱斯特-施门齐恩，他是波美拉尼亚的容克贵族，是埃尔温·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表兄弟和合作者。1938年夏季，丘吉尔曾邀请埃瓦尔特到他的查特韦尔庄园讨论德国的局势。一年后，即1939年8月，在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前夜，丘吉尔还在伦敦会晤了冯·克莱斯特在反对希特勒阵营里的密友——法比安·冯·施拉伯雷恩德夫，这次会晤是由德国的军事反间谍机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安排的。丘吉尔完全知道希特勒体制内的反对派处于何等的高位，具有何等的影响力。
　　英国首相为什么拒绝支持和鼓励希特勒的反对派？这是那场战争的一个神秘的疑点。对于那些不了解英国地缘政治原则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可是，张伯伦和丘吉尔在一个基本战略点上不谋而合,他们二人所界定的英国地缘政治利益，受到来自德国军队、政界和产业界中希特勒反对派的威胁程度，并不亚于受到希特勒本人的威胁程度甚至更严重。
　　黑塞曾非常准确地指出，对于英国来说，两个集团中无论哪一方在德国掌权都一样。只要德国主宰欧亚大陆的威胁还存在，德国就永远是英国地缘政治的主要战略对手。早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于1904年不加掩饰地描述欧洲心脏与世界岛的关系之前，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势力对欧亚大陆实现统治，从来就是英国的地缘政治均势理论的核心。
　　黑塞很熟悉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他也引用麦金德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对麦金德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地缘政治中的驱动力的精辟论述心领神会。黑塞指出，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陆强国不受挑战地主导欧亚大陆；欧洲大陆列强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德国对这一点却完全不能理解，这就是当时爆发战争的原因。正如麦金德在1919年的文章里所说的：“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对于反希特勒派的人来说,黑塞并不是外人，他熟识其中的许多人，因为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们都是冯·格莱兴-鲁斯武尔姆男爵的反对派精英组织——柏林的“德国人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与黑塞在一起的人，有些后来成为反对希特勒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如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希尔玛·沙赫特、弗里德里希·维尔纳伯爵冯·德·舒伦堡、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将军、沃尔夫·冯·鲍迪辛伯爵，以及克虏伯的冯·维尔莫斯基男爵。
　　黑塞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曾被任命为德意志东方联合会的领导人，这个德国地缘政治和工业发展的联合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联合会还有另外一个名称——“中欧经济理事会”。自从1934年以来，黑塞就是德国工业界的地缘政治战略行动的中心人物，其目标是开拓德国的大区域（即纳粹所谓的“生存空间”）。早在他们达成协议,让希特勒当选总理之前两年,1931年，德国大工业界就按照他们的想法重新塑造了中欧经济理事会。
　　第三帝国的大中欧区
　　后来的反希特勒组织的核心人物，也是来自这个把总理宝座拱手交给希特勒的保守的上流社会和官僚体系。他们在1933年1月还在支持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是他们能看到的唯一希望，希特勒能替他们挽回凡尔赛的损失，并且在他们设计的欧洲新秩序的心脏地带重建德国。
　　凡尔赛和谈以后，德国的一切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全都定位于重振德国这个完整的国家目标上。1930年后，这个重新崛起的强国的战略就是以建立中欧的霸权为中心。
　　1918年惨败之后，德国的四个永久性制度权力支柱，即德国工业界、军界、普鲁士地主容克贵族和德国官僚阶级，加上银行界领袖，事实上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秘密的、坚定不移的战略——重新获得德国注定要担当的在世界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角色。第三帝国总统冯·兴登堡在20世纪20年代对青年人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过：“曾经是德国的，以后还会是德国的。”
　　德国的法本公司是一家化学卡特尔，在希特勒上台两年之前的1931年，它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杜邦公司和其他美国大公司之间达成的秘密战略协定，可以说明德国工业界精英的经济战略目标。法本公司总裁卡尔·杜伊斯堡是这样说的：德国必须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力更生、从波尔多到敖德萨的经济组织集团，这是欧洲的脊梁”。他说这话不仅代表法本化学卡特尔，而且代表强大的德国工业联合会，他本人就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
　　杜伊斯堡所指的从波尔多(在法国)到敖德萨（在乌克兰）的经济区，是德国有可能占据支配地位的区域；这个地区覆盖的横跨欧洲的中心地带，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宣传中所说的德国的“生存空间”。如果德国有一天要挑战世界上的竞争对手，挑战英国、法国并最终挑战世界上最难对付的经济强国——美国，那么绝不能缺少这样一片经济区。
　　为了建立与德国东部和东南部毗连的中欧经济领地，产业领军人物用上了私人游说组织，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中欧经济理事会”。
　　1931年8月，当世界经济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之际，德国的大钢铁卡特尔（即那个长名协会）启用“中欧经济理事会”作为推动它的经济扩张计划的工具。它们眼中的这场国际经济危机是天赐良机，早些时候根本无法想象的国际行动计划现在可以推进了。
　　中欧经济理事会当时设在维也纳，是快要寿终正寝的一个机构，长名协会接管了它的财务，把总部迁到柏林，安排自己人蒂洛·冯·维尔莫斯基男爵担任主管。这位冯·维尔莫斯基是钢铁和军火巨头克虏伯股份公司的董事。20世纪20年代，他曾在前苏联主管克虏伯公司的业务。他是德国工业界领袖古斯塔夫·克虏伯·冯·鲍伦-哈尔巴赫的姐夫。古斯塔夫·克虏伯于1931年9月接替卡尔·杜伊斯堡成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负责人。
　　在中欧经济理事会的背后，是德国的大型工业集团。除了克虏伯公司和长名协会这个钢铁卡特尔之外，我们还看到杜伊斯堡的法本公司、鲁尔煤矿辛迪加、钾肥卡特尔、东普鲁士容克农业集团、德国机械制造协会，还有德国工业联合会，这是德国大工业界最强大的组织。德累斯顿银行董事卡尔·格茨和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阿布斯在中欧经济理事会重组之后也成为其中的重量级人物。
　　冯·维尔莫斯基男爵的这个中欧经济理事会在德国官僚机构体系中的地位非同寻常，乔治·托马斯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同它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后来的陆军部战时经济办公室主任被冯·维尔莫斯基男爵称为“我们的靠山”。希特勒命令生产越来越多的武器，生产的压力不断增大，托马斯在陆军部、军事统帅部和中欧经济理事会背后的私营工业集团之间，发挥着关键性的中间人作用。托马斯可以决定把哪些订单给哪些公司，第三帝国的整个战争部门越来越多地由他负责，一直到1942年。
　　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1934年之后，中欧经济理事会背后的工业界（克虏伯公司、法本公司等）是形成战争经济和领导它成长壮大的统帅。它们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大通银行、杜邦公司和美国其他大工业集团之间是有秘密协议的，其中最关键的内容，是使德国得到生产合成橡胶和合成汽油的技术。战争迫在眉睫，德国的经济要立足于自给自足,然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却没有告知德国的法本公司，合成汽油的生产工艺还有待完善。法本公司和第三帝国将不得不花费数量惊人的资金,建造特别的装置来生产合成汽油。
　　中欧经济理事会在德国外交部高层中的后台，是第二把手、外交部次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男爵。在外交部供职的另外一个人物——乌尔里希·冯·哈塞尔，20世纪30年代德国外交部常驻罗马的大使——也和冯·维尔莫斯基男爵一样，是“德国人俱乐部”的成员。当时冯·维尔莫斯基的私人朋友中还有一位显赫人物——希尔马·沙赫特，他同时担任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行长，也曾与中欧经济理事会密切合作，推动中欧经济理事会背后的那些制度性力量的经济扩张方案。
　　1932年10月，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几个月之前，中欧经济理事会与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人一起秘密前往罗马，会见了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他们面呈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其中提出了一个由德国和意大利联合瓜分中欧的建议。
　　中欧经济理事会在这份非正式备忘录中简述了意大利在东南欧地区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经济利益，提议把这个区域划给墨索里尼。德国自己将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主要的势力范围，重建1931年与奥地利结成的关税同盟（奥地利在法国巨大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该关税同盟）并把它扩大，这样德国就有办法直接介入匈牙利经济。
　　备忘录还提出，由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组成的多瑙河联盟，应当同德国和意大利达成详细的优惠关税和贸易协定。南斯拉夫应该被肢解，正在与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作战的帕维利奇部队应该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资金和武器支援。后来对南斯拉夫这个富裕而重要的巴尔干国家的分割，就是沿着这个备忘录提出的路线进行的，这样就回到了凡尔赛和谈以前的状况：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属于德国的经济领地，塞尔维亚属于墨索里尼的经济领地。在内部的讨论中，中欧经济理事会想得很清楚，备忘录中建议的德、意对中欧的瓜分难以长期维系，最后还将完全由德国主导。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较弱势的意大利人将被更机敏的德国公司逐步挤出舞台。
　　引诱法国
　　向墨索里尼提议分割中欧是对法国的直接挑战。法国一直支持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的所谓“小协约国”联盟，这是它们继续遏制德国扩张威胁的一步棋。
　　20世纪30年代初，中欧经济理事会中的德意志银行的代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出，中欧经济理事会的目标是“开发和培育与多瑙河国家的关系；切断这些国家对法国的依赖；创建这些国家与德国之间的合作，因此需要从切实可行的、纯粹的经济方面来把握。”这份备忘录还强调指出，只有德国在中欧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足够大，这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
　　1921年以来，法国利用国际联盟，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外部经济关系，他们有施耐德钢铁工业集团的巴黎联合银行提供的信贷和资金流，还有在奥地利通过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维也纳信贷银行得到的贷款。法国已经创建了有实际意义的“小协约国”，德国重建奥匈经济圈的一切努力都被压制，在苏联和西欧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已经形成。
　　20世纪30年代初，中欧经济理事会的经济目标是引诱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周边国家，使它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德国。相对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巴尔干国家将向德国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出口所得用于进口德国的工程物资、农用设备、机械等，实现农业机械化,建立农业联合企业，并建立地区性的小型工业。
　　中欧经济理事会的工业发展政策在国会得到了德国容克大地主的重要政治支持，后者得到的回报之一，是对粮食进口征高关税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德国的重工业界和东普鲁士反动容克贵族之间的联盟，一直就是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发展相对较晚的德国工业的主旋律，这种现象被一些人称为“德国工业的封建化”。
　　1935年以来，根据战时经济办公室托马斯上校的命令，克虏伯公司和法本公司动手购买了南斯拉夫的铜矿、锌矿和铝土矿的“控股权”（持有过半数有表决权的股票，从法律上讲即可控制一个企业。——译者）。它们通过设在比利时的一家只有邮政信箱的皮包公司秘密采购。国防部还要求法本公司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建立大型农业企业，这些国家适合大规模种植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这些大豆以前从东亚进口），这样可以使德国掌握重要动物饲料和食用油的独立来源，在未来发生战争时不受制于人。法本公司还受托与德累斯顿银行一起在罗马尼亚保护大型油田的生产能力。这些油田当时由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在经营。石油对于准备打仗的德国至关重要，因为德国的石油全部依赖进口。
　　当德国的贸易打入法国主导的“小协约国”，逐渐渗透东欧国家与法国原有关系的时候，中欧经济理事会的鲁尔钢铁和煤炭卡特尔利益集团奉行的政策，是“合理对待”法国钢铁工业，由此逐步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定。这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成就的顶点，是1937年7月的法德条约，由经济部长沙赫特代表第三帝国签署。根据这个协议，法国所需的煤炭将主要由德国供给；作为回报，法国钢铁制造委员会（洛林的德·文德尔和洛朗家族控制的钢铁卡特尔）同意向德国钢铁公司出口铁矿石，这实际上是把法国重工业的命运和德国人绑在一起了。
　　被文德尔和洛朗控制的法国钢铁卡特尔，变成了法国国内强大的亲德国工业派系的核心，而反希特勒的巴黎荷兰银行工业集团就被日益边缘化了。这个反希特勒的集团曾经提出，为了遏制德国，应该和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是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此人与法国钢铁工业界有私交。他担任大使职务直到1938年,公开代表法国钢铁卡特尔的利益集团，寻求与德国钢铁工业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弗朗索瓦-蓬塞因此在柏林被称为“希特勒特别喜爱的大使”。
　　在世界经济萧条的环境中,法国钢铁工业与德国的长名协会签订了特别的价格同盟协议，这对法国稳定钢铁工业很有帮助。类似的协议在德国法本公司和法国化学公司（特别是库尔曼公司和阿尔贝·布韦松的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之间也存在，后来还有进一步增加。时间已经到了1931年9月，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商业伙伴）布韦松被邀请到柏林，和法本公司谈判一项卡特尔协议；提议成立一个由法国和德国大工业组成的法德委员会，目的是鼓励法国对德国工业投资，德国以技术专利权相交换。
　　在1936～1939年的战前关键时期，法国工业一步一步地被德法“经济合作”的政策征服了；强大的亲德意识和亲德利益轴心也在法国工业集团内部逐步建立起来了，这个工业中心分布的区域大致上从法国南部的里昂到东北部里尔一线。
　　1939年年初，慕尼黑绥靖政策会谈之后，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在法国大工业的支持下，把法德工业合作的趋势合法化为官方外交政策，放弃了早先的军事遏制政策。倾向法德合作的法国大工业集团支配了全国主要媒体。他们拥有巴黎的四家大型日报，即《时报》、《评论报》、《信息报》和《工业日报》，大力资助另外10家报纸，使他们自己有坚实的力量来制造有利于德国经济战略的舆论。
　　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中，中欧经济理事会和卡尔·杜伊斯堡设想的那个波尔多-敖德萨经济空间中的“波尔多”一翼，在1936年之后也实现了。实际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法国与德国工业界之间的大量工业合作协议，对法国形成以赖伐尔和贝当为首的绥靖派具有决定性作用。1940年5月，与德国“战斗到底”的一切行动都被绥靖派压制了。
　　中欧经济理事会（即杜伊斯堡和克虏伯）的和平经济渗透扩张战略大获成功,而它唯一没有取得进展的地方，是斯大林的苏联。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苏联视纳粹德国为首要的战略威胁。这一局势也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正如佐恩-雷特尔所指出的，第三帝国自1935年以来就一直在秘密地活动，设计将苏联拉入战争。
　　欧亚经济空间
　　尽管在主要战线上有进展，但中欧经济理事会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和平经济渗透战略的最大障碍，却越来越集中到德国元首一个人身上去了。大工业界和金融界当初支持希特勒当总理，目的就是要收复凡尔赛和会上的失地，这是它们的主旨。可是希特勒却沉迷在战争狂想中，他要打一场彻底摧毁布尔什维克和“劣等斯拉夫种族”的战争，这在10多年前《我的奋斗》一书中已公开宣扬过。
　　在德国军队于1935年10月进军莱茵兰之前数月，希特勒曾召集他所谓的核心内阁，讨论过1939年春季发动对苏战争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这比他1934年2月提出的时间表提前了整整一年，原来的计划是1940年向苏联开战。
　　出席10月会议以及后来的规划会议的人，除了希特勒，还有他的副手鲁道夫·黑斯、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陆军部长维尔讷·冯·勃洛姆堡将军、空军的赫尔曼·戈林、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财政部长施威林·冯·克罗希克伯爵，以及沙赫特,此人具有新的双重身份，不仅是帝国银行行长，还是德国经济部长。
　　在内阁的讨论中，沙赫特为银行和大工业界的计划（中欧经济理事会的和平渗透政策）辩护，竭尽全力把经济渗透中欧和东欧的作用说得明白而有力，反对直接的军事占领。他用尽一起办法试图说服希特勒，德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全面战争，在战争中法国和“小协约国”可能会卷入进来反对德国。托马斯将军的盟友，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也提出军队缺乏足够的战争准备。沙赫特反对戈林的赤字融资筹措军费的主张，后来这也是希特勒的主张；沙赫特坚持认为这样做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结果是破坏整个经济的稳定。
　　沙赫特和支持他的工业界（如中欧经济理事会的冯·维尔莫斯基）坚定不移地认为，德国要实现对中东欧经济统治的战略，最好的途径是采用卡尔·杜伊斯堡的和平渗透、对邻国实行经济统治的战略，而不是领土征服和军事占领。
　　1935年11月，希特勒下了命令:德国为1939年对俄国发动全面战争进行备战。贝克和他的总参谋部，会同托马斯将军和中欧经济理事会的工业界，起草了一份清单，开列出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四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德国必须首先实现对中欧经济的稳固统治。他们指出，不能以军事征服和占领来实现这种统治，因为战线太长,军队会过于分散。德国必须实行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控制，以保证整个中欧得到所需要的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邮政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这样才能支持与苏联进行一场大型战争。他们实际上是要求把中欧经济理事会的中欧计划变成第三帝国的国家政策。克虏伯公司、法本公司和长名协会在关键时刻支持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提出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波兰的军队如果要成为德国的盟友，共同对抗苏联，它就要达到德国军队的战斗水准和纪律要求。他们建议，要做到这点应该通过一项《波兰与德国共同防御条约》，就像德国在1934年提出却遭到波兰拒绝的那个条约一样。第三个条件是，希特勒与日本签订一个针对苏联的相互结盟条约，在德国军队进攻苏联西部边界时，日本将同时发动对苏联远东地区西伯利亚的入侵。最后，总参谋部要求英国保证在德国向东进攻时严守中立，以避免1914年两线作战的灾难。
　　这些提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的中欧核心地带的经济战略维持下去，而且贝克、沙赫特和其他人都想尽力引希特勒走上另一条道路，即以武力威胁去实现对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及后来对波兰的领土要求，而不进行实际的战争。沙赫特和中欧经济理事会的重型武器生产商克虏伯公司等还支持一项出口武器的政策：德国可向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向中国、希腊梅塔克萨斯独裁政府和其他对德国有经济利益的地区扩大武器出口，这样第三帝国还能获得必需的外汇。如有必要，在巴尔干地区经济比较差的地方，可以用武器交换原材料，用易货贸易的方式，由托马斯上校的陆军部规定交换哪些原材料。身为第三帝国经济部长的沙赫特经常和克虏伯公司的高级主管一起前往客户国家出售军火。
　　1936年下半年，希特勒任命戈林主持起草并管理新的四年计划，在燃料、橡胶和其他必需品方面提高自给自足能力，为战争做准备。沙赫特作为工业界和银行业界利益代表的影响力从此开始显著下降。
　　除了直接受益于希特勒进口替代经济计划的法本公司以外，沙赫特和大工业界都坚决反对自给自足，因为那样效率低下，代价高昂。沙赫特认为，德国应该做的事情恰恰与此相反：应该通过更有效的出口竞争来对付英国或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几个月前，也就是1936年5月,希特勒突然给予戈林控制原材料进口和外汇控制的权力，从此沙赫特的影响力明显地削弱。愤怒的沙赫特向希特勒提出辞职。辞呈被断然拒绝，沙赫特留任但权力越来越小。
　　1937年初，戈林更进一步要求沙赫特的帝国银行改变传统的反通胀谨慎态度，开动印钞机来融资提升军备的速度。沙赫特仍然试图以经济上的理由阻挡戈林的命令。沙赫特和中欧经济理事会所代表的大工业界和银行界还试图将德国势如破竹的外交攻势维持在和平渗透的轨道上。德国经济帝国主义要想获得长期成功，还是要靠和平渗透，而不是公然的军事扩张。
　　戈林在希特勒内部圈子里的权力不断增长，沙赫特控制赤字开支的努力威胁到了战备的进程，1937年11月希特勒终于解除了沙赫特经济部长和事实上的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务，任命没有头脑但非常顺从的帝国新闻办公室主任瓦尔特·冯克接替了他的职位。鉴于沙赫特的国际声望，希特勒给了他一个毫无意义的不管部部长的职位，还让他继续担任帝国银行行长。
　　沙赫特与帝国银行的其他七个董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公开谴责戈林和冯克的无限赤字开支政策并指出其必然导致的经济后果。随之而发生的是，希特勒在1939年1月把沙赫特帝国银行行长的职位也解除了，但还是给他保留了一个帝国顾问的职位。奇怪的是，沙赫特直至1943年才正式离开希特勒内阁。
　　尽管沙赫特被革了职，但中欧经济理事会的实业家们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对戈林四年计划的影响力。他们设法使戈林提名中欧经济理事会在战争部的“庇护神”托马斯上校（沙赫特的亲密盟友）担任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副手，对托马斯和中欧经济理事会来说，这是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位置。
　　就在这个时刻，1939年8月发生的惊人事件给中欧经济理事会和支持沙赫特的各个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
　　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对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失去了耐心，决定接受斯大林的精明的建议。波兰被外国军队占领，四分五裂。
　　与俄国签订的这个协议，瓦解了贝克的总参谋部以及其他机构对希特勒的所有认真抵抗。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却只是表面上保护波兰，而且这场自导自演的“虚假战争”的实质很快就昭然若揭。此外，与俄国战略联盟的前景，好像足以抵消与英法处于理论上的交战状态带来的不便。希特勒内部的反对者甚至可能这样想过:这一切都会很快烟消云散吧。
　　德苏两国在军事上互不侵犯的承诺，产生了意义更加深远的《德苏贸易和贷款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给予苏联2亿马克立即生效的信用额度,用来购买德国工业产品，德国人以此换取苏联的石油和工业原料。
　　《德苏贸易和贷款协定》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建设工厂，发送机器、机床和用于建设石化工业的设备、电子技术工业设备、船舶、车辆、运输设备、度量衡仪器、实验室设备……”苏联购买德国工业设备的最初2亿帝国马克的贷款来自德意志黄金贴现银行，简称“德金”。
　　德国与斯大林签订的贸易和信贷协议，为德国对领土广袤的苏联进行和平的经济渗透打开了意义深远的前景，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冯·魏茨泽克男爵的外交部根据第三帝国驻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维尔讷·冯·德·舒伦堡伯爵（中欧经济理事会冯·维尔莫斯基男爵的老朋友）的评估，起草了给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和内阁的一份备忘录，把他们想到的与莫斯科签订的这个新经济协定的重要性描述了一番。
　　德国外交部兴高采烈。他们写道：“两国经济都会以最自然的方式富裕起来：苏联的原材料取之不尽，有着巨大的、长期的投资规划前景，在今后最长一段时期对高质量的制成品会有大量需求。德国拥有最专业和最高质量的工业，能够为苏联工业化提供工业部门所需的厂房和设备；苏联当前只是在部分领域里获得了发展。德国向苏联提供进口设备的能力是无限的……”
　　在经济上支配广袤的欧亚大陆,这是德国的国家目标，在1940年夏天好像突然变得伸手可及了。
　　欧洲新秩序
　　尽管沙赫特个人失宠，冯·维尔莫斯基的中欧经济理事会在第三帝国内部的地位却攀向顶峰。代表这一转变的事件发生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从1939年到1941年6月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
　　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经济条款，原来预想的苏联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德国生产的工业品进口地的作用，终于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经济理事会同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阿布斯一起，费尽心机地把希特勒提出的欧洲新秩序的蓝图描绘出来，力图把以德国为主导的、从波尔多到敖德萨的欧洲一体化巩固下去，希望能持续到久远的将来。
　　沙赫特在经济部的继任者瓦尔特·冯克得到戈林的命令，为从经济上巩固第三帝国占领的地区，巩固那些经济上依赖于第三帝国的地区，制定了一系列计划。1940年7月25日，冯克宣布了“欧洲新秩序”，承诺要在希特勒德国的范围内结束经济危机、失业和社会混乱。在经济一片混乱和萧条的时刻做这样的承诺，实际是在有意叫板自由主义正统经济学。
　　冯克在第三帝国经济部的助理是沙赫特的门徒卡尔·布勒辛。布勒辛负责整合欧洲被占领地区的银行和经济关系。1941年入侵苏联前夕，布勒辛被戈林提名，与冯克、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阿布斯和德国法本公司的卡尔·克劳赫一起，成为国有控股的大陆石油公司的董事。当时有许多德国公司通过挂名公司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合作，用这样的方式获得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特别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大陆石油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瓦尔特·冯克的“新秩序”设想的是一种单一的欧洲经济区，单一的欧洲市场，从“波尔多到敖德萨”，甚至更辽远的地方。在这个区域中的国家，处于希特勒第三帝国霸权下的东欧国家和部分西欧国家，它们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表现为它们的本国货币同帝国马克之间的固定汇率。
　　柏林将要成为“欧洲新秩序”的金融中心。“新欧洲”所有国家的货币汇率最终都将被固定在帝国马克上，由各国政府用刚性价格管制来维持。有了钉住帝国马克的固定汇率，黄金就用不着了，这与1971年8月美元放弃黄金没什么两样。
　　冯克宣布：“我们奉行的货币政策无论如何也不应使我们依赖于黄金，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价值不确定的交换媒介上。”这个说法对于德国都是牵强附会的，更不用说对被占领的国家了。
　　最终的设想是一个“四大国公约”：德、意、日、苏四国实行联合的经济控制，控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整个欧亚大陆。这样一种首尾呼应联成一体的欧亚大陆权力，正是麦金德曾警告英国精英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的，也是他们的美国表兄弟、洛克菲勒的对外关系理事会的人决不会允许的。弗里茨·黑塞对这一点太清楚了。
　　建设“欧洲新秩序”的核心，是位于柏林的第三帝国大银行，其中最重要的两家银行是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银行是德国最有势力的银行，赫尔曼·阿布斯是那里对外银行业务的负责人。阿布斯于1937年在经济部长沙赫特的推荐下进入德意志银行管理层的董事会，接替已故的董事。
　　德国的银行拥有主要工业集团财产,这个模式被传播到新欧洲,特别是东欧被占领地区。德意志银行通过收购博米舍联合银行控制了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银行业务，并且通过接管维也纳的信用准备联合银行控制了奥地利的银行业和工业。德累斯顿银行也接管了维也纳国家银行以及布拉格重要的博米舍贴现银行。
　　德国银行出手控制维也纳和布拉格的银行这个行动，把中欧经济理事会设计的东南欧经济贸易发展战略大大向前推进了。德意志银行仅仅是运用信贷工具，就轻松获得了原哈布斯堡帝国的银行收益，包括萨格勒布、布达佩斯、利沃夫和贝尔格莱德等地。通过控制布拉格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就控制了布拉迪斯拉发、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至少在这些地方获得了宝贵的立足点。在这些国家里，银行控制着最重要的地区性农业和工业企业。第三帝国经济部在解释德国接收东欧银行业这项政策时，是这样说的：这样做“对获得生存所需的原材料来说必不可少”。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12日访问柏林之后，柏林的大银行、大工业开始疯狂运转起来，中欧经济理事会建立欧洲新秩序的扩张性经济大行其道。莫洛托夫曾愤怒地当面质问过希特勒，为何德国违反1939年他与里宾特洛甫签署的协定，特别是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违反这些协定。就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之前几天，罗马尼亚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让德国国防军占领了他的国家，为第三帝国获取普洛耶什迪联合企业的宝贵的战略石油资源敞开大门。
　　在柏林与希特勒的会谈中，莫洛托夫有力地重申芬兰和巴尔干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是苏联的利益范围。斯大林还要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这是威胁德国与墨索里尼意大利联盟的举动。
　　1940年11月与莫洛托夫发生当面冲突之后，希特勒很快下了决心，要把苏联从计划中的德意日苏四国协议中排除。不仅如此，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令，德国的军事统帅部要准备一场与苏联的全面的毁灭性战争，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重拾1935年的计划。
　　此时此刻，罗斯福和洛克菲勒战争与和平研究组的人已经知道，他们将要从历史上这场最昂贵的战争中胜出了。巴巴罗萨行动从1941年6月一直持续到严冬12月。这场对苏联的入侵战争动用了德国和轴心国数量惊人的450万军队。如果从人力、涉及的国土面积和伤亡人数来衡量，巴巴罗萨行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到了这个时候，冯·维尔莫斯基的中欧经济理事会的战略和影响力就全部崩溃了。他们的党羽在第三帝国的工业体系和国家机构体系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活动，这在战后被称为“抵抗运动”。
　　从1939年到1944年7月20日，从活跃的希特勒战争计划的反对派到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刺杀希特勒的图谋，其间包含着无数的事件和潮起潮落，要理解这个令人好奇的过程，也许只有沿着沙赫特、克虏伯、托马斯将军和冯·维尔莫斯基的中欧经济理事会这条线索，从控制中欧和欧亚大陆计划的视角，从观察这条线索随大潮起落而发生的消长中，才有可能得到解释。正如丘吉尔首相从冷冰冰的英国地缘政治视角所见，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是他更危险的对手。丘吉尔对“抵抗运动”了如指掌。
　　阿尔弗雷德·佐恩-雷泰尔的母亲是犹太教徒，父亲是雅利安人。1936年,盖世太保对他的监视越来越严密，于是他逃离了德国。他在流亡地法国详细地描写了他在中欧经济理事会、在德国实业家圈子中的经历，以及德国的经济帝国主义纲领。看到他作品的人中有一位很接近英国“圆桌”会社，他是圆桌会社拥有的伦敦《泰晤士报》的外国稿件编辑威克姆·斯蒂德,也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密友。
　　丘吉尔很清楚，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允许德国在中欧经济理事会的中欧战略中成长为对英国的威胁。为了有效地对付这个威胁并保护英帝国，丘吉尔看得很清楚，他必须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结成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就个人而言，罗斯福当然是太愿意结盟了，但是必须严格遵守美国的条件，这可不是丘吉尔想要的。
　　1945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战败。胜利实在来之不易：动用全球军事人员的规模达到1亿以上，使得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在“全面战争”状态下，各主要大国都将全部经济、工业和科技能力投入战争行动，模糊了民用资源和军用资源的区别。死于战争的人数超过7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最致命的大冲突。
　　战争结束时，美利坚合众国已是无可匹敌的全球强国。它用纳税人的钱生产用于战场厮杀的飞机、坦克、军火、炸弹和其他物资，美国的工业因此得以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得到更新重构。罗斯福新政以及胡佛大坝、科罗拉多大坝、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为美国的铝厂和兵工厂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电力。化学工业中的杜邦公司、陶氏化学、赫克力火药公司等已经成长为巨人。在所有这些成功者中，一个集团高居于美国权力的顶峰：洛克菲勒集团。1945年，洛氏兄弟占据了新兴的全球巨人的心脏。这个巨人被称为“美国世纪”。
　　美国的精英们分布在两个中心的周围：对外关系理事会和华尔街。他们提出了囊括全球的新的“开门”理念，门外恰好就是对外关系理事会的艾赛亚·鲍曼说过的“大区域”。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出门去穿越“大区域”了。他们将要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塑造一个洛克菲勒的美国世纪，塑造对外关系理事会和美国大工业集团的美国世纪，他们将要横扫全球，所向披靡。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曾经积极地秘密帮助第三帝国进行战争准备的人，在战后又成了美国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头面人物。这些与个人的信念毫无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很正常，只不过是到了哪里都要做的买卖。
　　美国世纪就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