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农村困难的情景我一直历历在目。自从2003年元月我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天起，我就确定把调研的重点放在农村。
这年12月12日，我和我组织的三个调查小组，先后走访了湖南14个地州市的50多个乡镇，和广东、福建、云南等省的10多个村庄，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农村调研。2004年在去北京参加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途中，还走访了湖北、河南、河北的10多个村庄。
我与县、乡、村干部广泛接触，走访了300多户农民，召开了50多场座谈会，形成了20多份、近10万字的有关“三农”问题调查材料。通过深入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我对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状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三农”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
我在农村调研时，农民普遍反映，农民每种一亩地，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等成本后，要亏损20-40元，导致有的农民请人种地，自己外出打工或经商；有的粮田荒芜，影响粮食安全；有的农民明知种粮的成本高出收入，还得亏本种下去，结果农民欠缴农业税的现象严重。
另一方面，很多乡镇干部反映，农业税收缴成本高。有个乡镇的财政所长给我算了一笔账：全乡农业税上缴任务345万元，实际只能完成80%。据最保守估计，直接收缴成本高达105.7万，占38.3%。某县为完成1800万元农业税任务，全县需派征管干部2200人。
2004年1月，我来到国家二级贫困县——怀化市麻阳县栗坪村调研，那里的农民生活现状令人触目惊心。有一户农民，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过五百元，大儿子重病在床无钱医治，吃的米汤饭已经馊了。
该村村长向我介绍说，像这样的情况，村里还有不少。某乡乡长听说全国人大代表下来调研，特意从几十里外赶回乡里找到我，讲述当地农民的困难、乡镇干部收缴农业税的困难，恳请转达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心声，希望党和国家切实解决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问题。
我后来回顾自己调查的73个乡镇，确实没有一个乡镇不负债的。后来我到西北农村，看到那里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水井打下去二百多米还没有水，每天以马铃薯当饭，交通也极其落后，运一点农产品[19.00 0.48%]出去卖要走几十里山路，更觉得国家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农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我还得知，我国是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这样，我就愈发觉得尽快取消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所在之一。
2004年2月26日，离赴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时间只剩几天了，为了充实调研材料，我再次踏上赴湘西调研的旅程。
经过反复调研和思考，同时又走访了省、市人大，咨询了有关法律和农业问题专家，并在省人大法工委、联工委的支持下召开了三场座谈会，专题讨论我提出的取消农业税的议案。
之后，我慎重起草并提交了《关于尽快取消农业税的议案》。在湖南代表团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会上，我作为代表团确定的发言人之一，作了《“三农”问题，国之根本》的发言，着重反映了自已在农村调研中所了解到的部分地区农民贫困生活的情况，提出了关于尽快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完全免费等建议。我的议案和建议，受到了国家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肯定与重视。
我提交取消农业税的议案，转眼五年多了，如今的农村已经发生喜人变化。我深知，当年我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资金去搞“三农”调研，能很有勇气地提出这样一份重大的议案，完全是出于良知、责任、信任和期盼的驱使，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和各级人大领导、人大代表对我支持的结果，特别与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兄弟向我反映真实情况分不开。
我想：农业税取消后，农民将怎样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农村将怎样加快发展建设的步伐，是否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困惑。因此，在我继续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的调研重点仍在农村，关注的仍然是“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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