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提出建三峡大坝为何又中途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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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04日 15:13环球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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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相关标签： [毛泽东]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