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

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

论文作者 马银华_毕业论文网
论文来源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论文页数 6-10页

　　在中国古代，苏轼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饱受痛苦折磨的苏轼不屈服于命运摆布，从自己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社会进行了深入思索，并通过对儒道释等传统哲学的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哲学，即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这种人生哲学使得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文，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一个广博深厚的领域，达到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同化”的新境界。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探寻一下苏轼这种人生哲学形成的轨迹以及对其诗词文创作的影响。
　　 一
　　苏轼生活在一个儒家思想浓厚、文化气氛浓郁的家庭。父亲苏洵生性沉稳倔强，骨气奇高，27岁始知读书著文，大器晚成。其文纵横恣肆，有汉唐之风，《六国论》议古讽今，关心现实，千古传诵。苏洵一生高枕云外，未曾出仕任官，对轼、辙二子寄予厚望，从小悉心引导，多方培养；其妻程氏亦颇有文化，在苏洵宦游四方时，为二子亲授史书，启蒙教导。虽处闺阁，却见识不凡，闻古今成败，辄语其要，论史书前贤，颇多嘉许。苏轼从小具有高远的抱负，“奋厉有当世志”；其弟苏辙性情平和，与轼手足情深，二人一生以情相慰，以道相勉，以文相知，互相信赖，携手并进，上演了人间最真势动人的兄弟情曲。同时，苏轼所成长的仁宗时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为己任、奋发自强的儒家用世之精神对苏轼青年时期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史》苏轼本传载：“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年轻的苏轼正是心中存着这些前世和当世贤哲的高大形象，抱着“致君尧舜”的幻想来京城应试的。接着又在礼部贡举考试和秘阁举行的制科考试中连中高第，名列榜首。不凡的识见和出色的才学得到当时任主考官的欧阳修的极力称赞：“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而“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著我也”、“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的赞美之词更使苏轼名声大震，誉满京城，一时间“学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书”，并以结识苏轼为荣，连当时的仁宗皇帝退朝后也高兴地对皇后说：“妙哉，妙哉！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赏识之词溢于言表。所有这些盛誉正迎合了苏轼年青气盛的性格和好高鹜远心理，同时也极大鼓舞了他心中积极用世、奋发有为的热情，所以他集自己“胸中万卷”，“诵说古今、考论是非”，论利害，说得失，向皇帝进谏，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从凤翔任上的《思治论》到熙宁年间给神宗皇帝的《上皇帝书》，逐步提出改革原则——“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甚至包括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求治太速”的论说，都显示出他这一时期欲有所作为的儒家用世之态度。而那创作于凤翔任上的“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的名句（《喜雨亭记》），便是作者同情人民体察民情的最初显现。
　　但由于在京城任上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产生激烈矛盾，苏轼不得不请求外任，这样就于熙宁四年36年，首任杭州通判始，一直到任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太守结束，度过了长达10年的外任生涯。地方官生涯使苏轼更加深切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使其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理想落到了实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己之力为百姓办些实事，无论是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湖堤，还是在密州时的灭蝗除害，徐州任的抗洪救险，他都身先民众，不辞辛苦地奋斗在第一线，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想民之所想。熙宁八年在密州任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便是他此时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的具体体现。词作借出猎尚武表现他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爱国豪情。塑造了一个自信自负、狂放浪漫、踌躇满志的“狂夫”形象。
　　长期的外任生涯，与变法派的矛盾对立，使一向志向远大的苏轼不免产生一些不满足感和失意情愫，开始对人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思索。那首写于熙宁九年密州任上的《水调歌头·中秋》词便反映了这种对人生的反思。中秋夜，作者把酒问月，对月怀人，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传，厌薄宦海风波，流连人间情暖，巧妙地表达出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仕与隐的思想矛盾，但词人毕竟又是旷达的，并未被眼前暂时的失意和离别痛苦所左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从大自然运行规律中找到解脱，最后作者由己推人，由面对自己的亲人到面对天下所有离别的亲人，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坦诚、率真的祈求穿越历史时空，在后世一代又一代读者心弦上产生同振共鸣。
　　苏轼此时期身上的这种失意情怀和政治热情的冷却在自杭州赴密州途中所作的寄子由的《沁园春》一词中表现最为充分。全词描述了自己近年来内心情感和人生态度的变化过程：“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这可说是身处宦海的东坡前期处世态度、政治操守的一次坦率而生动的自白。黄州时期形成的通达的人生哲学在这里也初露端倪。
　　如果说此时期苏轼对人生思索还处于不自觉之中，其人生的主旋律还是经世致用欲有所为的话，那么“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后的沉重打击，则使他人生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从儒、道释等传统哲学中寻找人生真谛，并从理论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
　　 二
　　宦海浮沉，命运多舛，神宗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使苏轼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元丰二年八月，刚到任不久的苏轼正想为湖州百姓办些实事，以继续实现他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时，监察御史李定从苏轼近年来所写的诗作中摘出与新法有关的诗名，说是讽刺新法，“鼓惑民心”，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他大加讨伐，定下“多条可废之罪”。这样苏轼便于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从湖州任上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御史台逮捕入狱。经过近5个月的审讯，受尽屈辱的苏轼才被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使苏轼身陷囹圄。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而“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没有谁来抚慰他那颗滴血的心。然而最使他不能释怀的的这130天系狱事件在人格和尊严上受到的屈辱，无罪而见谤，忠而不为所用，心灵的创伤肯定是无以言表的。此时创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便是这种孤寂无助心态的艺术体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夜深人静，残月疏桐，幽人独往，孤鸿惊飞，一幅冷落凄哀，幽远超逸的意境。幽人月下徘徊，可见其惆怅彷徨，心事浩茫；孤鸿惊飞，见动而惊，令人想见它的骤然而惊，惊起而飞。而那回首一瞥之间又含有多少无人省察的哀怨，这惊恐不安、孤独无助、无处栖息的孤鸿形象不正是作者初贬黄州时生存处境和生活心态的写照吗？词人在这里把自然界中的孤鸿赋予了幽人的感情品格，反映了词人贬黄州后惊心而不移心，屈身而不屈志的精神面貌。诗人黄庭坚盛赞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痛定思痛，寂寞惶恐而又孤高清傲、不甘于屈服的苏轼开始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进行反思，并大量接触佛教经典和老庄哲学，希望从佛家和道家思想中探求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心，希望修炼出沉静旷达、荣辱利弊得失无系于心的宁静心境，从而来摆脱“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心灵痛苦。到黄州后，苏轼寓居破庙定惠院，结识了安国寺住持继莲，从此“间三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饰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但苏轼“归诚佛僧”，却有自己的取舍，他不去追求什么“出生死，超三乘”的“玄悟”在《和陶诗·神释》一诗中，就流露出这种看法：“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在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曾详细论述自己学佛的目的：“佛书旧亦尝看，但闭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之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亦尚与仆辈相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由此看出，苏轼学佛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求得对人生有一豁然洞达的认识和一种不萦于外物的独立宁静的心境。
　　而这种顺应万物不为外物所累的宁静心境，也正好与老庄哲学中遗世独立、超脱人生一切、顺其自然、保真守一的哲学思想相吻合。在吃斋念佛、焚香禅坐的学佛过程中，苏轼对以前多次接触并心有所感的老庄哲学又进行重新思考。老庄哲学中那种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累的思想早在密州所作的《超然台记》一文中就表现得非常完整：“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以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生焉，可不大哀乎！”为摆脱这种君临于我的状态，就要“游于物之外”，与外物拉开一段距离，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他们，这样“非必怪奇瑰丽者，ｂù＠①糟啜漓，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人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支配，获得了支配自我的独立性，他就真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就能守护住自己那份真纯，保持自己精神人格的强大，“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更加体会到宦海沉浮，人生多舛；明白功名利禄穷达祸福皆身外之物，不可强求，来不喜，去不悲。他感到自己以前长期沉湎于仕途奔波和政见纷争中把自己给失落了。《临江仙·夜归临皋》抒发的便是这种人生失落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面对人生失落，他产生强烈的内心冲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回归大自然与天地同化，与万物合一，从大自然中寻找回久已失落的自我。正是基于这种反异化倾向和寻找自我的强烈愿望促使苏轼向庄子哲学大踏步靠拢，并从庄子哲学那里找到了处世原则的哲学依据。庄子从抨击社会现实和反异化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心灵一人格哲学。他毁仁义、抨儒墨，主张绝圣弃知，反对为外在的功名富贵、善恶是非所支配。他主张破除“物于物”的假我、非我状态，返回到自我本身。庄子认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都是“道”自然运行的结果，这就是天命，他认为要超越这些外在的异己力量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与道为一，与物同化，于是他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假我、非我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真人，这种人可以齐物我，一寿夭，同生死，超利害，委运任化，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一寄于天，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来对待人生。庄子哲学通过对人本身的否定，通过把人消融于天，消融于道，而突出了人的价值与地位，人就同天、道一样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庄子否定了一个小我，却突出了一个大我，否定了一个假我、非我，却树立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庄子通过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和人生虚无主义，否定和消融了人与世界的种种矛盾。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人格，苏轼则在接受庄子相对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庄子的理想人格与原始儒学的理想人格从精神上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宏观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仕可隐，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就是以独立的精神人格和道德主体的建构和完善为前提，然后根据外部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合理调整自己的处世方式，决定自己或出世或入世，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一文中曾阐述过这种处世原则：“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养生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在《秦少游真赞》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申述：“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畅。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君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
　　从思想上认识和选择这样一个努力方向也许并不容易，然而，更困难的却是把这种思想上的认识和选择真正地实现在自己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当穷而独善其身时，而不产生精神上的苦闷，儒家先贤孔子孟子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以至孔子当时被讥为“惶惶如丧家之犬。”可见，要做到这一点靠避害全身的本能和理智上的强制都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这种处世方式的哲学依据，从而真正从感情上接受它。苏轼却是古代仅有的几个能从思想理论高度寻找这种理想处世方式的作家之一，而苏轼完成这一过程正是靠庄子宇宙人生哲学的反思和对佛教教义透彻的明智的理解，靠思想的豁然洞达和禅坐之功修炼出来的静而达的心境。表面上看，苏轼对儒道释几家思想的吸收好似一盘散沙，杂乱无章，没有头绪，其实不然。从横的方面看，苏轼对各家思想杂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追求，那就是他所谓的“静而达”，一种淡泊、通达、荣辱得先天系于心的精神境界，基于这样一个中心追求，苏轼对各家思想加以合理选择和重新整合，从而使各家思想之间能圆融无碍而不龃龉，达到一种完美的内在和谐。如苏轼在接受佛教和老庄哲学思想时，虽也接受了诸如人生如梦的看似与儒家用世思想风马牛不相及的消极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但苏轼并没有由此进而彻底否定人生，或从此走上逃避政治不关心现实的道路，而是从佛老思想中寻觅到一种不计进退荣辱、生死是非物我两忘、绝对自由的超然心境，并由此变得更加旷达超脱，圆通灵活，刚柔相济，进退自如。这是苏轼超出常人的大智大慧。这种智慧使他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从而达到人生更高境界。正如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12）中所说：“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的宏观哲学，扬弃了悲哀。”从纵的方面来说，苏轼对各家思想的选择与杂取，恰好构成他人生哲学的三个不同层次，苏轼从儒家思想那里主要吸取的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仕可隐的处世方式，构成其人生哲学的最表层；从老庄哲学中吸取的是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累的处世态度和思想基础，构成其人生哲学的居间层；从佛教思想中吸取的是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静而达的生活心态，构成其人生哲学的最深层，是其人生哲学得以在现实实现的心理基础。
　　苏轼从自身经历出发，通过对人生诸问题的深入思索，通过对儒、道、释多种哲学思想的吸收整合，终于从理论哲学的高度找到了一种理想的处世方式和人生追求，做到思想上的豁然洞达，而且更进一步有意识地造成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心态，从感情上接受并从心理上保证这种人生追求在实际生活中的有效实现。
　　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摆脱了世俗中的“小我”逐渐向超越了一己利弊得失的“大我”靠近。他在元丰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答好友李端叔的信中对这段思想历程的转变进行了说明：“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顾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从“故我”转变到“今我”正是东坡人生价值观的一大进步，使其进入一个彻悟之境，也反映了苏轼在沉重的苦难中从执着走向超越的思想历程，这是一种超越，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不甘屈服的精神和抗争形式。《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体现的便是作者超越之后的旷达胸怀和任天而动、倔强自信的精神风貌，也可说是词人获得精神新生之后人生态度的一次艺术表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位手拄竹杖，脚蹬草鞋，任风雨而行，旁若无人，神态自若的吟啸徐行者不正是作者后半生生活的写照吗？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吹雨打，在风雨面前，有的失魂落魄，有的人却昂然前行，脚步更加矫健。对作者来说，“风雨”也好，“斜阳”也罢，一切过后就“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种顿悟，一种超脱，一种醒醉不分、忧乐两忘的无差别境界。
　　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悟透了穷达祸福，苏轼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首先从大自然中找回了人生乐趣，对生活周围大自然的风光，特别是长江景色发出由衷的赞美，佳作也不断涌现。《与范子丰书》：“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聚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这些都是东坡随缘自适、超然物外的淡泊心境的自然流露。而黄岗赤壁更是给作者留下美好印象，激发他文思若涌的美好胜景，作者多次游览，为我们今天留下传诵千古的赤壁词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从一己的小我中超脱出来的苏轼，在黄州风土人情和大自然清风明月的陶冶下，心胸变得更加深厚博大，才情油然勃发，他好象要把目遇神接的一切景象摄入胸中，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将丰富的灵魂库存和所吸收的大自然精魂尽数倾泻，灵感来时，信笔挥洒，兴会淋漓，率然成篇，思若泉涌，佳作频仍，赤壁词后，词作一发不可收拾，创作出了一系列瑰丽的华彩词章，所以黄州时期是苏词丰收时期。从“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的老当益壮不伏老的豪情到“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西江月·照野ｍí＠②ｍí＠②浅浪》）的怡情山水；从“一点浩然气，行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作》）的洒脱到“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洞仙歌·冰肌玉骨》）的清雅超尘；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的缠绵哀婉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饮归临皋》）的超逸等等，一篇篇，一章章，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可谓“篇篇皆奇”，“章章闪光”。在这些内部脱欲，格调高雅的词作中，苏轼把文人士大夫比较宽阔的生活内容，相当深刻的思想哲理引入词中，使其黄州词作赋予了一种人生思考的哲理色彩，同时又为词坛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美感——“清旷”的美，“超尘”的美，从而使其词于宋代词坛卓然独树，具备了哲思的独特特点。所以黄州词是苏轼的奇观，它奠定了苏轼在词坛上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这里作者的人格襟怀比密州词得到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展现，运用词这种表现形式抒情说理的技巧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黄州五年的贬谪生活，不但没有压垮苏轼，反而把他锻炼成为一个性格顽强、胸怀旷达的伟大作家，正如清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始到工。”从苦难中超脱出来的苏轼，精神上得以新生的苏轼，在面对后来的一个又一个人生考验时，再没有以前的迷茫和惊慌，而是越发变得练达沉静，气定神闲，风雨不能摧垮我，斜阳不能改变我。所以即使垂老之年被新党再次贬到荒凉穷困的岭南时，他还是依然故我，乐天知命，并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和“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样达观的诗句。所以苏轼这种旷达自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文人，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责任编辑 程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