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养生之道

• 　　核心提示：网易9月19日推出网上大讲堂唐代诗歌与成就系列讲座，北京大学杜晓勤先生做客网易，讲述白居易第二讲：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养生之道。

杜晓勤：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一讲我们来看一看白居易的人生哲学与养生之道。

白居易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思考

杜晓勤：在唐代诗人中，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着明确的思考，并通过诗文创作将自己的人生观点、生活态度加以多方表述的并不多，而白居易却正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诗人。

杜晓勤：白居易一生的思想，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如积极用世与消极退处的矛盾;身在仕途与出世退隐的矛盾，成为他一生不能或释的情结，使他感到不平、无奈和痛苦。白居易虽曾以“乐天”自许，但从他有理想而不能实现，向往自由而终不能身心超脱的情况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悲剧遭遇、矛盾性格的人物。

杜晓勤：下面我们主要分析白居易是如何面对人生挫折，消弭思想矛盾，以及他在中晚年如何养生的一些思想和做法。

杜晓勤：“独善”思想，是传统儒家立身处世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主张博施兼济、积极用世的，但“兼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能够受到君王的知遇，获得一定的权位，有实施自己抱负的机会。那么在机会未来，或遭受斥谪，不被重用，或统治集团极端昏暗，难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怎么办呢?儒家则以“独善”相诩。因此兼济和独善，是儒家的进退出处观，二者在作为上，虽有所不同，但在儒家人格观上是统一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人在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自持高洁，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在人格上是无可非议的。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儒家的主体精神是积极入世的，兼济救世是它的理想，而藏、避、隐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照孔子看来，这也无损于士人的人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杜晓勤：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初贬江州时，曾在《与元九书》中与好友元镇恳谈了自己对进退出处的看法，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尚，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杜晓勤：这里表白的正是诗人在宦途失意，人生遭到挫折后，自己所持守的立身处世原则。一般都认为，诗人的“独善”思想是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后才出现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文中，可以发现他早在入仕之初，就已经表露出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在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杜晓勤：但白居易在宦途坎坷、屡受打击之后，却以“委顺天命”代替了他的“志在兼济”的思想，以消极的宿命论观念，作为他退守独善的理论根据。从他中后期所写的诗文中，天命观念已成为他人生穷通祸福观的主要观点。所谓“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自古无奈何，命为时所屈”等话都说了这样的道理。在其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写给《与杨虞卿书》中，更将穷通之间完全归之于“命”。

杜晓勤：他说：“自度命数，亦其宜然。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实如此也。”

杜晓勤：正因为如此，委命从时，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就成为他中年以后人生观的重要方面。

杜晓勤：白居易在《我身》一诗中说：“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鹤鹅，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

杜晓勤：在《咏拙》一诗，他也说：“所察有巧拙，不可改者性。所赋有厚薄，不可移者命。慕贵而厌贱，乐富而恶贫。同此天地间，我岂异于人。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以此自安分，虽穷每欣欣。”

杜晓勤：他还以身居陋巷、安贫乐道而不改其乐的孔门弟子颜回为标榜对象，他说“朱门有勋贵，陋巷有颜回。穷通各问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杜晓勤：与此相联系的，是他的知足保和的思想。“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诚合知止足，岂宜更贪饕。”“眼下有衣兼有食，心中无喜亦无忧。”

白居易的所谓“乐天”，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

杜晓勤：白居易就这样以他的“乐天知命”的穷通观，化解着自己心中的不平。他一方面以“行在独善”自律，“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一方面又以“达人知命”来慰穷销忧，“富贵本非望，功名需待时”，“尝闻君子戒，忧道不怀贫”，“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唯为养浩然，吾闻达人语”，从思想看，这正是儒家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和“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精神境界。这在当时政治腐败，官场险恶，以至于正义者无端遭受排斥、迫害，而“兼济之志”势难实现的情况下，“独善”本身也是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德。这虽不能与“德迈宏道，匡俗庇民”的社会作用和意义相比，但也是进步士人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完成。从历史眼光来看，我们是不能苛责于古人的。

杜晓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白居易的所谓“行在独善”，“乐天知命”，对他来说都不过是他壮志未酬，兼济无成的退路，是无可奈何的心情反映。他的所谓“乐天”，只不过是内心痛苦不平的自我调节。或者说强自为欢的自我开导，“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瞢然与化俱，混然与俗同。谁能坐自苦，龃齬于其中。”正所谓是，“外容闲暇心中苦，似是而非谁得知”，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深沉痛苦的感觉是显而易见的。

杜晓勤：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社会的责任感，入仕和有为，在他思想上始终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传统老庄道家思想和当时正蔚然成风的佛家思想，也逐渐浸入了他的人生观，以至成为他中晚年立身处事的重要准则。

杜晓勤：道家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他们主张崇尚自然，脱离社会，反对和蔑视人为。但道家哲学又是一种困境哲学。它的主要理论导向得引导身处危世和险境的人，如何避害全身；是教导身处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够解脱出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拥有一份安宁恬静的心理，以至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对于深感政治环境险恶，亦曾身遭迫害的诗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

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杜晓勤：白居易中年以后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归纳起来不外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

杜晓勤：一是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的时命观，即认为人的一切穷通、荣辱、祸福，都是时命所致，如果意识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会怨天尤人和烦恼不止了。

杜晓勤：所谓“命逆分已定，日久心弥安”、“穷通与荣悴，委运随外物”、“置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此”。这种委命随时，知命无忧的思想，在白居易后期的诗文中是屡见不鲜的。可知诗人是深受道家穷通时命观的影响的。

杜晓勤：庄子曾经说：“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道久矣而不得，时也。……知穷之有命，知道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只是这种“勇”，不是对时命的抗争和战胜，而是对时命的承认和顺从。因此，庄子这里所说的“勇”，乃是“激流勇退”之勇，不是知难而奋发之勇。在庄子看来，持这种时命观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使人在精神上获得解脱：“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白居易中后期思想，是深深打上了庄子思想的烙印的。

杜晓勤：二、知足守分，恬淡去欲的修养观。为了在困境中获得个人精神上的安宁和愉悦，并避害远祸，获得生活上的安全感，诗人白居易在他的中晚年，一直抱着安命守分，清除物累，恬淡去欲和知足保和的思想。如“知份心自足，委顺身长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心未曾求过分事，身常少有不安时。”“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追求知足知止、恬淡宁静正是老庄理想精神境界的心理特征，而庄子又把“去欲”看成是达到“虚无恬淡，乃合天德”的境界的途径。可知白居易中晚期这种知足保和思想也是深深打上了道家思想烙印的。

杜晓勤：众所周知，在白居易的人生观中还渗合着某些佛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晚年分司洛阳以后，自称“官秩三品分洛下，交游一半在僧中”

杜晓勤：会昌二年(842)致仕以后，更与香山僧人如满结香火社，“半移生计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俨然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了。

杜晓勤：从白居易的诗文看，诗人接触佛教也是比较早的。在青年时期，他就曾与僧人正一上人、凝公大师有过来往，并向他们学过佛理。但真正把佛教思想作为解脱自己苦恼的良药，是元和五年，白居易在谏官任上受到排挤，并遭丧母、疡女之后，即遭逢极端的人生痛苦之时。

遭贬江州司马后，佛教思想渐成精神支柱

杜晓勤：元和十年，诗人贬滴江州司马时起，佛教思想渐成为他销弥苦恼，解脱人生苦难的一根精神支柱。特别是当他感到生老病死的威胁时，佛教思想似乎更能使他精神有所解脱。比如他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生死心。”“由来生老死，三病长相随。除却念无生，人间无药治。”“既无神仙术，何除老死籍？只有解脱门，能度衰苦厄。”“坐看老病逼，须得医王救，这儿所说的医王，就是指释加牟尼，只有释加牟尼才可以普渡众生。“唯有不二门，其间无夭寿。”特别到了晚年，老病相逼，亲朋好友生离死别的事遭遇更多，诗人的佛教思想也就更浓重了。

杜晓勤：他说，“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已将心出浮云外，犹寄形于逆旅中。……世缘俗念消除尽，别是人间清净翁。”又在《六十六》这首诗中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每因悲物故，还且喜身存。……将何理老病，应付与空门。”

杜晓勤：佛教在唐代已发展出多种宗派，从白居易的这些诗文看，他所信仰的主要是禅宗，所谓“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禅宗主张“识心见性”、“自性自度”，即通过坐禅、参禅，而保持一种超脱的心境。白居易曾自述对禅的理解是“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又说：“唯有无生三昧观，荣枯一照两成空。”“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谩厌生。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杜晓勤：可知诗人在荣辱观、生死观等方面，也是接受了佛学，特别是佛学中禅宗的“无相为体”、“法体清净”的这种观点，即把世间生死、荣辱，都称作虚妄之梦境，真止值得追求的则是人心的清净本性。

白居易后期对于朋党之争的看法和态度

杜晓勤：下面我们再看一看白居易后期对于朋党之争的看法和态度。

杜晓勤：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杜晓勤：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代表，延续数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兴替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庭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更加波谲云诡，出人意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夫两派既势不两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如牛党之白居易以消极被容（乐天幸生世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可谓例外。”

杜晓勤：陈先生论定，白居易在牛李党争的政治分野中属于牛党，是正确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门第及进士科第的出身，这使他容易同牛党气类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试案及长庆元年的重考进士案中，白居易虽系秉公执言，但显然都站在牛党一边，这有白集中《论制科人状》及《论重考进士事宜状》为证；第三，考其行状，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处进退，大抵与牛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官职的升迁，或采取求外任、求分司等防嫌远祸的保护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党得势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从诗集可以看出，白居易与牛党领袖牛僧孺过从甚密，唱酬甚多，而与李党首领李德裕却甚疏远，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和浙西李大夫作）；第五，会昌六年，武宗没，宣宗继位，罢李德裕相而李党失势，白居易从弟敏中入相，遭李党贬逐之五相（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同日北还——从白敏中在党争中的鲜明立场，不难推知白居易“恩牛怨李”之倾向。

杜晓勤：但是，陈先生认为，白居易在党争中之所以能够“以消极被容”，乃是由于“生世较早，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这一论断，就颇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叶梦得《避暑录话》指出：“方大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在上列因党争而牵连受害的人物中，大都与白氏同时升朝，有的甚至比他升朝更早。可见，把“生世”与“升朝”的早晚，作为白居易在党争中得以幸免于祸的理由，根据是不够充分的。

杜晓勤：那么，几乎一踏入仕途就与党争发生了纠葛的白居易，在那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都喟然慨叹：“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大和、开成、会昌之际，他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党祸炽烈、宦途艰险的缝隙中，奇迹般地苟容于时，并得以优游终老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饱尝荣辱事”、“深谙世俗情”的白居易，能够清虚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势利，并懂得以足够的权变来应付事态，回避矛盾，力求以调和、骑墙的态度超然于党争之外，而决不卷入朋党倾轧的旋涡、“身心安处即吾土，岂限于长安与洛阳？”他晚年的“隐在留司官”，寄居洛下一十八年，即主要是着眼于党祸炽烈，而有意避开长安这个政治旋涡的。再如，他既交好于牛党领袖牛僧孺，以及属于牛党的姻亲杨氏兄弟，又与李党所重要人物元稹、李绅相厚善，这也正是他在党争中持调和、骑墙的中庸主义立场的典型表现。

杜晓勤：正如白居易在三教之间搞调和折中，在入仕与出世之间持中隐观念，是带着半生痛苦的经历，带着同现实妥协的感伤情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样，从他的吟咏中可以看出，他在党争中持调和、骑墙的中庸主义立场，也是在入世甚深之后，从反面总结立身处事的经验教训的反思的结果。请看：“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这难道不是深谙君臣关系的虚伪，因而心存戒惧，有所彻悟的表示吗？“何处投荒初恐惧，谁人泽畔正悲吟？”这难道不是在对迁客逐臣的深切同情中，隐寓着忧谗畏讥的心情吗？“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远祸胎”；“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这难道不是在宦海浮沉中失意之余闪露的“迷途知返”的意向吗？既然他的心绪已经灰冷到了“睡到午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的地步，既然他以“高吟辞两掖，清啸罢三川”的实际行动显示了他的疏放旷达的襟怀，那么，他以“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的虚无态度来看待党争，并在党争中持调和、骑墙的中庸主义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杜晓勤：然而，“晚岁深谙世俗情”的白居易，虽然不时摆出一副混世派的面孔，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个毫无节概、佞顺取容的混世派。在对待党争的问题上，他固然有回避矛盾以为全身远祸之计的圆滑与世故的一面，但在他的心灵深处毕竟还保持着某种高尚而神圣的东西，因而能够做到“不以姘婀逢时，不以党援干进”，“不附丽为进取计”。正如叶梦得所指出的：“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杨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大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余也。”潘德舆也称赞他“其心淡，其节峻，其识远。”按“牛李党争”的实质，本来不过是名利与权势之争。正因为白居易视权门要路为“身灾”，视官职如“泥沙”，对权势利禄置之淡然，因而他才能够在朋党纷争之际，超然于党派和利害是非之外，并在两派中都坦然地交朋友，做到“中立不倚，峻节凛然”，“进退以义”，“完节自高”。

杜晓勤：我们还应当看到，“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这固然反映了他的调和折中、妥协退让的中庸思想的本质，而他在党争中能够中道而行，不以党派的是非为是非，并在两派中都能结识到朋友，这也正是“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作为他的处世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妙用。

白居易的养生之道

杜晓勤：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居易的养生之道。少年时代的白居易，为了能在京城长安崭露头角，拼命攻读，勤奋写作，以致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刚刚20岁，就出现了“未老而齿动发白”的症状。以后他被贬，“谪居卧病浔阳城”，按常理将，应该难以高寿。然而，诗人却活到七十五岁。奥秘何在呢?就在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养生之道。

杜晓勤：首先，白居易乐天如命，始终保持心情的开朗、豁达。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心是自医生。”《旧唐书》本传说他“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滴为意”。他高歌“无忧乐性物，寡欲清心源”，“寡欲身少病，乐天心不忧”。就是对人类无法避免的衰老现象，他也是旷达视之。比如他的头发脱落严重，他不忧不躁，认为这样“既不劳洗沐，又不烦梳掠”，反倒省事。正是由于树立了这种乐天知命的思想，白居易总是处于一种安然自得的恬淡心境，于身心健康极为有益。

杜晓勤：其次，白居易十分注重饭食之素与补。他的旱餐很简单，不外是“一杯云母粥”，或“烹葵炮嫩笋”。嫩笋其味鲜美，增人食欲，据现代科学分析，还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对高血压、高胆固醇症有一定疗效。他的午、晚餐也以素食为主。“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关”，“午斋何简洁，饼与蔬而已”。就是开荤，也不过是“饭热鱼鲜香”。

杜晓勤：当然，在积极的练功方而，白居易更是深知其中三昧的。坚持散步，是白居易多年的习惯。少则，“绕庭行数匝”;中则，“散步中门前”;多则，远足“劳童仆”。参禅打坐，精习气功，也是白居易养生健身的重要手段。有时“淡然临水坐”，有时面对前庭挺拔的松树，“月好好独坐”，还常常“夜半起端坐”，半夜时分，一个人起来打坐。经过一番气功锻炼，“浩然心委化”，他已经能够融溶进一种凝神静习的佳境了。由于白居易具有很深的气功功夫，俨然达到了“坐稳夜忘眠”或“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的这种奇妙程度，从而为他的身体蕴蓄起了旺盛的精力。而“庭前尽日立到夜”也不觉得累；“灯下有时坐彻明”也豪无倦意。这就从身体条件上保证了诗人能够写出那么多的传世之作。

杜晓勤：白居易的身体力行，潜心钻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大家，所以他能够在身体并不十分健壮的情况下活到75岁。

白居易的经历和思想分析

杜晓勤：从白居易的一生经历和思想发展看，他早年以一个儒生身份入仕，胸怀“兼济”之志，奋斗于政治舞台之上，无论从他的“仁政”的政治理想上看，还是从奋不顾身的积极有为的斗士精神上来看，无疑都是典型的儒家风范。

杜晓勤：中年政治上受挫以后，他以“独善其身”自命，则开始将儒家的“安贫乐道”和道家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以有所不为代替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正是从这时开始，虚无恬淡的道家人生观和看破人生、超越世俗的佛教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与儒家“贤者避世”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使他采取了所谓“中隐”的道路，以至于出现了自称“居士”的礼佛行动。

杜晓勤：白居易接受佛道思想，是在他积极用世受挫之后，欲有所为而不能为的情况下产生的。诗人此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是和非问题，而是在不能实践原有理想的情况下，如何修身独处的问题。事实上，诗人从没有像道家那样反对过儒家的政治哲学，相反他在后半生，只要稍有条件，还是为社会做了一些事的。只是在如何“独善”的情况下，在困境中如何排遣苦闷的问题上，他确实引入了道家、佛家的心性观和修养论，而成为一个身在仕途而心向道、佛的兼儒、兼道、兼佛的兼济融合的人物。

杜晓勤：照白居易看来，要经世治国，就要实施儒家思想；要修身独处，达观自适，不以进退得失为怀，又需借助于老庄和佛禅。白居易晚年在一首谈到自己如何立身处世的诗中说:“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可以说正道破了他自己一生的思想。

杜晓勤：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在一篇诗中是这样来形容和评论白居易的：“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诗家登逸品，释氏悟真诠。吏隐情兼逐，儒玄道两全。”用赞赏的口吻简要地道出诗人白居易儒、释、道兼容的思想以及他潇洒脱俗的性格，和高妙的诗风。

杜晓勤：白居易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进步的作家，他的思想是与中国丰厚的文化土壤和可贵的民族精神联系着的。他的思想和人格素质的铸成，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如他从儒家思想中，吸取了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和“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从道家思想中吸取了洁身自爱，以及容忍不争和喜爱自然、放达自适的精神；从佛教中吸取了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的思想等等。这些人生观的积极面，对我们今天的人生观和社会观、自然观仍有很大启发。

杜晓勤：白居易的人生哲学及其养生之道，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