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人生与人生中的战争——对深化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思考

但是, 我们在欣慰于这一阶段抗日文学创作的突破和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 也产生了某种新的不满足感。那就是, 虽然在描写抗战生活上突破了很多禁区,在还原抗战历史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实事求是地说,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工作还远远不够。面对伟大的民族战争, 被我们遗忘的历史死角还相当多, 很多重大的战事都没有写到, 或者没有写深写透。不论是共产党领导的“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重大战役, 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昆仑关战役”、“长沙保卫战”, 乃至东北旧军队在日寇入侵初期所展开的“江桥战役”,“镜泊湖连环战”, 都缺少真实生动的艺术反映。另外, 作为战时历史的一部分, 那种在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的特殊战斗,特别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地下斗争生活, 也缺少最基本的反映。同样作为战时历史的一部分, 东北、华北当然包括华东等各沦陷区广大民众的灾难和斗争, 更很少出现在抗日文学中; 那种色彩丰富、凄惨凄凉而又悲伤悲壮的沦陷区百姓生活画面, 至今仍然无法在抗日文学作品中见到。事实上远不止于此的抗战历史生活, 都有待作家们做进一步的展现, 使它们早日走进文学的画廊。抗日文学在拓展抗战生活空间的同时, 对战争中人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待加深。虽然新时期的抗日文学在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但在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化上仍然存在着不足。这里不仅有进一步认识和表现战争中的国人的问题, 也有深入认识和表现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的问题。虽然作为侵略者, 野蛮残暴甚至兽性是他们的共同本性, 我们的抗日文学长期以来也是从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再现, 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虽然他们凶狠残暴, 嗜杀成性, 但在某些具体情况下, 他们的表现又是复杂多样的, 有时甚至是超乎常情的。我们从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所披露的历史资料中, 就看到了很多平时按常理很难想像的事情。在平型关战役中, 受伤的日俘可以在苏醒过来时把尖刀插进救助他的中国卫生人员的腹中, 表现出难以想像的冥顽和野性。后者在台儿庄战役最后的一位指挥官的回忆中, 更有难以想像的场面——

一天, 我们 112 人被打得剩了 17 人, 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关东军的教官用中文对我们喊话让我们投降。我说: “我们不投降, 军人只有战死沙场!”那个军官追问: “如果把你们放了, 你们还敢和我们日本皇军打吗?”我回答: “一定打败你们!一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那个军官在远处喊道:“不是还和日本皇军打吗?可以开路了!”这时, 日军响起了军号, 日军士兵都在掩体后站起来了。持枪站好。有数百人。我从军几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战士们也都惊呆了。我们 17 人互相搀扶着往外走! 所有的日军都向我们行注目礼。我们的顽强抵抗战胜了他们!战场上的硝烟在微风中弥漫在我们和他们之中。夕阳西下, 如血的落日把大地万物染成暗红的颜色, 我们十几人互相搀扶着就这样看着夕阳在地平线消失。没人说话。

此情此景, 不仅这位从军几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没有见过, 我们在战时和战后的 60 多年的抗日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献资料中也未曾见过。而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又不是绝无仅有的偶然现象, 据有人回忆说, 当年在狼牙山五壮士跳崖之后, 追杀他们的日军见此情景都脱帽致礼。它们都无不形象而深刻地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性。究其原因, 日军的这种举动, 并不是他们内心多么仁慈善良, 而是他们的尚武精神使他们在更为勇武者面前无法不流露出敬意, 是一种更大的强悍战胜了强悍。这一面与他们凶残好战的另一面合在一起, 才愈发显示出作为侵略者的日军的人的复杂性。抗日文学只有写出日本侵略者作为人的这一面, 而不是简单的一般化地写他们凶残的一面,才能增进作品的生活深度与艺术深度。

( 三)

上述诸方面都是抗日文学创作中有待深化和突破的, 但是与这一切相比,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有待突破, 那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几乎已经模式化了的在战争中写人生的思维方式, 朝着在历史、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写战争的方向迈进。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抗日文学从问世到现在, 差不多都是把战争当作主要对象, 把远比战争更为普遍的人生内容都纳入战争的框架里来叙述。应该说, 在战争成为全民族的中心任务的时候, 这种处理是必然的, 也是恰当的。但是当战争成了历史以后, 再回头去重写它的时候, 这样处理就显示了它的短处, 那就是一旦将人生纳入战争的框架来写,势必使人生变得单纯甚至单调。但是, 事实上我们的抗日文学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 迄今为止, 还仍然缺少那种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背景上写战争的作品, 缺少在历史、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将政治、军事、人性、命运和生命哲理等多种内涵高度整合在一起的作品, 缺少那种在真实、具体、细致、深刻的描写中建立起来的包括上述诸多因素在内的恢弘的艺术佳构, 那种能让人用不同的尺子从不同方面去检衡的浑成之作, 也就是缺少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作品。虽然在上世纪末也曾出现过《新战争与和平》及《长城万里图》之类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作品, 但这些作品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渴望见到的走向整合后的浑成混沌的新的战争文学。因为规模大并不是走向浑成的标志, 宏大的规模和视野并不能改变视角和观念的单一所带来的作品的单向性, 再丰富多样的战争生活如果只从一个角度简单相加, 也仍然无法构成浑成融合。尽管这样的作品同样难能可贵, 但它与我们的期待还差得很远。因此, 正是从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了以往抗日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艺术缺失, 也使我们在欣慰于抗日文学所取得的创作成就的同时感到了几分不满足。缺失与不满足又往往是寻求突破的动因和前提。长期以来抗日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缺失和让人生起的不满足感, 也许正是抗日文学走向新的一轮突破的动因和前提。我们所希望于抗日文学的, 大体说是那种在历史、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9文化、人生的大背景上, 通过对具体事件的逼真描写,不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而且也展现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的民族意志和斗争精神; 不仅能看到对战争中的正义与邪恶的正确判断和艺术展示,也能看到在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基点上表现出的“非战意识”; 不仅能看到人在战争中的灾难, 也能在更高的基点上感受到人的某种命运感; 不仅能看到政治与军事、民族和国家, 也能看到道德与人性, 命运与生命哲理, 总之, 是一种经得住多种解读考验的作品。

这并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谈目标, 也并非是一种强人所难的奢望, 在中外战争文学的创作历史上, 都曾出现过这种成功的先例。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突出的代表。在这部作品中, 肖洛霍夫便把战争置于历史、人生和土地(顿河草原)的诗章中, 既是在写政治军事, 也是在写人生和命运。历史、文化、道德、人性和生命哲理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 构成一部浑然天成的内涵丰富的大作品。在中国战争文学的创作历史上, 同样有这种成功的先例。《水浒传》就是代表。它是一部战争文学,描写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战场生活, 运筹帷幄与金戈铁马的生活占据着作品的重要篇幅, 但它又不仅仅是战争文学, 因为在金戈铁马之外, 它又写了那么多普通的日常生活。官府的黑暗, 民间的哀怨, 仗义乐施, 爱恨情仇等等非常普遍丰富的生活内容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可以说, 施耐庵是把战争置于历史、文化、人生的背景下来写的, 其中的政治、军事、文化、历史、道德、人生和命运等丰富的内涵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浑厚浑成的大作品。中外文学历史上的这类成功创作, 都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抗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它向人们昭示着此条艺术之路的可以走通。其实, 仅从抗日文学创作的自身情况来考察, 也不难发现它内部的这种萌芽,因为在抗日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 这类作品都不时露过端倪, 只是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它们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远在抗日文学出现的初期, 萧红的《生死场》就露出了这种艺术迹象。这部被中外读者广泛喜欢的小说, 虽然是写沦陷初期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 属于抗日文学的范围, 但它又不是单纯地写战争(与《八月的乡村》恰恰相反), 而是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背景上来写战争, 既有抗日的政治、军事内容, 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审视; 既展示了民族的文化性格, 也表现出鲜明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更有从生命意识出发对生命现象的哲理思考。显然它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所希望出现的那种抗日文学都是重合的。由于这种创作不甚合于战争时代的社会需要, 它没有像与它同时出现的《八月的乡村》那样, 成为此后抗日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但是也并非没有后继者, 40 年代孙犁的抗日文学走的大体就是这样的路。孙犁的《荷花淀》乃至 50 年代完成的《风云初记》, 也都是将战争融合在人生中来写的, 在叙写冀中平原普通儿女的日常生活中, 展现了抗日生活, 因此, 出现在孙犁作品中的, 与其说是一幅幅战争的烽烟图, 不如说是一首首优美的田园诗。当然, 出于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追求, 孙犁不追求作品的丰富和深厚, 而是力图写得单纯透明, 因而有意摒除了其它诸种内容, 只注意从人情的角度来写抗日同生活。但是, 同样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孙犁的抗日文学也没有蔚成大观, 只是独自存在的空谷幽兰而己。在 80年代, 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的出现, 使我们又看到了这类抗日文学的身影。前文虽然说过莫言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写战争的, 但这只是就某一方面而言, 如果从总体上看, 莫言更接近肖洛霍夫和萧红, 他有意把抗日战争纳入了世俗生活亦即普遍人生的框架里, 让主人公戴凤莲、余占鳌的抗日壮举融于他们的世俗生活中。历史、文化、道德和人性的因素与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融汇在一起, 构成了多彩多姿而又斑斓绚烂的人生画面, 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这里所期待的新的抗日文学了。上述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的创作, 特别是抗日文学内部的这种初步成功的尝试, 都无不说明这条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只要作家能努力追求, 这样的作品便定会出现。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 还要求作家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生活的前提下, 对生活包括战争要有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 形成个性化的理解和体验; 同时, 也要对艺术思维方式进行调整, 要有意识地把战争放在历史、文化和人生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和叙述; 要写出人的生存中的战争, 而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人的生存。只有这样, 新的抗日文学也许能够出现。

当然, 在完成这一追求的过程中, 要有相应的外部条件。这样的作品之所以在此前几十年间未能真正出现, 其原因就在于缺少这种相应的外部环境。不论是时代的政治需要, 还是时间的距离因素, 乃至文坛自身的环境, 都不利于这类文学的出现。但现在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限制这类作品出现的因素都有了变动,有利因素已经充分显露出来。首先, 当年的那场战争影响、波及和渗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它本身经得住做多方面的开掘和整合, 它本身的生活容量足以保证这类作品的生成; 其次, 战争已成了历史, 在拉开时间距离后, 更容易使人形成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再次, 当下社会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活跃的创作气氛, 尤其是宽广的文化价值选择趋势, 给作家提供了更充分的政治、心灵和思维创造的自由, 使他们的探索不必畏首畏尾;最后, 近年来平静无波的文坛环境, 更给作家提供了不必左顾右盼、唯恐被急剧变幻的文坛所抛弃的稳定感,在没有了喧嚣和浮躁的环境里, 作家更容易潜下心来去创作这样的作品。因此, 一旦作家的创作思维有所调整, 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热情地期待着这种全新的抗日文学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