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西南聯大鑄輝煌

錢穆：西南聯大鑄輝煌

2010-09-02 15:49:10   華夏經緯網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盧溝橋，進攻宛平城，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28日，駐守北平的29軍宋哲元部撤離，不久北平城便落入敵手。

    平津淪陷後，北平各高校紛紛南遷，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併，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當長沙臨時大學組建的消息漸漸明朗後，留在北平的北京大學教授，除馬幼漁、孟心史、周作人等人外，其餘的人決定分批南下。北平淪陷後，北京大學老教授孟心史憂憤成疾，住進北平協和醫院。錢穆到醫院看望老友後，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與湯用彤、賀麟一起同行南下，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的學術生涯。

    錢穆、湯用彤、賀麟三人先到天津，在天津法租界六國飯店遇到了吳宓、毛子水及陳寅恪夫婦等人。他們11月7日相遇，10日，吳宓等人乘海船到青島，再改乘火車，經濟南、徐州、鄭州、漢口赴長沙，錢穆等人也在同一天乘船離開，繞道香港赴長沙。大約在11月底，錢穆等人到達長沙。當時，長沙臨時大學設有理、工、文、法四院，由於校舍緊張，文學院暫駐南嶽聖經學院。他們在長沙住了三天后，乘火車赴南嶽。經過長途跋涉的顛簸，終於在12月4日到達學校。

    聖經學院在南嶽衡山腳下，教授宿舍則在附近一山坡上，是一幢二樓層的樓房，有一個動聽的名字——停雲樓，要從山下登384級石階方可到達。錢穆最初在停雲樓獨享一室，12月18日遊山歸來，宿捨已遷移到山下樓上，原宿捨已由部隊軍官居住。山下宿舍原為中央研究院學人所住，因中央研究院有一半人移往廣西，故房間騰出供文學院教授居住。錢穆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樓上一室，樓下為圖書館和教室。室內有二個長桌、四盞煤油燈。每到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在燈下認真研讀《詩經》、《楚辭》，遇有新見解，則分撰成篇。吳宓講課一絲不茍，每晚必為第二天上課做準備，寫講課提綱，逐條書寫，寫定後再在每條下用紅筆勾勒。第二天晨曦初露，則起床出門，在室外誦讀，待諸人盡起，始返室中。沈有鼎喜談哲學，忘懷一切。他遇見學哲學的同道，不論教授、助教或學生，他可以走到你屋子來，或約你出去散步，談上三五個鐘點，“使得任何人感到疲倦不支，而他卻毫無倦容”。這種喜談論的性格，常遭吳宓批評，“你喜閒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不可在此妨礙他人”。

    國難當頭，客居他鄉，既激發了學者們的民族意識和著述靈感，同時也為他們交流思想、切磋學問提供了相逢的環境和條件。這麼多的哲學家、史學家、文學家都住在一棟樓裏，朝夕相處，切磋問學，的確是他們居北平時所未曾有的。

    南京失守之後，日軍沿長江西進，進逼武漢，轟炸長沙，教育部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

    臨時大學由長沙向昆明的撤退，按當時的說法叫轉進。此次轉進共分三路： 一路沿粵漢鐵路至廣州，到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再乘滇越鐵路火車抵昆明，吳宓、葉公超等人走的是這一路。一路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入滇。此路有聞一多、袁復禮、曾昭掄等師生三百多名，徒步經湘西、貴州前往昆明。這一路是遷滇人數最多的一支，為了安全起見，步行團由東北軍師長黃師岳中將任團長，臨時大學軍訓教官毛鴻任參謀長，採取行軍的編制和管理，于2月19日踏上征程。一路由廣西入滇，錢穆、湯用彤、賀麟、馮友蘭、朱自清、陳岱孫等人走的是這一路。此路乘汽車沿湘桂公路經桂林、柳州、南寧等城市，出鎮南關，繞道河內，再沿滇越鐵路經蒙自入昆明。

    “仰登飛鳥道，俯視萬峰低。”湘黔滇旅行團的師生們在湘西、貴州、雲南的崇山峻嶺中前進。經過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3 500余裏，終於在1938年4月28日抵達昆明，轉進的搬遷工作至此完成。這是另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長征”，從古都北平流轉長沙，再由長沙轉進昆明，行程萬里，歷經艱辛，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有人把這次西遷昆明與歷史上的張騫通西域、玄奘西天取經、鄭和下西洋相提並論，譽為我國“第四次文化大遷移”。這次遷移，為中國現代的教育和學術保存了元氣，的確不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長征”。

    長沙臨時大學遷滇後，改名為西南聯大。由於昆明沒有足夠的校舍，文、法學院移至蒙自。這裡原來是中越通商的一個重要城市，法國人在那裏建有海關，文學院就設在海關內。1938年4月，錢穆赴蒙自為學生講授中國通史。至此，半年多的輾轉流徙，方告結束。

    1938年秋後，錢穆除回昆明上課外，其他時間則卜居宜良山中撰寫《國史大綱》。《國史大綱》是錢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代表作，是一部享有盛譽、影響甚大的中國通史著作。這部書的寫作還是由他西南聯大的同事陳夢家兩夕話促成。陳夢家，浙江上虞人。早年師事徐志摩、聞一多，是新月詩派後期的一員健將。一天晚上，兩人在一曠地上散步，陳夢家力勸錢穆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錢穆回答材料太多，所知有限，他日當仿傚趙甌北(翼)《廿二史札記》體裁，就其所知寫成專題性的著作。陳夢家聽後不以為然，說“此乃先生為一己學術地位計，有志治史學的人，當受益不淺。但先生並未從全國大學青年和時代急迫需要方面考慮。先成一教科書，國內青年學子將受惠無窮，還望先生思之”。又有一天晚上，錢穆與陳夢家兩人散步路間，陳夢家再提此事，錢穆以流亡播遷中寫作不易，他日平安返故都再試試看作答。陳夢家又力勸，“此話不然。如他日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到那時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涌上心頭，那肯盡拋卻來寫一教科書。今日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寫，豈不駕輕就熟，而且讀者亦易受益”。當時錢穆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通史，因學校在播遷流離之餘，圖書無多，講授全憑口耳。而學生縱有興趣，卻苦於課外無書可讀，不能深入研究。有感於此，再經陳夢家言辭懇切的兩夕勸說，錢穆於是改變初衷，決定撰寫一本為時代所需要的通史著作。

    錢穆在岩泉下寺，除早晚散步，飽覽宜良山水外，盡日在樓上埋首寫作。後半年居岩泉上寺，寺已為一道士院，道士特辟出樓上為其居住。樓下階前有清泉，圍砌成兩小潭蓄水，潭有兩尺多寬，清泉映白瓷，瑩潔可愛。這裡環境清幽，是讀書著述的絕好地方。錢穆居上寺後，心情較下寺更為愉快，盡日操筆，寫作極快。他晚年回憶起當年的寫作環境時稱此段生活，有如“仙境”一般。

    錢穆卜居宜良期間，有不少西南聯大的同事前來拜訪。有一個寒假，陳寅恪來山中相訪，在岩泉上寺的樓上住了一個晚上，兩人曾在院中石橋上臨池而坐，陳寅恪說： “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陳寅恪兼史家與詩人于一身，天性涵具詩人氣質，而錢穆則是一個耐得住寂寞的苦學者，當初賀麟、湯用彤送他到岩泉寺時也有此問： “君一人獨居，能耐得住這寂寞嗎？”錢穆的回答是： “居此正好一心寫吾書，寂寞不耐也得耐。”

    1939年6月，錢穆完成了《國史大綱》的寫作。從1938年5月在蒙自開始撰寫，到第二年6月全稿殺青。書寫成後，他曾致書友人述撰述之不易，“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

    當時昆明屢遭空襲，錢穆怕書稿毀於戰火，決定把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時商務印書館已由上海遷往香港。1939年暑假，錢穆與湯用彤同行，由河內至香港，將攜帶的書稿親自面交王雲五，望其儘快付印。王雲五答應，書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舊廠印行。當時規定，書籍著作須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審查共分三類： 其一，審查通過即出版；其二，依照指示改定後才出版；其三，遵照指示改定後，必呈請再審。上海商務書館舊廠將《國史大綱》稿送重慶審查，批回屬第三類。批示稱此書出版當獲國人重視，故尤當鄭重，並要求把“洪楊之亂”改為“太平天國”，將此章內容重新改寫。商務印書館得批示後，不知錢穆已回蘇州侍母，發函至西南聯大。因久不得復，付印就擱置下來。

    錢穆在蘇州，因久不聞書稿出版，遂親往上海商務印書館舊廠探詢，得知審查意見。錢穆認為洪、楊起事與民族革命不同，如要改寫，可由審查處自己加以改定。審查處得函，乃批示照原稿印行，如此延誤近半年，至1940年6月始獲出版。

    《國史大綱》是民國時期有重大影響的中國通史著作。

    《國史大綱》出版後，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風行全國。1949年後，該書在大陸遭到了不遺餘力的批判，但卻在台灣、香港、南洋等地被定為大學歷史教科書，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子。

    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中，錢穆的史學既與民國時期主流派史學新考據派互異，也與20後半期居於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同，他在新考據派和唯物史觀派之外別樹一幟，是20世紀文化民族主義史學一派的代表人物。錢穆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發軔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國史大綱》的完成為其標誌。30年代中期以來，以考據名家的錢穆最終轉向對考據學風的批判，是因為他認識到一味埋首考據，不利於民族精神的發揚，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對考據派做不遺餘力的批判，這是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產生的內在動因；基於民族危機的刺激而產生的救亡意識是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產生的現實動因。自《國史大綱》完成後，錢穆學術研究的重點發生了轉變，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為中國文化招魂續命遂成為他一生的學問宗主和志業所在。

來源: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