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之父”——陳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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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薯之父”——陳振龍


2010-06-23 16:34:49         華夏經緯網

     甘薯原不產于我國,16世紀末由福州人陳振龍從“外番”引進,故稱“番薯”,陳振龍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甘薯之父”。

    陳振龍,福州長樂縣青橋村人(今長樂市鶴上鎮青橋村人),生於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自幼飽讀經書,年二十中秀才,後鄉試不第,遂棄儒從商,到呂宋島(今菲律賓)經商。振龍見當地到處種有朱薯,可生吃也可熟食,容易種植。他以敏銳的眼光認識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聯想到家鄉“閩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貧,賜雨少愆,饑饉存至,偶遭歉歲,待食嗷嗷”,若把朱薯引種鄉土,將是一件造福萬民的大好事。於是,潛心學會了朱薯種植之法,等待時機。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陳振龍不顧當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準帶朱薯出境的禁令,花鉅資購得幾尺薯藤,將薯藤絞入吸水繩中(另有“編入藤籃”、“封裝于竹筒中”等說法),藏匿于船中,經七晝夜航行,終於將薯種帶回故鄉福州。

    這一年大旱,五穀歉收,福建巡撫金學曾為此大傷腦筋。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向巡撫金學曾呈報《獻薯藤種法稟帖》,彙報其父帶回薯藤的經過,並說明呂宋種植朱薯之利,建議試種朱薯以解糧荒。金學曾對陳振龍涉險帶種而歸的義舉大為稱讚,命其覓地試種。陳振龍父子依照土人傳授種植之法,在達道鋪紗帽池舍旁空地試種。7月份種下去,4個月後啟土開掘,朱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可以充饑。陳經綸再上《獻番薯稟帖》,稱番薯適合東西南北種植,懇切請求金學曾“乞廣生民計,通飭各屬效文栽種,以裕民食”。金學曾採納建議,通令各地如法栽種,大獲豐收,閩中饑荒得以緩解。閩人感念金學曾之功,將朱薯改名金薯,又因來自“番國”,俗稱番薯。

    陳振龍的後代子孫“克承世業”,一直致力於將番薯引種、推廣到全國各地,功績卓著。陳振龍的曾孫陳以柱在浙江省鄞縣試種番薯,把番薯從閩中推廣種植到長江流域。乾隆年間,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把番薯引種到山東,在北方各地推廣。他不僅贈送薯種和傳授技法,還四處自費張貼招貼,動員百姓種植番薯。匯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甘薯專著《金薯傳習錄》,該書保存了番薯從國外引種並推廣到全國各地的歷史資料,是寶貴的農業科學史文獻。陳世元的三個兒子陳雲、陳燮、陳樹繼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經商的機會,將番薯推廣種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帶。陳振龍家族成為我國歷史上惟一的農作物推廣世家。陳振龍一家七代不僅積極致力於番薯的引種、推廣,還將種薯技術傳授親戚朋友,把番薯推廣到更多的地方。陳以柱將薯種與種植技法傳授給莆田人徐緩攜往江浙傳植,陳世元攜同好友余瑞元、劉曦到山東傳種。據四川地方的方志記載,當地的番薯是由陳世元的朋友引種、推廣的。

    番薯極易種植,產量極高,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糧。若遇旱澇歉收的年歲,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饑的重要食物。古籍記載,荒年時,“鄉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從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傳入我國,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國推廣番薯。這近二百年,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的高峰期,糧食供給壓力增大,自然災害頻仍,百姓常受饑荒之苦。番薯有效地解決了日益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番薯的種植也推動了我國封建社會末期土地的開發和利用,加快了這一時期社會人口的增長。

    陳振龍及其子孫雖出身布衣,商賈為業,卻一心情係民生,花費了七代人的錢財和心血,引種、推廣種植番薯,終有所成,澤被蒼生,功德無量,為後人紀念。晚明史學家何喬遠曾作《金薯頌》稱讚陳振龍引種之功。清代中期,百姓在福州、福清等地建報功祠,主祀金學曾,配享陳振龍、陳經綸、陳世元。道光年間,福州人何則賢又在烏石山清冷臺建“先薯亭”,紀念陳振龍把番薯傳入中國的大愛行為。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曾賦詞頌揚陳振龍“挾入藤籃試密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勳當得比神農,人誰識?”1998年8月,長樂市委、市政府為紀念和弘揚陳振龍的愛國精神,在陳振龍故鄉青橋村建立了一座陳振龍紀念亭。2008年又建陳振龍紀念館,成為長樂市重要的人文景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

來源:福州晚報